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中国需要外交新策略

　　□ 刘世强  金君达

　　作者简介

　　刘世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金君达：北京大学元培实验班学生

　　2010年是世界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一年，也是中国持续加速崛起、国力显著提升的一年。

　　在此背景下，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呈现出空前复杂的局面，中国外交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不安的国际局势

　　中国外交在2010年面临的挑战更加令人印象深刻。2010年年初以来，国际社会一改金融危机时期对中国的热捧，开始以严厉的眼光看中国。新的对华消极舆论，西方媒体继崩溃论、威胁论和责任论之后又抛出“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被动反击看成是中国不再低调谦虚的进攻性行为。而这期间，中国的外交局势也开始恶化。

　　中美关系恶化。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默契配合，到如今中美关系恶化，不过短短两年，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意图十分明显。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紧张态势。钓鱼岛问题的再度凸显使得近年来相对稳定的中日关系急剧恶化，东盟国家也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频频发难，并呈现出某种针对中国的联合趋势。

　　俄罗斯的西向。近两年来俄罗斯在核裁军、伊朗核问题等重大国际问题上主动向美国靠拢，以换取美俄关系的修复。今年7月12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俄驻外使节及国际组织常驻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俄要与自己的主要国际伙伴——首先是德国、法国、意大利、欧盟和美国——结成特殊的现代化联盟。这意味着俄罗斯未来外交的首要方向是西方，这无疑为中俄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外界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

　　这些新问题看似是中国外交在不同领域面临的挑战，但其背后却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是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动下各种主观与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客观原因来讲，中国GDP的增长速度超出了外部世界的预期，导致出现了对中国的严重不适应感。金融危机爆发前，国际经济学界即使最乐观的估计也只是预测中国GDP将于2015年超过日本，而事实是中国GDP在今年第二季度就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国内普遍更加看重人均GDP排名因而反应相对低调，但这一变化却触动了外部世界的神经，进而产生出新的对华集体认知和政策行为。

　　总体而言，面对中国崛起，外部世界存在三类基本态度：第一类是真诚欢迎中国崛起。持这种态度的大部分国家在地理上距离中国比较远，在现存国际秩序中屡屡受西方欺负，经济发展和国家实力相对落后，大多分布在非洲、拉美、中东和东欧地区。这类国家数量不少，但由于在国际上缺乏话语权，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第二类是对中国发展抱有暧昧心态，既希望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和战略协调，又对中国的迅猛发展和利益伸张感到惶恐不安。第三类则对中国崛起怀有敌视的取向。其中又可细分出三种国家：即现存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在历史和现实中与中国存在纠葛的周边国家；嫉妒中国优异表现的新兴大国。中国崛起加剧了这三种国家对华的戒备心理和对抗态势，他们相互间呈现出某种联合趋势，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外交的上述麻烦。

　　中国外交面临新挑战

　　中国外交遭遇各种挑战还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就中国方面而言，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行检讨：

　　第一，中国没有充分估计到其迅速发展可能引起的外部反应。如前所述，面对中国GDP超过日本这一事实，决策精英和战略界反应十分低调，这是他们对中国国力增长不平衡性时刻保持清醒的结果，但这种自我谦虚的态度有可能被外国人解读为“中国中心主义”。也就是说，外国人十分看重的经济增长成就在中国精英眼里却是理所当然、无动于衷，这不能不引起外部世界的焦虑。

　　第二，国力上升导致中国人自信心开始膨胀。在国力弱小时期，中国社会在奉行经济优先、和平发展的战略取向上具有高度共识。但随着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中国国内舆论中出现了“中国不高兴”、“中国必胜论”的强硬声音，否定“韬光养晦”战略的论调也并不少见。对于外部世界的挑衅，中国人在心理上更加敏感、在行动上也异常坚决。而这种舆论变化恰恰为外部世界对华采取强硬姿态提供了有利“依据”。

