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路径导航栏
跳转到正文内容

打工子弟学校在城市遭遇尴尬:东搬西迁16年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26日15:24  三联生活周刊
龚村校舍的条件跟公立学校依旧无法相提并论,有个正经操场是师生心中的奢望 龚村校舍的条件跟公立学校依旧无法相提并论,有个正经操场是师生心中的奢望

城市冰冷的壁垒,把外来务工者的下一代变成无所依傍的边缘人 城市冰冷的壁垒,把外来务工者的下一代变成无所依傍的边缘人

放学回家的孩子。他们在融入城市的梦想和挫折中长大 放学回家的孩子。他们在融入城市的梦想和挫折中长大

在易本耀心中,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  在易本耀心中,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 

  东搬西迁16年:城市边缘的“教育游击战”

  安身立命,养家糊口,农村劳动力面向城市的流动,从一开始就是这种迫不得已。更为窘迫的是他们的下一代,不是“留守儿童”,就是“第二代移民”。尤其是后者,在种种制度壁垒下,突然成了无所依附的边缘人,甚至连接受义务教育这样的最基本权利,也被视而不见地剥夺了。制度的变更,总是滞后于现实需求,不痛不痒的言辞关注,怎比得上切实行动。易本耀和李素梅夫妇在北京的16年办学实践,就是这种困境下的坚持,他们说“什么都可以等,孩子们的教育不能等,成了文盲,就全耽误了”。

  主笔◎王鸿谅   摄影◎黄宇

  菜地里的“学校”

  李素梅和丈夫易本耀都是河南息县人,县里把各村成绩好的高三学生集中起来学习,两个人这么认识了,可是当年都没考上大学。易本耀又接连考了两次,语文考过全县第一名,但数学和英语太差了。1983年,李素梅在乡里当了老师,屡考不中的易本耀应征入伍,当了3年坦克兵,退伍回来,做了乡粮管所的粮管员。

  生活不易。寒暑假李素梅都会做点小生意,“一个假期也能挣上一两百”。易本耀也有过雄心壮志。“我每月工资还不到60元的时候,他敢一下子从信用社贷款4000元,说是批发那种大扫帚,进价一把3元多,结果拉回来一车全是小扫帚,零售一把两元钱都卖不动。”李素梅用手比画着大小,好气又好笑地说,“肯定是装车的时候给人骗了,他这个人,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赔钱的事情还不止一次。“有一年,他跟人合作下乡收购粮食,事情由对方操办,他管工人的吃住,在餐馆里赊了一堆账,结果一个秋收忙下来,对方说没挣到钱,能怎么办,欠的钱还得自己还,他就是太实在了。”

  李素梅在息县当了10年乡村民办教师,每月工资从29元只涨到了69元。她参加过民办教师转正的考试,被成绩不如她的人挤掉了。家里兄妹8个,因为一个姐夫在北京当兵,陆续都来到了北京,打工、卖菜、摆摊,站稳脚跟后,把父母也接了去,还屡次劝她也去,“做什么不比在村里教书强,一个月怎么也能挣好几百”。1993年2月,县里清退民办教师,促使她下定决心。

  到北京后,李素梅跟着妹妹在五棵松河边的早市摆摊,卖儿童服装鞋袜,第一个月就挣了500块钱,等于她教书大半年的收入。虽然也操劳,但跟“一星期30节课还要当班主任”比起来,轻松太多。可是北京有另外的烦心事,除了她的女儿在老家,其他兄妹的孩子都在北京,“一共9个,最大的11岁,最小的7岁,都没上学”。北京公立学校的门槛太高,借读费和赞助费加起来,直接把他们吓了回去。李素梅看不下去,她自己在念书上吃过亏,“12岁哭着闹着才有机会上学,比班上的同学都大,特别自卑”。在当民办老师之前,她做过村里的扫盲老师。“我在上面讲,他们在底下打毛衣编草绳,根本学不进去,太费劲。读书还是要趁早,错过了这时间,再想补回来太难了。”她说。

