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之惑

　　《环球》杂志记者/辛省志 焦东雨

　　实习记者/马沙沙

　　通货膨胀是否已经来临？近期在网上流传的“中国货币超发43万亿”是否是通胀的根源之一？央行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能否抵制通胀压力？面对通胀，我们该怎么办？

　　本期话题讨论专家

　　庄健 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

　　刘煜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

　　张燕生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通胀了吗？

　　10月份，中国CPI同比增长4.4%，超出控制目标，而老百姓感受到的物价涨幅更高。对于是否处于通胀期的判断，庄健认为CPI的高低没有确定标准可以判断，但这个趋势值得关注。很多日常用品，比如一些食品、蔬菜价格等已经涨了很多，有的涨幅甚至达到十多个百分点，这就将影响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对此如果不能加以控制的话，老百姓的感受会比较深刻，他们会觉得这个通胀有些不可忍受了，“一般来说CPI增长在4%以上就需要认真对待，全力预防、解决通胀的问题。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至少到明年上半年可能不会有明显的下降”。

　　对此，刘煜辉也认为，通胀的压力会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

　　不过，对于所有物价上涨的担忧，庄健并不认可，因为很多制造业产品，供过于求的那些产品，价格是在下降的，比如大量的家电、大部分服装鞋帽、日用品，并没有涨价。在庄健看来，现在的通胀主要是从基础性的、资源类的，农产品领域涨起来的，那些供应很充分的，前一段时间供过于求的产品，是有涨价的可能性，但涨幅不会很大，说全面都涨，过于笼统。至于接下来会有哪些上涨的产品，庄健表示很难说。有的原来在涨的还会再涨，而新的上涨领域可能存在于公共产品、公共服务领域。

　　通胀从哪里来？

　　之所以产生通胀，庄健认为货币超发肯定是最重要的一方面，而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则是最根本的一个因素。所以，对这个根源性因素的控制是首要的。其他的因素都是通过这个主要的渠道得以反应，比如最近的输入性通胀因素，美国的量化宽松、美元贬值等一系列措施，让国际资本开始向新兴国家市场流入，中国首当其冲。

　　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国际上的流通性比较充裕，相应地虚高了一些大宗商品价格，比如石油、铁矿石等各种原材料，中国要进口这些国际资源品，一定会带来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企业能感受到这种通胀的压力，国内的资本市场也能感受到，价格就会面临向上的压力，这就需要政府有关部门运用一些手段来调控，来监控热钱流入，“这是相当重要的”。

　　国内的农产品供给，受到今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在供求关系方面有一定压力，这也是有关产品价格上涨的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一条原因，就是有关成本的上升。劳动力成本上升，节能减排带来的成本上升，还有资源环境价格的飙升，比如电、气、水都在酝酿涨价，有的已经涨了，这些都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加大通胀的压力。

　　需求拉动，成本推动，输入性膨胀因素再加上流动性的货币超发，这些结合起来，通胀压力“确实是显得比较大”。

　　在张燕生看来，产生通胀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食品的价格上涨过快，二是资产的价格上涨过快，另外就是输入性资产通胀，也就是国外的油价、粮价、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这三个原因导致通胀上升的趋势比较大。

　　“这三个因素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流动性问题，也就是经济活动中的钱太多了。钱太多了，价格就往上涨。钱太多也有两种情况：一是中国自己的钱太多了，表现在中国的M2(广义货币)上升比较快，另一方面是热钱流入，即国际的钱太多了。尤其美国在量化宽松以后，一直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投资的场所，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导致这些钱会来到中国。如此一来，国内的钱太多和国外的钱太多，合在一起就会造成通胀。不仅仅是在中国，很多国家通胀的压力都很大，”他说。

　　货币过于宽松，刘煜辉认为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分析。从内部条件讲，宏观部门下定经济减速的决心并不容易，因为保增长、调结构、控通胀这几个目标总是在摇摆，而这几个目标又比较冲突，导致一个目标的确定很难一贯到底；在出现经济减速的时候总是很容易就发生政策松动，对减速的担忧看得比较重，所以货币很难收回来。经济中间货币过多是累积很长时间的结果，没有一段时间全局性收缩的话，货币很难真正收缩回来。从外部条件讲，中国货币供给的主渠道是外汇贷款，以美国为首的几个西方国家都在进行用钱抵债，所以国内如果不收缩流动性，或者收缩力度不强的话，外面的钱肯定会不断地往里面灌，中国货币宽松情况如果不变的话，这个通胀压力肯定是长期存在的。

