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寿光市孙集镇石门董村的菜农正在为大棚加盖保温用的草帘

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内，菜农们凌晨2点就赶来卖菜

凌晨4点是北京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石门董村50多岁的菜农董彦泉在自家大棚里给黄瓜掐秧

　　蔬菜涨价的动力

　　北京市农业局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目前北京蔬菜平均价格为每公斤3.1元，比去年同期上升50.5%，创历史最高水平。短短几年，随着资本力量的壮大与土地资源的紧俏，蔬菜市场买卖双方的地位已经改变。

　　记者◎魏一平   摄影◎黄宇

　　从卖菜难到收菜难

　　本刊记者来到被称为“中国蔬菜之乡”的山东省寿光市，发现百姓吃菜并不便宜，与北京菜价相差无几。“以前走街串巷卖菜的小贩很少见了。”老牌批发商仁学清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蔬菜单位利润不高，只能把量做大。”他是天津蓟县人，1995年就来到寿光，批发蔬菜到北京新发地，“当时愁销路，谁有市场谁就存活”。这些年，仁学清的运输车辆不断加大，从六七吨到十几吨再到现在的三十几吨。他已经不用再亲自下村收菜了，每天早晨天不亮，8队人马、8辆小货车都会奔赴十几个村子，他的角色变成了总指挥。

　　29岁的小高，现在率领着仁学清8支收菜队伍中的一支，每天凌晨4点多钟就会开着自己新买的本田车去寿光的石门董村收菜。“土匪市场”，这是小高和仁学清对菜市场的一致评价，为了收菜，打架已经是家常便饭。只不过，“前些年收菜的少，卖菜的多，有时候压价会跟菜农打；现在收菜的多了，为了抢菜跟同行打”。小高算是收菜队伍中少见的女孩儿。“打过，当然也打过。”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本刊记者。抢菜是她每天最头疼的事儿，天还没亮就到村口占据有利位置，看着远处乡间土路上开始有车灯闪烁，就急急迎上前去，那是菜农的三轮车。“有时候为了迎接一车菜，要跑出去1公里，人家还不一定卖给你。”由于每天早上都跟“打仗”一样，小高的嗓子已经嘶哑得几乎说不出话。

　　从卖菜难到收菜难，代表市场格局的转变，由买方主导转向卖方主导。“现在是货源决定生死。”仁学清告诉本刊记者，去年北京新发地市场上能到30吨的送菜大户才有9家，今年就达到了17家，批发规模翻了几番，但销路还是不用发愁。寿光物流园的情况也差不多，每天凌晨两点多钟，那些晚上22点就起来摘菜的菜农，就会开着三轮车前来卖菜，批发商们为了争抢菜源忙得热火朝天，低至摄氏零下的寒气也挡不住他们大汗淋漓。

　　凌晨4点是北京新发地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普通蔬菜交易的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卡车按照品类排开，前来上货的二级批发商一般都开着面包车，路上拥挤不堪，喇叭声震天。据统计，每天有多达4万辆车从北京四环内来这里采购，1万个销售商，数十万个运输商、经纪人与采购商在此聚集。新发地批发市场常务副总张月琳告诉本刊记者，近5年新发地每年的蔬菜批发量从30亿公斤增长到了近40亿公斤。

　　蔬菜需求的增长，如果以北京为例，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但仍可以从新发地市场的发展得以窥见。张月琳介绍，虽然新发地每年的蔬菜交易量增长了10亿公斤，但所占北京市场的份额仍然维持在2/3。新发地市场统计部经理刘通给本刊记者算账，每人每天的蔬菜消耗量大约1公斤，剔除损耗，实际吃到嘴里的净菜也就是0.5公斤。公开数据显示，2003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为1456万，这一数字在2009年末达到1972万人。按此计算，每天的蔬菜需求量大约为2万吨，每年要吃掉700万吨。

　　再看产出，虽然官方强调北京本地蔬菜的供应率为35%，但不止一位业内人士向本刊记者表示，这个数字近年已经有所下降，“能到25%就不错了”。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本市蔬菜产量从2004年的489万吨，下降为2009年的317万吨，减少35%。最近几年，蔬菜自给率甚至成了相关部门讳莫如深的敏感数据。曾参与北京市农业发展规划的北京农林科学院农业综合发展研究所首席专家文化向本刊记者回忆，上世纪90年代启动“菜篮子”工程时，北京蔬菜自给率尚在40%以上，当时主要解决市场供应短缺问题，但随着周边省市供应增多，北京本市农业逐渐从传统种植向现代观光转变，“要产值不要面积”。