  家里人一起动手,在五棵松沙沟的菜地里用竹竿、油毛毡和石棉瓦搭了个10平方米左右的窝棚,砖头垒成课桌,水泥抹出黑板,把9个孩子都交给了李素梅。下定决心“一辈子再也不教书”的李素梅,1994年9月阴差阳错又当起了老师,只是和曾经的民办教师身份相比,更加名不正言不顺。“办学校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也没那想法,只想帮亲人们解决点眼前的难题,孩子们跟着课本学下来,就算哪天送回老家,也能跟得上班,不至于被耽误了吧。”李素梅说。没想到,消息传得还真快,陆续有家长辗转找来,说了一箩筐好话,非得把孩子留下。也就一年时间,到了1995年夏天,李素梅已经收下50多个孩子,她的菜地窝棚,真的成了一所学校。丈夫易本耀也在这一年辞职,到北京来帮忙,教他最拿手的语文,还给学校取了个名字,叫打工子弟学校。

  “黑学校”的尴尬

  赵树凯的到访,让易本耀吓了一跳。赵树凯是山东莱西县人,在农村土生土长,1982年从山东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1990年原机构撤销后转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始终关注农村问题,尤其是劳动力的转移。90年代中期,关于农民工生存状态的课题调研,让他深刻感知了这个群体的苦难,也洞察到了新问题——“第二代移民”的教育。

  1996年,赵树凯从五棵松的菜农那里听说了菜地学校,专门实地探访。易本耀见到这个干部模样的人,一时间有些慌乱。他说:“什么手续都没有,我们自己也说不清到底算个什么身份,我以为他是来检查工作的,马上掏出身份证给他看,还不停地解释,没想到他是搞研究的,一点也没为难我们,还夸我们办了件大好事,说民工的孩子一样有权利读书。”这夸赞让易本耀夫妇心里很暖和,更没想到的是,北京电视台就民工问题采访赵树凯的时候,他积极建议记者来报道这所菜地学校,“他觉得这个现象在中国改革历史上应该具有标志性意义”。于是记者扛着摄像机来了,夫妻俩和他们简陋的学校出名了。

  赵树凯后来在文章中回忆:“当时,政策意见的争论还很激烈。政府部门中一种认为应该限制农民流动的政策主张很强势,与城市市民中妖魔化民工的舆论倾向相呼应,有关限制打击农民进城的管理措施正在大张旗鼓地出台,甚至作为政府工作经验来介绍传播……打工子弟学校的出现说明……劳动力虽然也是经济要素,但不是一般的‘物’,他们是一个人群,这个人群的移动,必然要带来更加广阔深远的社会后果,提出对于社会管理和公共物品的深刻要求。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政府内部刚刚关注怎样控制住大人的时候,殊不知他们已经拖儿带女地进来了。”

  在这种争议的大背景下,易本耀夫妇没少受委屈。“什么风凉话没听过,村里的北京老太太,当面一拍大腿就骂,外地人还敢在北京办外地人子女的学校,反了天了。有些教育部门的领导,干脆把我们跟黑发廊、黑网吧归为一类,叫我们黑学校。”难听的话不往心里去就算了,关键是,“老是被赶来赶去地搬家,两个星期搬了3次,4个月搬了5次,怎么折腾得起?有时候是拆迁,更多的时候是当地派出所不让我们停留”。易本耀深吸了一口烟,再长叹出来。他手里的烟就没有断过,一根接一根,这让李素梅生气又无奈。“以前在老家时他也抽,可从来没这么凶,一天最多一包,现在每天两包都不够,一觉醒来,牙不刷脸不洗,先把烟点上,都是那时候愁的,是真愁啊。也想过关门不办了,可是孩子们怎么办?老易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觉,白天晕晕乎乎,不停地抽烟,大把掉头发。”夫妻俩互为镜子,才知道对方老了多少,易本耀今年48岁,比李素梅还小一岁,可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至少老了10岁。“他生气的时候也埋怨我,你看我以前多帅啊,都是你搞这个事。”李素梅说着,忍不住笑了。

