从当前经济形势来看，调结构、防通胀、保民生仍将是下一阶段宏观调控的重要议题。如何实现这几方面的平衡？不少专家认为，保民生尤其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不仅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实现宏观调控整体目标的关键步骤。

　　提高居民收入是应对通胀的良方

　　与近来物价上涨形成对比的是，部分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参与十二五规划调研的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近日表示，我国近10年，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不如GDP。上半年全国总工会一项职工收入调查显示，有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

　　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影响更为突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认为，不同收入阶层对通货膨胀容忍度和感受是不同的。对高收入高财富的群体来说，可以在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涨的背景下调整财产的配置，从中不但资产值不会下降，反而受益。但对于中低收入阶层，拿到的工薪除了生活开销外，如何拿出多余资产去不同资产种类间配置？如何取得投机性收益？因此，梅新育认为，中低收入阶层在通胀间承受的更多是损失。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经济学家成思危表示，对于通货膨胀我们一定要警惕。但也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收入增长高于通货膨胀就不怕。对此，不少网友戏称：“跑不过刘翔可以，跑不过CPI万万不可以。”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通过“努力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生产率提高同步”的“两个同步”，调节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公共服务的公平性，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如社保、医疗、教育等在城乡之间分配的差距，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将这些方针变为群众切实感受到的现实，在物价高企的当下变得尤为迫切。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调结构的关键

　　不少专家提出，提高百姓收入是我国目前发展的重中之重。必须通过收入政策的根本改革，从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入手，提高居民收入、劳动报酬比重，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并做好社保、医保、养老保险等各项保障体制。现在宏观层面听到最多的就是“调结构”，从对进出口的过度依赖，从单一的投资拉动经济模式，向消费结构调整过渡。而拉动消费，最根本有效的是调整收入结构，也就是提高老百姓的收入。从“国富民强”转向“国强民富”！

　　湘财证券的研究表明，解决消费问题最大的瓶颈在于居民收入的提高：“虽然表面上看近年来我国社会零售总额一直增长，但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中国的消费率近40%，离60%和62%的国际正常水平有很大的距离，也小于‘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储蓄率过高，而在于居民收入，尤其是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下滑。这需要从各个方面提高居民的名义收入与福利收入，并解决养老、医疗与教育的后顾之忧。政府在这方面的大规模投入会形成另一个倒逼机制：推动政府把口袋里的钱从投竞争性行业改放到民生上面，与民争利等诸多问题到时也能自然解决。”

　　《南方日报》评论也认为，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缓慢的根源在收入分配失调。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着明显的“三个集中”的趋向：

　　一是从社会和政府角度看，国民收入不断向政府集中。近几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4年的10.4%提高到2008年的20%；

　　二是从劳方和资方角度看，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企业集中。1996年~2007年，我国企业盈余份额占GDP的比重从19.3%上升到31.3%；

　　三是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角度看，国民收入不断向垄断行业集中。

　　目前我国收入最低行业与收入最高行业的收入差距高达15倍。这“三个集中”最终导致“两个比重”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不断降低。前者由1990年的53.4%下降到2007年的39.7%，后者由1995年的67.3%降低到2007年的57.5%。

　　企业利润不断蚕食工人工资，结果资本收益和劳动报酬比例失衡难以避免。于是，一方面，企业在高利润的驱动下，必然导致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攀升。另一方面，居民劳动收入在整个要素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越来越低，导致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低下，消费支付能力不足。这样，生产能力的过剩与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必然导致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同样，劳动力报酬过低使人力资本得不到补偿，劳动力素质也就无法提高，从而阻碍了技术升级。因此，调结构的首要任务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因此，收入政策改革才是调结构的关键。“十二五”规划已开始注意到收入政策问题，十七届五中全会确立 “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原则预计将被写入“十二五”规划，从而让更多的人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为一种可期的目标。

　　警惕防通胀口号下的工资增长停滞

　　许多人担心为了防通胀，政策趋向可能转变，这是否有可能阻碍劳动者工资增长？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就此表示，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今年两会前和两会期间，还有今年上半年，中央领导和一些社会舆论，都普遍在呼吁要提高“两个比重”，要合理增加劳动者工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及至今年7、8月，由于二季度经济运行速度稍有减慢，对三、四季度经济是否回落有所担忧，渐渐地，提高“两个比重”的调子有所降低。

　　现在，更有观点认为，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不是要增加工资，而是如何保企业、保就业的问题。对此，我还是持原有的看法：不应把保企业、保就业与合理适度增加工资对立起来。因为中央一再申明，国家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调结构、转方式。中央领导也一再说，要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放在调整经济结构的首要位置。这里就包含了提高“两个比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合理增加工资等相关内容。

　　所以，只要是在经济发展、GDP继续增长、企业效益提高的基础之上，合理增加工资，合理提高居民收入，就是调整经济结构的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之一。这一点不应发生动摇。

　　对于“增加工资就会进一步推动通胀、影响就业、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观点，苏海南认为是片面的：“我们都知道通胀一般都是由于货币发行过多所造成的，或是某些方面商品供求短缺和囤积居奇垄断市场所造成的，并非由于老百姓收入增加所造成的。除非劳动者收入超过劳动生产率过快大幅度增长，政府又多印钞票，才会形成工资成本推动型通胀。目前，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情况。”

　　因此，防通胀不应首先防在控制职工工资和居民收入的合理增长上面，而是应该首先找准当前可能引发通胀的源头。比如，该控制货币发行量增加时，就应该控制；又如那些“蒜你狠”、“豆你玩”的食品价格上涨过快，就应对其中的炒作因素采取措施。

　　“从宏观上来看，这些年，是利润侵蚀了工资，农民在收入方面更是做出了很大牺牲，给他们适当合理地增加一些收入，带有一定还账的性质，是不会影响到就业，也不会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发展的。何况今年一、二季度GDP仍有较快增长，下半年也没有大幅下降的趋势。”《华夏时报》文章据此认为，现在具备继续合理提高工资，提高居民收入的经济基础。特别是我们现在并没有片面过分地涨薪，除了前些时候部分外企、民企劳动者有所谓涨薪浪花外，并未形成所谓的“涨薪潮”。所以，不要把保企业、保就业、保增长的条件简单聚焦在控制工资、收入的合理增长之上。

　　当前，“十一五”马上要结束，“十二五”即将开始，还是要把企业的生存发展、就业、工资和居民收入增加等统筹考虑。只要“蛋糕”能做大，就应让老百姓收入有相应的增加。这是调整我国经济结构和保持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一有经济发展速度的些微波动，首先想到的就是控制职工工资、居民收入的增长，而不是想其他的应对之策，将无法真正实行和实现经济结构特别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也无法实行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