　　这样做的后果，文化告诉本刊记者：“‘非典’的时候就遇到了大麻烦，一旦进京的道路断掉，蔬菜进不来，当时北京自己的蔬菜只够勉强支撑3天。”按照他的测算，要保证北京的城市供应，耕地面积360万亩是条红线，“但现在已经跌到345万亩了，并且每年还在以10%的速度减少，产值是提高了，但如果农业单纯算经济账，会有大问题”。

　　资本的力量

　　作为买方的北京，土地减少，人口增加，蔬菜供应紧张已经初现端倪。与之对应，占到北京蔬菜市场1/6供应量的寿光，这几年的蔬菜种植也在悄然变化，旺盛的需求下，资本纷至沓来，劳动力开始成为紧缺资源。

　　本刊记者到达寿光市孙家集镇石门董村的时候，已经是14点，50多岁的董彦泉正和老伴在自家大棚里给黄瓜掐秧。种菜是个没白没黑的辛苦活儿，每天凌晨两点钟，老两口就要起身到大棚里摘黄瓜，这样才能赶上天亮前的交易，一直忙活到现在还没合眼。即便是相对简单的黄瓜种植，从种下去开始，55天后收第一茬，此后每天都要采摘，还有不间断的掐秧、落蔓、拾叶、施肥、浇水……每7天还要喷洒一次农药。“种菜最辛苦，没有一天能闲着。”董彦泉两口子上了年纪，倾尽全力也只能照料一个大棚。

　　不过，现在像他们这样事必躬亲的菜农已经越来越少了。寿光种植蔬菜的历史比较长，自从1989年引进冬暖大棚以来，一般的菜农已经种了十几年。“这两年，有点积蓄的老百姓，雇人干活的越来越多了。”石门董村村支书董彦波告诉本刊记者，“以前老百姓自己的工夫不算钱，多少能挣点就行，但雇人干活就不一样了。”传统种植模式正在悄然改变，随着菜农资本力量的壮大，外来劳动力介入，拉高成本最为明显。

　　董彦波有两个黄瓜大棚，每个大棚一年能产出5万元左右，粗略算下来，光雇工成本就要达到4000多元，比去年翻了一番，“去年请一个50多岁的妇女拾菜叶，一天也就30元，现在要60元”。董彦波说，雇工投入大约占到种植成本的1/5，更为庞大的支出在于前期的建设成本，“现在建一个大棚要8万元，相比两年前整整涨了一倍”。这其中，水泥、薄膜、草帘子等基本材料费用占一半，“100米的大棚，草帘子就要8000元，前年还只有4000元”。另外一半上涨的费用，仍旧是劳动力价格上涨引起的，“一个建筑工一天的工钱至少120元，而两年前是六七十元。现在大棚更大更高，以前老百姓甚至可以自己盖，如今只能全靠建筑队。”劳动力价格上涨，层层传导。

　　在寿光采访，无论是菜农，还是中间商，第一感慨的总是“雇人贵，雇人难”。两年之内翻一倍的速度，成为大家感受最为明显的部分。万友劳务市场是寿光市最早也是最大的劳务市场。上世纪90年代末期，市区北侧聚集了几十家工厂，旁边的前朴村因为离得近，找活干的人自发而来，村里拿出几间平房，慢慢形成了劳务市场。现在，劳务市场有了专门的服务中心，每天天刚亮，就会有三四千名农民工前来找活。“这两年找活的人数基本没变，但用工缺口越来越大。”万友劳务市场的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寿光一共有三四个这样的劳务市场，现在明显感觉不够用了。”

　　在寿光农产品物流园，用工紧张更为明显。本刊记者早晨6点钟抵达的时候，高峰交易已经接近尾声，但来来往往的工人仍然不得闲，用平板车把卸下来的蔬菜运往理货区进行打包装车。“一辆平板车至少3个工人，物流园有几百辆平板车，算上卸车、包装与装车的工人，每天至少需要三四千人。”物流园交易管理部经理张南告诉本刊记者。雇不到人干活是经销商们最头疼的事，因为每天的交易高峰也就4个小时，相对需要些技术含量的装车工只好连轴转，一天装两三辆车，一车120元。在物流园自建的“农民工之家”里，稀稀拉拉坐着20多个人，他们都是刚刚干完一单活，来这里等待下一单的。“一天挣200块也就收工了，不用像前两年那样发愁没活干。”来自济宁的小王告诉本刊记者，像他这样20多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这几年村里出来干活的并不多，“附近厂子多了，能上班的就不出来，嫌累”。

