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中立”改革遇阻

　　“交给司法部也好，交给政法委也好，相关问题照样会存在”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杨明、特约撰稿张海林 | 北京报道

　　一场意在触动看守所管理体制根本的改革，热闹两年后，似又有回到原点之迹象。

　　在近日召开的“现行《看守所条例》弊端及其修改研讨会”上，知悉条例修订进展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周欣介绍，时过两年，公安部而今力挺的方案，可能依旧是维持“侦羁合一”现状。

　　这意味着学界力推的“侦羁分离”改革面临流产。

　　“侦羁分离”，即是将羁押机关看守所交由司法部等中立第三方看管，让其脱离与侦查部门的直接隶属关系。司法部研究室主任王公义认为，“侦羁分离”及其配套措施实施后，“99%以上的刑讯逼供问题都可以解决”。

　　对此，不少与会学者颇感失望。“我还是希望看守所能从侦查机关中独立出来，哪怕因此会减弱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周欣说。

　　是非“深挖余罪”

　　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崔敏介绍，对公安部门而言，排在看守所中立改革面前的最大障碍，依旧是如何看待“深挖余罪”。

　　“通过看守所深挖余罪，又能发现一些案件，很多是多年未侦破的案子，占破案率的四分之一以上，这难道对净化社会没有好处？所以，不宜一概否定深挖余罪。”崔敏说。

　　崔敏的意见在公安系统内部颇具代表性，深挖余罪制度甚至作为看守所的一项考核标准存在。“要想评为一流看守所，就必须完成深挖余罪这个指标。”一组来自于公安部网站的表彰性数据很能说明问题：2006年，全国公安监管战线通过看守所深挖余罪线索51.6万余条，从中破获刑事案件23.5万余起。

　　也正是这重障碍，给呼吁“侦羁分离”的学界泼了数次凉水。中国政法大学一位刑事诉讼法学者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通过看守所深挖余罪，公安机关俨然开辟了刑侦“第二战场”，看守所作为一个羁押机关的中立性如何能恢复？

　　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张青松并不反对看守所发现犯罪，但他不希望由此将深挖余罪作为职责强加于看守所，“这会偏离看守所本应有的职责。”

　　“看守所已成为侦查机关，成了侦查的延伸。”相比之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态度更为坚决。他指出深挖余罪可能产生的危害：“掏口供，搞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管教人员甚至会纵容牢头狱霸，也就相应会对律师的会见屡屡刁难。”

　　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张千帆认为，深挖余罪的思想带有政绩工程思维。他说，在没有外界监督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高估了深挖余罪的重要性，“能否不通过深挖余罪的方法，改为改善刑事侦查手段，在保证刑事侦查人性化的同时，又保证侦破的效率？”

　　这种想法并非未曾被考虑。王公义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看守所归司法部，实现了公平，但是打击犯罪的效率会降低，“以前可以随时抓随时审，到司法部这边来，晚上不能审，周末不能审，破案受很大限制。”而由公安部门依旧坚持维持“侦羁合一”现状来看，这场利益博弈里，破案的诉求显然占据上风。

　　监管加码背后

　　但看似早已定型的博弈结果，又因自云南“躲猫猫死”之后，湖北“噩梦死”、云南“鞋带自缢死”、江西“上厕所死”、河南“喝开水死”等一系列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一再激起涟漪。

　　周欣介绍，一系列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促使公安部自2009年4月开始，不断加码内部监管、强化社会监督。

　　本刊记者了解到，在今年10月12日召开的中央综治办“综合治理看守所安全管理工作会议”上，已经明确将看守所安全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

　　会后，公安部专门下发《2010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看守所安全管理工作考核标准和考核办法》，将综合治理看守所安全管理工作的考核细化、量化、标准化。

　　此前的7个月里，先是中央综治办、公安部、最高法、最高检院等9部门联合发文，开展看守所安全管理集中整治行动；之后又由中央综治办与公安部协调，组成4个联合检查组，对全国多地看守所进行大检查。

　　今年3月26日，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指出，“最近，一些地方接连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官方坦承，从相关非正常死亡事件调查结果看，“当前个别地方的极少数执法人员，的确存在着对在押人员刑讯逼供、放纵牢头狱霸等行为。”

　　周欣分析，这些举措，首先是公安部门承认看守所管理存在问题；其次是为看守所不脱离公安部门做努力：除了“侦羁分离”这个选择外，公安部门可以通过加强各种行政手段，对看守所进行全面整顿，加强管理、强化监督，努力消除看守所内部严重侵权隐患。

　　正因为上述努力，在公安部门主导的监管加码系列行动背后，对于学界提供的另外两个选择(一是“侦羁分离”；另一是“内部分离”——   即看守所依旧保留在公安机关内部，但尽量去除深挖余罪功能)，并未有所体现。

　　改革下一步

　　据王公义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初，看守所原本就是交由司法部管理的，“只是后来为了打击反革命，巩固新政权，公安部才将监管场所全部纳入麾下。”而此后，呼吁“侦羁分离”声音从未停止过。

　　看守所真正有望从公安部门剥离出来的第一个机遇是在1983年。据中国犯罪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学研究所所长王顺安介绍，在1983年监管机构体制改革时，监狱、劳教所从公安部剥离出来，当时中央政法委也考虑将看守所一并移交，但顾虑当时的特殊情况，一是“严打”的需要，二是当时司法部刚成立，接收能力有限，就暂缓移交。

　　5年后，公安部、最高法、最高检发出《关于坚决取缔“牢头狱霸”维护看守所秩序的通知》，要求“严禁使用人犯管理人犯，坚决取消在人犯中设‘组长’，‘召集人’等变相使用人犯管理人犯的做法”。这也是“侦羁合一”状态下，期待通过加强监管，解决牢头狱霸难题的首次尝试。王顺安认为，这次尝试功效很大，但想要据此完全根治牢头狱霸，“也是做不到的，它有体制上的原因。”

　　我国现行看守所管理体制，由1990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奠定。而看守所交由公安部门监管的体制，尽管期间多有反对声，一直延续至今。

　　在当时，对于“侦羁合一”以及由此带来的看守所刑讯逼供行为，社会舆论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以包容心态看待：警察为破案，并非为一己私利，而某些犯罪嫌疑人“不打就不会招”。

　　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心态逐渐改观。如果说1983年的监管机构体制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方式，那么发轫于2003年的“侦羁分离”改革契机，则是法制、人权观念增强的结果。

　　当时，我国在6个省、直辖市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时，为了加快司法体制改革的步伐，学者疾呼要将看守所移交司法部门。

　　这次绝好的改革契机，因为司法部响应微弱，最后不了了之。参与其中的学者介绍，不了了之的背景是考虑到国家安全。几千家看守所，看守警察10万，未决犯人数可观，牵一发动全身。“说到底，看守所的权属改革，需要高层下决心。”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厅原厅长陈振东说。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主任樊崇义认为，关键看怎么对看守所定性：看守所是为侦查机构一家服务，还是为整个刑事诉讼服务？

　　张青松亦持此态度，看守所的职责和功能里究竟要不要包括深挖余罪，必须搞清楚，否则“交给司法部也好，交给政法委也好，相关问题照样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