  1998年,赵树凯又组织了课题组,对北京的类似学校做了大范围调查,结果令他惊讶。从三环外扩展到整个北京近郊,到1999年末,“课题组共寻访到114所打工子弟学校,在这些学校中就学的学生总数为1.5万名。学校之间规模相差巨大,小的只有7人,最大的目前已经达到1300多人”。办学者多数来自两个地方,河北张北和河南固始,前者多为菜农,后者集中于捡破烂行业。办学的驱动很复杂,有心系教育的,也有谋利的。根据赵树凯的调查,“一个学生达到300人的学校,办学者一年的纯收入估计在5万元以上”。这些学校没有合法身份,处于相关政府部门监管缺位的空白地带,良莠不齐,纯粹谋利的办学者,会把教学条件压缩到最低水平,“在经费并不很困难的情况下,连三角板、直尺这样一些最基本的教学器材都舍不得”。

  易本耀夫妇跟那些谋利的人很不一样。《华声月报》时任社长范东生向本刊记者回忆说:“一个人的品格,很多细节都能看出来,社里的记者曹海丽写过一篇菜地学校的报道,照片是法满拍的,非常有视觉冲击力。旅美华侨任玉书看到后,给易本耀夫妇捐了1万美元,委托杂志社交给他。我让易本耀来取这笔钱,可他老是不要,那时候他的学校到处搬迁,正是最困难的时候,可他就是不肯动这笔钱,弄得我也很为难,这笔钱老放在杂志社算怎么回事?”

  易本耀当然记得这钱,这是他获得的第一笔大额捐款。“人家捐钱是给我办学校的,钱要用在刀刃上,我必须有个交代,现在,学校可能都办不下去了,我更不能动这笔钱,做人要有良心,有信用。”他说。于是筹钱的事都交给李素梅。“没办法,他就是家里的总指挥,他发话,我跑腿,借钱的事,都是我找娘家的亲戚,他从来不去。”李素梅心里当然有怨气,又能怎么办,夫妻多年,彼此脾性相熟,早就形成了互补的为人处世模式。“老易还是大男子主义的,固执,他决定的事情,我怎么劝都没用。”李素梅忍不住戏谑起来,“我算是看明白了,跟他啊,做朋友比做夫妻好。”

  东搬西迁的漂泊

  学校的第一次搬迁是“1997年4月22日”,时隔13年,易本耀还是能准确地说出日期。“怎么忘得了,这些日子都刻在心里了。”“第一次搬是因为沙沟要拆迁,把菜地建成市场,发动学生家长一起帮忙找新地方,往西搬去了甄家坟,只待了一个星期。4月28日,又向南搬到沙窝的一个木器厂,家长踩着卖菜的三轮夜里帮着搬桌椅板凳,260多个小孩排着队,一个多小时才走到新地方。刚上了一上午课,警察就来了,说非法办学,把人都撵了出来。老师领着这些孩子在马路边继续把课上完,孩子们捧着课本,蹲在马路上开始大声朗读……”易本耀说着,眼角就有点湿润。

  来了很多记者,也见了报,没有用,警察不肯让步。易本耀说:“换个角度想也能理解,流动人口归公安管,我们这种学校,没有名分,自然也归做流动人口,由警察来管。这么多人聚集到他们的辖区,他们也害怕出些什么安全问题,不好交代,就算他们知道办学不是坏事,可是遇到自己的现实利益,谁愿意承担风险?”接着,5月5日搬到彰化村原来的玉渊潭煤厂,10天后,又有警察来了,限令他们一周内搬走。短短两周,易本耀从138斤瘦到119斤,他实在受不住了。“不能再搬了,搬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没有意义。”他说。