　　而对于农作物、粮食价格的上涨，刘煜辉认为其主要推动因素是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和农业生产资料的上涨，而劳动力成本就和货币有很大的关系。当城市的土地、资产价格出现泡沫化倾向的时候，城市的工资肯定要涨，城市工资上涨了，实际就变相地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要上涨，这样就牵引着务农成本上涨，这肯定是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上涨的趋势性因素。因为地价起来以后，城市里面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经济成本都上升了，城市的工资自然也要不断上涨，特别是蓝领的工资。这是一种全面的涨幅，蓝领的工资涨幅会更大一些。因为蓝领面临的是一个生存线的问题，如果工资不涨的话，他们在城市里就没意义了。庄健认为从中长期看，能源资源等都是要上升的，无论是通过税收手段还是价格手段，都要真正反映市场和供求关系，包括劳动力成本、价格，不能长期处在比较低的情况。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些都会对企业成本上涨有推动作用。

　　水电煤气的价格上涨，张燕生认为对于这些要素产品的市场化改革本身就会调高价格，低碳经济要节约能源资源也要采取调高能源资源价格的方法，现在出现的“用工荒”、“涨薪潮”也都导致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从整个来讲，目前的改革到了要素产品价格市场化的时候，确实会出现成本驱动型的通货膨胀压力。

　　刘煜辉认为水电煤气行业本身存在运营成本，而这个成本也随着整体经济成本的不断上调而上涨。政府推动的改革本身不一定带来涨价的因素，因为改革和涨价在经济学角度讲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这主要是取决于国家水电煤气供应部门本身是一个垄断的结构。当政府进行改革的时候，这些垄断部门是一个低效率的结构，就很容易要把涨价的因素转向消费者身上，这是个经济学的道理。若政府放开了控制，煤电油运变成一个充分竞争的领域的话，并不必然带来涨价的因素，也不必然由消费者承担。但现在这些部门都是垄断的结构，若放开价格政府不控制，对于垄断部门来说，必然把成本上升的因素外移到消费者身上。但消费者没有选择，因为他们面对的都是生活必需品。

　　对于游资的问题，刘煜辉认为不必过分看重，因为这个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经济中货币过多，导致资金乱撞。经济活动中如果货币整体水位没有降低，按下葫芦肯定起了瓢。比如房地产调控出台的限售令，那么从房地产里面出来的资金必然会对物价通胀造成很大的压力，这是必然的。

　　通胀伤害了谁？

　　对于通胀带来的影响，庄健觉得受打击比较大的主要是那些离贫困线比较近的中低收入人群。居民的综合收入肯定会受影响，比如资产缩水等等，但最大的受害者还是低收入阶层，因为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还是食品、居住、医疗这些基本消费。而中产是有资产的，更不用说富裕阶层，对他们影响不会那么大，所以更要紧的是农村居民和城市的中低收入居民，要采取手段对他们提供一定的补助，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

　　在张燕生看来，普通老百姓、中低收入人群主要受食品价格影响比较大。如果现在的利率是负的，也不利于中产阶层，对于中产阶层来说，主要是受资产的影响比较大。

　　从个人角度，张燕生觉得供给还不错，虽然今年有旱灾涝灾，但粮食的供给还是保持在一个高位。要素产品的价格改革属于相对价格的调整导致的成本驱动，也就是劳动力成本本身太低了，资源能源价格也太低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节约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源的使用的话，那么这个价格必然就会上升，包括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等，都要求这些价格进行调整，即相对价格的调整，也会产生一般价格的上升。尤其上游的价格如果是持续性的上升，无论是内部的上升还是输入型的，迟早要传递到下游，导致CPI的上升。

　　在刘煜辉看来，通胀本质上是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是低收入阶层的利益受损，因为如果低收入阶层的主要收入构成是存款，而存款一般是低利率，而富裕阶层有很多的手段来对冲掉这个通胀风险，他们可以买各种各样的资产，因为通胀催生资产的膨胀。所以富裕阶层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具有对冲风险的能力，而低收入阶层，没有对冲的能力。因此，一个能对冲风险，一个受损，就更加导致财富的分配、加剧贫富的分化。

　　世界上任何经济体，都不愿意看到通胀这个现象。企业的成本上升构成很大的压力，而通胀导致中低收入阶层利益受损，并直接影响他们的购买力，进而导致消费萎缩。一般要提高消费，主要是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因为他们的潜在消费倾向高，而富裕阶层的潜在消费倾向低。要提升消费，肯定要提升中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而在通胀中，中低收入阶层利益受损，消费萎缩，企业必然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和成本上升，所以企业面临着三重压力，即需求压力，供给压力和成本压力。这对企业和民众都不利，并会造成整个有效需求不足，这样对经济的宏观影响是非常负面的，所有的政府都不愿意看到通胀失控。

　　政府怎么办？

　　对于为控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流动性回收措施，庄健的看法是现在缺的不是调控手段，要把握的是调控力度和时机。目前看来通胀的预期还在增加，庄健觉得有关收紧流动性的政策可能还会继续进行，如何具体把握很重要。先前采取的手段能否抑制CPI的持续上涨，需要综合的判断。如果起作用了，进一步采取措施的可能性就会小一点，要是感觉还不够，力度还不够大，可能还要继续加大力度。