　　像小王这样的人，成为城市务工者之后，对于蔬菜市场来说，从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即便在以种菜为生的石门董村，这种情况也并非没有。村支书董彦波告诉本刊记者，村里2300口人，除去老人和小孩，分摊到1300个大棚上的青壮年，也就是一个人对一个棚，“大棚数量翻了一番，劳动人口却基本没变”。这些年，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已经成长起来，但愿意子承父业种大棚蔬菜的却不多，“1/3出去上学，1/3到附近的工厂上班，在家种菜的不足1/5”。由此导致的情况是，本刊记者在村里看到了很多六七十岁的老人仍忙碌在田间地头，40岁至55岁的人成了种菜的主力军。

　　宏观层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的研究数据表明，2004到2011年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从2002到2009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从1511万减少到665万。而在这两个年份，城镇新增就业分别为859万和1020万，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增量分别为2071万和459万。人口增量已落后于就业需求。

　　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变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用工者与打工者之间的地位转换。“以前去雇人，一到劳务市场就围过来一片，不用问就跟着走了，现在去可好，不仅要细细盘问一通什么活，还得好言相劝才来。”董彦波前两天去找两个农民工来修理大棚，跟人家说的棚宽是13米，结果，两人带着尺子来丈量一番，发现多出半米，掉头就走了。物流园的农民工之家，不仅有成排的座椅，还有电视和热水。“现在要无微不至地关怀农民工，否则物流就流不起来。”张南打趣道。

　　另外，资金充裕后，品牌效应也开始在蔬菜市场上显现。孙家集街道三元朱村是远近闻名的大棚蔬菜发源地，1989年，村民王乐义最先带领大家种植了第一波大棚蔬菜，现在，“乐义”已经成为蔬菜领域唯一一个全国驰名商标。去年，三元朱村的副主任王继成跑遍了16个省市考察市场，却发现即便在偏远的新疆、甘肃，批发市场也常见到“乐义蔬菜”或“寿光蔬菜”的牌子，很显然，都是冒牌货。“批发商告诉我们，打上寿光的牌子，菜就好卖，价格还能比其他的高出5毛钱。”王继成告诉本刊记者，“这几年，一直不断有人找到村里，想出高价买下‘乐义’的牌子，我们都没答应。”这样的情况在新发地也并非没有，张月琳就观察到，有人把内蒙古的菜拉到寿光，贴牌之后再运到新发地，甚至还能卖回内蒙古，“绕了一圈，价格翻了一倍”。

　　仁学清的批发量上去后，也开始有意识地根据市场行情来调节发货。“30吨的车由十几种蔬菜组成，寿光菜全，为了配货需要，有时会从外面运一些过来搭配。”他告诉本刊记者，流通环节的增加自然推高了菜价。每逢天气灾害或春节来临，仁学清会租用这几年兴起的储存库，压下一部分蔬菜，“等行情好的时候再出手”。

　　“乐义”的牌子不卖，三元朱村是希望自己来开发。王继成这两年的工作主要就是外出考察市场，他向本刊记者介绍，按照三元朱村书记王乐义的设想，未来3～5年内，要在全国大中城市郊区打造100家蔬菜示范基地，“每家的规模不低于500亩”。现在已经建成了23家，其中一家就是三元朱村与北京大兴区合作，占地630亩，一亩地的承包费是1200元，此后每3年递增6%，承包期20年。当地政府出政策，每亩地承包费补助4万元，三元朱村出技术与品牌，投资则主要依靠社会资本。“房地产老板、商业老板，对这个产业都很看好，资金不用愁。”王继成说。我们在三元朱村采访的当天，村主任刚刚从杭州出差回来，就是与浙商谈合作的事儿。