  关键时刻,施以援手的是范东生和方明。说起来,这里还有范东生的家庭渊源,他的外公沈钧儒与陶行知是朋友,彼此有诸多理念相投之处,任玉书就是通过沈钧儒的资助,才实现了留美学习的心愿。“任玉书写信求助,外公虽然与她素昧平生,还是施以援手。”所以,范东生特别能理解任玉书后来的捐款,“都是一样的”。方明是全国政协委员,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早年追随陶行知先生,协助筹备生活教育社分社,创立和带领过上海流浪儿工学团。一脉相承的渊源,把这些人都联系起来。范东生和方明到彰化村看了实际情况,又去了海淀区教委,范东生回忆:“当时也没有什么具体负责人接待我们,话里话外,多少有些我们是管闲事的意思。”不过他们两位出马还是管用的,易本耀说:“区教委马上出面做了协调,警察就不来找我们了。”

  可惜安稳日子只过了两个月。“房东突然毁约,不肯续租了,7月2日让我们必须搬走。”易本耀苦笑,“原来警察不找我们之后,改成找房东了,说这是违法出租,玉渊潭煤厂就是个村办企业,也不容易,我们要是硬不肯搬,他们也为难。”可是易本耀自己更为难,原本以为这次可以长久安定下来,他才动用了任玉书捐款中的2.3万元人民币,修葺房屋重布水电,现在都打了水漂。“后来,连教委的人都提醒我,钱就用来添置点能带走的东西算了。”易本耀说。

  易本耀只好提前给学生们放暑假,自己到处转悠着找新地方,他看中了北京海淀区五路居48号院北院。“以前是个涂料厂,有一排房子和一片空地,房东是区人大代表,思想比较开明,知道我的情况后,也愿意租给我,租金1年10万元,租约需要有资质的法人签署,也是范社长和《华声月报》帮的忙。”这次易本耀不敢用捐款了,又催着妻子去娘家借钱。最后,夫妻俩东挪西凑地拿出了5万元,预付了一半租金。只是校舍还没整饬好,警察又过来了。房东也有些扛不住,单方面毁约,把租约从10年缩减为5年。还是范东生和方明做了些斡旋工作,警察才默认了这个5年租约的有效性。“最后在这里一直待了6年零7个月。”易本耀感叹,“多亏了这几年的稳定,起到了一个缓冲作用,不然,这所学校可能早就没有了。”在这6年里,易本耀的学校得到了一轮扩张,拓展了若干个校区,“1998年秋800人,2000年秋2300人,2002年秋5200人”。但是许多校区因为拆迁等各种原因陆续关停,如今最后剩下的,只有双槐树和龚村两个校区,人数不到2000。

  合法与非法

  打工子弟学校,是被现实催生的“边缘化的基础教育形态”,没有合法身份始终是心病。易本耀试图从各种政策文件甚至领导讲话里寻找立足依据,1998年国家教委和公安部联合下发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管理办法》,让他看到了一线希望,这个文件,首次指出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也属于流入地政府的责任。可惜,北京市的实施细则没有出台之前,只是镜花水月空欢喜。

  北京各个区县对待打工学校的态度不同,同意审批并颁发办学许可证最早的是通州,2001年;接下来是昌平,2002年;然后才是海淀区,2003年。海淀只审批了3所,易本耀夫妇的学校是其中之一,他也将校名改成了“行知实验学校”。其他区县也陆续审批,到了2003年底,一共有66所打工子弟学校得到了合法身份。

  最保守的还是丰台。易本耀曾经对形势做出过错误判断,在五路居安定下来后,2001年他以联合办学的名义,在丰台租下了好几处校舍。“有成人中专和六中,都是对方校长主动来找我,愿意以很低的价格把校园租给我。人家那是正规学校,多好的校舍啊。结果2003年借着‘非典’,丰台区全给封了,什么理由都不行,就是要把我们赶走。”

  2003年资格审批的时候,易本耀也遇到了麻烦,他没有北京户口,就需要一个注册资金100万元的法人做担保。虽然2003年教师节前他曾经成为新闻人物,温家宝总理走访了他和玉泉路小学联合办学的打工子弟学校,可是这些看起来荣耀的名声,对于他的事业并没有实质性帮助,他还是只能求助于范东生和《华声月报》。