　　对货币手段之外，地方政府采取的一些直接限制物价的行政手段，庄健认为短期有用，但效果有限。但从中长期来看，不可行，因为会打击供给，并导致更加紧张的供求关系。所以市场化的手段相对比较好，应当是首选。当然行政手段要有针对性，要灵活，要很好把握，中国在2007年、2008年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在这方面调控的经验和手段都在，关键是怎么判断并及时采取措施。

　　除了行政上的物价控制手段外还能采取的保障措施，庄健认为需要财政方面拿出一些钱来给受影响比较大、贫困线附近的居民更多的补助，对他们的教育和医疗加大补助力度，让他们不会因为通胀的问题而生活水平下降太多。

　　对于普遍关注的工资会否上涨的问题，庄健认为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办法，企业的工资由企业决定，政府也只能是一些指导性的意见，比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而工资的提高反过来也会对通胀有一定成本推动的压力，导致问题循环。但前提是，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对冲工资的上升，那就不一定会带来物价的上涨，因为会提供更多的产品来供给市场，所以工资的问题还是让企业自己决定。

　　他认为，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员工工资的涨幅，也需要很好的把握，随着经济的上涨，也要有一定的上涨，以应对物价的上涨，但是这种涨应该有个度，这是需要把握的。

　　张燕生认为，要对通胀进行综合治理。通胀相当于给老百姓征了一笔税，叫“通货膨胀税”。对于中低收入的老百姓要有生活费用的调整指数，也就是保证老百姓实际生活水平不明显下降。同时，也要保证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不要贬值，实际利率应该是正的。

　　针对国内流动性比较多和国外热钱流入的问题，张燕生认为政府应该采取相应措施，比如像巴西的交易税，或者采取资本项目管制。不过，这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般对于通胀比较高的情况，最好要做的就是加息。可是现在美日欧利率都是零，中国要加息就会导致更多的热钱流入；可如果不加息，只是一味地提高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银行的钱都进入央行，银行下一步也会面临一定的困难。所以，宏观政策在选择的时候还是很难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表示反对的原因，因为它加大了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

　　除央行加息和紧缩流通性的法定准备金率措施之外，张燕生认为还要掌握好要素产品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步骤，同时也要有更好的对热钱流入的控制性措施，以及前面提过的生活费用调整指数等，这些都是综合治理通胀的措施。但总的来说，通胀是一个货币现象，因此通货膨胀首先要从货币的控制角度入手。有些地方对于物价采取限制手段，1971年美国曾经采取过冻结价格的方法，持续了90天左右。但行政手段是最后的手段。行政手段来控制通胀毕竟不好，无论是控制通胀、控制信贷、还是控制投资，都是不好的。因为一般政府的行为都太硬了，缺少弹性，张燕生觉得还是要用经济手段或者价格手段来解决。

　　对于货币政策的效果，刘煜辉认为货币政策需要一个传递的过程，效果是否明显，关键要看经济中被调控者是否能够相信政府坚决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决心，这个很重要。因为若能预期到政府的决心，投资者、消费者、生产者等都会改变自身的行为，这样整个经济的指标就会向相对调控的目标趋近，否则如果他们不相信政府的调控或者他们知道政府的犹豫，他们就不会做调整，货币政策的效果也就出不来。他还认为，行政手段从本质上不符合经济自身规律，一个大的经济体不可能堵住所有的管道，政府的作用是要引导市场主体做出自己行为的调整，让经济按照自身的收入投资消费的运转机制来调整，从而符合宏观经济目标。经济体很庞大，光靠行政手段无法兼顾所有，整体货币的水位不降，堵住一个缺口又会从另一边冒出来，这样不太可能改变这个资产的泡沫和通胀的压力。

　　个人怎么办？

　　对于老百姓在通胀预期较高的情况下可采取的理财措施和办法，庄健认为，通胀对中低收入的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强征的税种，最好的应对就是有渠道能实现保值增值。存钱显然不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但现在保证增值的渠道对一般老百姓来说，能够操作的还比较有限。资产类的股票债券等都可以考虑，但总的来说也都需要精打细算，能够中长期保值增值渠道看似很多，但能起作用的其实不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或者有关方面应该来推进资本市场，使老百姓的投资渠道能够扩大、丰富一些。

　　刘煜辉认为，大多数人在通胀中利益受损，但自己能够对冲的手段又非常有限，因为在国内能够选择投资的只有房地产、股票、黄金这几样东西。而在目前来讲，老百姓并不知道通胀会持续多长时间，而对政府通胀调控的手段和力度也不知道，而盲目的进入则很有可能就会成为资产泡沫的炮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