　　王继成给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以一个100米长的大棚为例，小农种植的建设成本是8万元，企业则需要10万元，生长期需要至少两个固定工人与一个技术员，劳动力支出又多出3万元，“老百姓自己种大棚一般一年就能收回成本，基地种植则至少需要2～3年”。不光是三元朱这样的明星村，资本力量近两年已经在寿光很多村子出现。前些年做水产生意积累了第一桶金的张启帅就是其中一位，他去年承包了古城街道一个村子230亩地，建了53个大棚，前期投入700多万元。“承包价按每亩1000斤小麦折价，固定工人40多个，一个大棚的支出要比老百姓自己种植高出5000多元。”张启帅告诉本刊记者。

　　土地的流变

　　三元朱村到大城市周边建基地，在王继成看来，也是被逼无奈的事儿。“村里现在没有一分空闲土地了。”他告诉本刊记者。这个有853口人的村子，从上世纪80年代初土地承包到户，一直到现在土地面积基本没变，1259亩；而蔬菜大棚却从1990年的187个发展到了现在的510个，能够种菜的土地已经全部用完。

　　但是，恐怕只有三元朱这样的蔬菜明星村能够有这番幸运。新发地的张月琳从十几岁开始就跟着父亲批发蔬菜，他向本刊记者回忆：“以前附近村里都是种菜的，现在连村子都没有了，何来菜地？”去年，为了筹划上市，占地1500亩的新发地已经无地可扩，张月琳看中了南部的100多亩地，可是，“一问价钱，按照房地产开发的行情，至少几个亿，根本买不起”。

　　与新发地相邻的大兴区，去年本刊去采访天宫院“李磊灭门案”时得到的信息是，城市扩张将在今年“消灭”大兴40个村庄，李磊所在的天宫院曾是土地资源最为丰腴的村庄，超过1万亩耕地现在已经被工厂与小区占据，成了4号地铁延长线的终点站。官方数据显示，改革开放30年，北京市耕地面积从643.9万亩减少到348.3万亩，下降45.9%；其中，2004年的蔬菜种植面积为100072公顷，2009年下降为68485公顷，减少31%。

　　这两年，北京周边的地区陆续打出“京城菜篮子”的招牌，发展蔬菜种植业。但是，实际情况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去年，仁学清与朋友合伙在老家承包了100亩地种大棚蔬菜，但效果并不理想。“老百姓吃不了这个苦，还不如去附近工厂上班。”他告诉本刊记者，当地官员不止一次疑惑地问他们：“种菜真能发展经济吗？”显然，相比城市开发或工业建设，种菜的吸引力并不大。

　　即便在寿光，土地资源的紧俏也开始显现。如果不到寿光，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以农业闻名全国的寿光，财政收入的90%以上来自工业。“工业立市，农业富民。”寿光本地官员告诉本刊记者，农业的财政贡献基本为零，蔬菜种植又不同于粮食种植，除了大棚建设有一点补助外，并不享受种植直补。

　　本刊记者拿到的一份寿光工作情况汇报中，首要的内容当然是工业大项目。“今年1～6月，全市累计开工建设的工业项目152项，完成工业投入102亿元，其中88个属于过亿元的重点项目。”本地官员解释说，因为寿光北部是盐碱地，属于工矿用地，建设用地相对其他市县还算富裕，这才使得南部的耕地这几年基本没有减少。

　　但城市扩张仍是迫在眉睫的事。寿光老城区东侧是这几年兴起的新城，路边是密集的脚手架，一座座崭新的小高层。“用一座‘城’改变一座城。”开发商打出的广告语豪气冲天。仍然引用上述那份汇报：“1～6月份，全市完成房地产开发投入20.75亿元，全市已建和在建高层建筑216栋，拟建高层156栋。”寿光城市规划的数据，2010年城区面积为38平方公里，到2020年扩大到50平方公里，城市边缘的村庄正在逐渐消失。

　　紧邻新城的王口村就是其中一个，一排排崭新的民房都是前些年刚盖的，现在已经被脚手架包围。走在村里，即便白天也几乎见不到一个人，上了年纪的村民告诉本刊记者，村里1600多口人，2000多亩土地早在四五年前就已经被征用完。大部分人都出去打工了，少数村民选择到十几公里外的其他乡镇承包大棚，但是人多地少竞争激烈，能够包到手的并不多。“瞧，那就是我们家以前的大棚，种了一辈子菜，现在要买菜吃了。”顺着这位老大爷手指的方向望过去，是一片正在拔地而起的居民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