  有了合法身份,真遇到难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易本耀最记得2004年,五路居要拆迁了,可是周边根本找不到空房,“跳楼的心都有啊”。拆迁期限的最后一天,他把全体老师集中到操场上,说明天开始停课,星期一到星期五停课放假。老师们分头去通知学生,校园里哭声一片。他不好意思再给范东生添麻烦,自己去找海淀区教委求情,终于借到了紫竹院路60号,原来紫竹院小学的空房。但教委的人说得很明确,这个地方只能给他暂缓两个月,马上也要拆迁了。易本耀守信,两个月后,2004年5月31日就搬去了龚村,这里是以前村小的校舍,曾经租给沙发厂。房子是旧点,但地方还算宽敞,易本耀花了18万元盖了彩钢活动房当教室,再加上改水改电、粉刷门窗墙壁等,一共花了30万元。“光是清垃圾就用掉1万多元,大翻斗车拉走100多车,1车100元,还得夜里拉。”

  只是地方远了点,一下子从三环边到五环边,家长们送孩子上学越来越不方便。正好搬家的时候租了大公交车来运东西,易本耀决定继续租下去,可有些家长还是不满意,觉得突然增加一笔交通费,疑心易本耀是变着法收钱。后来偶尔的一次超载,还被学生家长投诉到了报社,结果公交公司不干了。这实在让李素梅心里窝火,她说:“多一件事就多操一份心,老师每天早上要跟车去接学生,放学还要跟着,就怕出问题。”

  其实,跟合法身份比起来,易本耀更操心的是安全。他招聘教师的考卷上有一道问题,打工子弟学校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的标准答案是——安全。“安全就是生命线,我们这样的学校,真要出了一点事情,谁也保不住。”李素梅有时候都觉得,丈夫的操心到了有些偏执的程度。“整天没事就在校园里到处走,找各种安全隐患,担心大风天树枝被刮断砸到学生,就请人来锯枝条,一棵树就花了6000元。学校旁边住着一户跟以前小学有纠葛的本地村民,院子里的一堵墙跟学校挨着,看着很危险,他就主动要给人家修个新院墙,人家提什么要求,他都答应,一下子花了2万多元。”可是易本耀不计较这些,他说:“这些隐患都消除了,心里才踏实,家长把孩子送来,那是信任我们,有个三长两短怎么跟人交代?”

  毕业生的重逢

  张怡婷跟夏刘华7年没见了,对方的样子早已模糊,可彼此一报出名字,记忆就都回来了,“马上觉得特别亲,一点陌生感都没有”。他们是易本耀和李素梅夫妇最早的一拨儿学生,趴在水泥板上读书认字,跟随学校的东搬西迁一起成长。

  张怡婷的老家在甘肃农村,父亲写得一手好字,但迫于生计初三辍学,不希望子女延续他的命运,靠着搞装潢的手艺到北京谋生,熬过最初的艰难,马上把妻子儿女都接了来,那是1996年,张怡婷10岁,升三年级。偌大的北京城,父亲四处奔走,却找不到一所愿意接收她的学校,除了昂贵的借读费,还有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走投无路了,辗转听说五棵松有个专门招收打工子弟的学校,母亲就带着张怡婷一路打听着找到了沙沟,看到的只是菜地里的三个简易窝棚,旧砖头垒成墙,上边盖着塑料布、草帘子,水泥板当课桌,砖头上铺木板当椅子。李素梅记得见面的场景:“她母亲一看这儿的条件,心都凉了,后来看到老易的字写得好,才下了决心把孩子留下。”那天刚好赶上一个单元结束后的随堂语文考试,张怡婷也拿了卷子答题。“连椅子都没有,我只能站着写。”张怡婷回忆。