　　第三，中国外交的决策过程日益复杂，外交的内在统一性有所弱化，言论多元、政出多门，常常向外部世界发出相互矛盾的信号。具体而言，中国外交的决策过程与过去相比出现了新变化：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导致利益集团在外交上的作用凸显；社会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对外交的影响不容忽视。所有这些变化使得外交政策的对内协调越来越困难，有可能引发战略设想之外的不可控的后果。

　　外部因素不可忽视

　　今年以来，美国高调回到亚洲，奥巴马甚至明确宣称自己是一个“太平洋总统”。美国重返亚洲的基本动因首先是华盛顿全球战略重点的转移。应该说，这一过程从冷战结束之初就开始了，但美国在战略重点的选择上一直左右摇摆，并不坚决；“9·11”的发生使得反恐成为美国的核心议程，战略东移一度陷入停滞。奥巴马执政以后，美国开启了全面回归亚洲的战略进程。美国全球战略向亚洲的转移有三个原因：(1)美国的海外经济重心发生变化，美国与亚洲的贸易额是其与欧洲贸易的两倍，美国经济的增长也越来越依靠来自亚洲的资金；(2)中国成为美国安全的首要关注点。在美国战略家眼光中，中国是唯一有能力挑战其霸主地位的国家，美国战略转移是应对中国崛起的安全需要；(3)社会多元化导致亚洲因素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上升，美国经济持续向以加利福尼亚为代表的西部转移，奥巴马的个人背景也有深刻的亚洲烙印。这些因素为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提供了社会基础。其次，美国重返亚洲是对过去战略失误的弥补。过去10年，美国全力关注反恐，卷入到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当中。美国对亚洲是口头重视、行动缓慢。而恰恰在这10年内，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迅速扩展，地区合作进程不断深化。因此，美国战略家担心被排除在亚洲合作之外，具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主张全面回归亚洲以重塑对其有利的地区安全秩序。

　　美国重返亚洲与周边国家的战略转向不谋而合。对于中国崛起，周边国家心态复杂，在享受中国经济增长好处的同时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深感不安，普遍希望借重美国来对中国进行制衡。在日本，鸠山由纪夫的辞职表明日本依靠美国安全支持的需要大大超过了其寻求“正常国家”的努力，任何动摇美日同盟的尝试都将面临巨大阻力；小国的生存逻辑也使得东盟国家必须在大国之间保持平衡，以维持其独立性。面对中国在东亚的实力拓展，周边国家纷纷向美国示好，通过引进美国以达到地区力量平衡的政策目标。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回归亚洲和周边国家的制衡努力存在内在的问题。对美国来说，美国在力量出现衰落的情况下，企图利用周边国家对华的防范心态，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客观矛盾上煽风点火、借力打力。然而，周边国家对力量平衡的天然追求意味着全面倒向美国，进而构筑反华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并不大。相反，周边国家希望美国对抗中国的意图也难以实现，理由在于美国经济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都是复苏缓慢、增长乏力的状态，阻挡中国发展将是“心有余力不足”。因此，美国和周边国家都有对对方不切实际的期待，双方的蜜月期难以长期维持。

　　我们的因对之策

　　对于中国外交存在的问题，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首先，中国外交遭遇的困境是大国成长的必然“烦恼”，并将伴随着中国崛起的整个进程。基于洲级大国规模和十亿级人口的现代化，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和过激行为再正常不过，我们不必过于惊恐国际社会的对抗性举措，以平常心待之。

　　第二，我们需要对中国崛起对外部世界造成的不适应症有所准备，加强学理研究、战略统合和心态调整，积极开展沟通与对话，引导国际社会认识中国开放合作的一面。

　　第三，加强内部的政策协调，继续在政策透明、引导舆论和塑造共识等方面的努力，争取为外交工作的开展提供良好的国内支持。

　　第四，稳定中美关系仍是中国外交的重点。在中美力量差距显著缩小的背景下，美国的对华战略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特别需要关注的是，美国的国家性格正在发生微妙变化，从乐观、自信的心态转变为悲观和不自信。细致的对美外交有助于引导美国制定出理性共赢的战略取向，相反则可能导致美国偏激化的政策行为。