  夏刘华的老家在河南鹿邑乡下,他的童年记忆是“四代同堂,家里连电都舍不得用”。他1985年出生,比张怡婷大一岁,可是上学却比张怡婷晚一年。他和小两岁的弟弟在老家一起读的一年级,1996年随父母到了北京,都是二年级。父母在五棵松附近种菜,挨着别人家的墙,搭上一个临时窝棚就是家了,哪里交得起两笔借读费,也是辗转打听到沙沟这里,把两个孩子都留下了。

  2003年易本耀拿到办学许可证之前,他们都初中毕业了。高考必须在户籍所在地报考,而北京是单独出题,教材也不一样,初中毕业后的抉择,对这些外地孩子来说,艰难又无奈。张怡婷去了河北的一所寄宿民办高中,那时候父亲的生意有了起色,可以每周开车接送她。高考时候,她考上了兰州商学院,她弟弟考上了兰州交大。夏刘华的家境没有那么宽裕,他和弟弟回了河南老家,突然觉得跟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没有归属感”。家里没有人管他们的学习,全靠自觉,老师们则觉得,这个学生“心事特别重”。“高一”的时候,夏刘华一度有了厌学之心,“想着干脆出去打工算了,出去闯世界,也能给父母减轻压力”。不过他最后还是选择了高考,但是分数很低,只有300多分。“我就直接来了北京,跟父母说,不管什么学校,我也要在北京上学。”最后,他上的只是一个成人大专。弟弟考得比他好,上了郑州工学院,毕业后去了江浙。

  张怡婷学的汉语言文学,今年6月毕业,暂时没找到合意的工作,考了教师证之后,李素梅就让她到学校来帮忙,跟她说“学校缺老师,你也能在这过渡一下,想想将来做什么”。张怡婷负责一个学前班的英语和一年级一个班的英语。夏刘华也是回来做一个过渡,他没有教师证,只能暂时代体育课。“年轻人在这种地方锻炼一下不错,但不是长久之计,我们的教师工资太低了,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这话由易本耀来说,实在令人惊讶,可他丝毫不回避。“我们的老师工资,最高封顶800元,加上课时费和其他收入,最高不到1500元。”

  作为男性,夏刘华对未来似乎更加焦灼,和女朋友分手带来的打击,让他陷入了更深的迷惘。而张怡婷这边,虽然也有迷惑,但并没有太多压力,父亲的自强不息是她人生的模板,她感谢父亲给自己创造的条件。她总是记得小时候警察来查暂住证的情形,“大人把小孩锁在家里,不许出声。有一天半夜被警察吵醒,结果警察看到爸爸挂在墙上的书法,突然换了语气,跟爸爸聊了好久书法,然后什么也没查就走了”。上大学的时候,她偶尔跟同学感叹,现在好像制度没有那么严了,同学告诉他,“还是一样的,只是现在,你脱离了那个环境,你在上升通道里”。她想了想,也对,从出租屋到公寓房,她和家人早就脱离了当年遭人白眼的环境。

  从1994年办学开始,易本耀夫妇“非法”办学9年,这9年到底是什么概念,放到张怡婷和夏刘华身上,再清楚不过,就是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必须接受义务教育的时间,如果他们只是等待和观望,张怡婷和夏刘华们,命运很可能转向另一个方向。易本耀和李素梅说不出太学术的话来,但他们也能明显感觉到这种下沉和上升的命运轨迹。他们并没有太多奢望,超市的收银台前遇到一个曾经的学生叫他们老师,他们同样很开心,跟面朝黄土背朝天来比,能在城市立足,就是上升通道了。这种满足感,也是这么多年支持他们夫妇的动力。

  以前的搬迁,都在西三环和西四环之间,2004年一下子搬到了西五环边上,如今,6年过去,龚村也成了夹在别墅区和锦绣大地市场之间的城中村,城市化的速度实在让易本耀感叹,“再拆迁,这学校就真的没法办了,还能到哪里去找地方?”■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

留言板电话:010-82612286

相关专题 三联生活周刊 > 专题图集

更多关于 农民工子弟   的新闻

新浪简介About Sina广告服务联系我们招聘信息网站律师SINA English会员注册产品答疑┊Copyright © 1996-2010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