　　最后，正确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需要在外交布局中将周边国家置于更重要的位置，谨慎使用自己的力量，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承担起维持地区秩序的应有责任。

　　从接轨转向重构规则

　　——2010年中国经济外交回顾与展望

　　□ 梅新育

　　作者简介

　　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邮电大学兼职客座教授

　　2010年将尽之际，最能显示这一年中国经济外交成功和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相对地位上升的，莫过于接连召开的两场最高层次的经济外交活动：

　　从在韩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到在日本横滨举行的第十八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会前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某些势力煞费苦心营造围攻中国的态势，从不断提高稀土之争的调门；到将全球“货币战争”归咎于中国而企图压迫中国迅速、大幅度提升人民币汇率；到强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rans-PacificPartnership，缩写为“TPP”)而隐含架空亚太经合组织之意，再到奥巴马在两大峰会前夕访问印度、印尼，无不以中国为矛头所向；即使在陡然升级的中日钓鱼岛争端背后，山姆大叔操纵的身影也隐约可见。

　　然而，胡锦涛主席访欧和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华的穿梭外交打破了“遏华”西方阵营最坚固环节之一，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声浪执意实施第二轮定量宽松更把众多国家推向美国的对立面。

　　结果，G20峰会通过的公报没有纳入美国事前极力主张的“汇率低估”问题，反而提出了“要避免各国货币的竞争性贬值”，由于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美国蓄意实施“弱美元”政策，这种提法实际上可以被视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含蓄指责；公报提出“在金融监管中更好地反映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观点”，“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具有恢复力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将发展问题纳入公报，更是中国等发展中成员国主张的胜利。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其欧洲盟友，舆论普遍认为奥巴马的亚洲十日行遭遇失败，乃至“彻底的失败”(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语)，中国领导人则是在两大峰会上“优雅地离开”。

　　我们可以看到，2010年发生的上述事件为中国从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适度推动重构规则(或规则演化)的进程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未来10年调整中国与外部关系的关键都在于认清并接受、顺应中国从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适度推动规则演化的趋势。

　　为什么？这植根于所谓“国际惯例”(或“国际规则”)的两重性以及中国向历史常态回归的必然趋势。

　　所谓“国际惯例”，有体现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部分，是值得我们吸取的人类文明共同成果；也有只具备局部、暂时正面作用的部分，有些做法更是仅仅体现了某些发达国家甚至这些国家内部某些利益集团的诉求，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甚至侵犯了人类良知的基本底线，即使在发达国家国内也不可避免遭到激烈抨击。前几年某些西方大型制药厂商出格的艾滋病药品专利要求就是如此，最终他们不得不在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抨击下回归社会公德准则。对于这类“国际惯例”，我们该做的不是接轨，而是抵制。也正因为如此，所谓“国际惯例”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不过是大国意志的体现而已。正因为“国际惯例”有这样的两重性，而且必然因力量对比变化而相应调整。因此，随着未来十年中国综合国力的相对提升，中国必将从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向适度推动规则演化。

　　转向重构规则不是对“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抛弃，而是扬弃，正如“与国际惯例接轨”是对此前“自力更生”的扬弃而不是抛弃一样。从1949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宣布取消对华全面贸易禁运，新中国对外战争的胜利和自力更生初步建立完整产业体系、实现工业化的成就为中国赢得了大体平等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资格，在此基础上启动的“与国际惯例接轨”才能使中国受益，而不是沦入附庸地位不能自拔；“与国际惯例接轨”超乎预计的成绩使得中国更早地触及现行“国际惯例”的天花板，重构规则的必要性由此浮出海面，历史就是这样螺旋上升，不断发展。

　　毫无疑问，重构规则要求我们付出相当大的努力，然世事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凡后起国家“赶超”取得了相当成就之后，必然面临是继续“赶超”还是“被赶超”而昙花一现的抉择。因为新兴大国在“赶超”守成大国前期的初步成功会削弱其赖以起家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价格竞争力，从而创造自己被其他后起者“赶超”的可能性；更因为对于力图维持霸权的守成大国而言，除了直接阻挠新兴大国“赶超”之外，扶植其他发展中国家赶超新兴大国，令新兴大国“赶超”不成反“被赶超”，无疑更是上上之策。近年来西方热衷于唱多某几个后起发展中国家并动辄将其与中国相提并论，不过是上述守成大国策略的具体表现而已。对国际战略竞争的险恶，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来不得半点天真。一个国家也只有通过推动重构规则，向世界展示自己有能力提出更公平合理而且可行的规则，才能永久地提升自己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重构规则不仅是中国利益所在，也是国际社会公利之所在，因为守成霸权独揽规则制定大权的局面已经极大地激励了霸权国家的道德风险。让我们看看已成众矢之的的美联储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吧！中国、德国、巴西、南非……一大批本来国情和立场观点迥异的国家在反对美联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上找到了共同点，美国此举遭到了众多国家财经高官的公开质疑，各国舆论更是口诛笔伐。但美国是一个开宗明义公开宣布其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国家，又占据着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国家地位。任何经济政策，只要不是与别国达成了“恐怖平衡”以至于有可能两败俱伤，无论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多么巨大的冲击，只要美国统治集团感到国内政治和国际竞争中有此需要，他们就有强烈的内在冲动将其付诸实施。其他国家目前尚缺乏有效手段制衡其道德风险，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被动跟随，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就是如此。

　　美国不是不知道第二轮定量宽松将给除美国之外几乎所有国家带来的冲击。问题是这种冲击恰恰是他们想要的东西，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成本、收益分担不对称的特征又为他们实现这一目标创造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兰德尔·海宁(RandallHenning)直言，美国常常以美元贬值手段强迫日本、德国被动参与国际货币合作并承受不对称的影响。在经济政策合作的博弈中，“先行优势”意味着只要美国率先采取行动而欧洲、日本被动跟随，美国就能够靠牺牲跟随者的利益来增加自己的福利。几十年过去了，这一点并未根本改观，各国对美国第二轮定量宽松口诛笔伐之后，仍然不得不增持美国债券，为美国人买单。要约束霸权国家道德风险承担起较多责任，这是中国这样一个负责任大国最高层次的负责任表现。

　　重构规则，约束霸权国家，并不意味着我们追求与霸权国家全面冲突，而是要坚持斗而不破。这不仅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也是为了防范某些后发国家的道德风险，避免我国为人作嫁。为了赢得独立自主之权利，我们曾不得不在立国伊始就卷入同美国的大规模热战，不得不忍受全面贸易禁运的煎熬，不得不在核威胁阴影下以急行军的干劲推进国家工业化……

　　如果不是为了与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较量，西方世界也不可能向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开放市场，倾力扶植其成为阻拦共产主义浪潮的“防波堤”，更不用说他们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朝鲜、越南两场热战先后给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直接创造的“特需景气”了。但是，当中国结束与美国的全面对抗、开始重新进入世界主流市场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从来不曾感谢中国为其创造了发展环境，而是肆意轻薄讥笑中国人均收入的暂时差距。现在，既然我们已经赢得了独立自主之权利，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次为人作嫁。

　　原则确定之后，落实原则的关键就在于什么样的策略最符合中国利益。我认为，策略可以划分为被动策略(或防御性策略)和主动策略两类，前者是面对既有的规则根据本国利益加以取舍，意在维护本国利益；后者则是主动引导确立符合本国意愿的规则，意在促进本国利益；“维护”与“促进”并不完全等同，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和更有效实现前者的手段。如果说前者体现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那么后者就是我国作为一个新兴自信、负责任大国所必须承担的责任。片面的防御性策略容易形成扭曲的“受害者”心理，进而落入恶性循环；积极的主动策略则有助于形成平和、宽厚的大国国民心态，进而上升启动良性循环。在较低的层次上，我们不能总是消极地应对别人制定的规则，那样在国际经济政治角逐中永远无法摆脱被动处境；在较高的层次上，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只有积极、有条不紊地参与乃至主导制定国际规则，才能对整个人类的福祉作出我们应尽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