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现代公共空间与文学社群的关系

　　作者：杨洪承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诸多社团流派的形成是一个剧变的社会时代，推涌着一群不安定的灵魂，挣断传统乡村的精神脐带，逐渐成为完全的都市人、现代人的过程，对空间感的敏锐成为他们身份认同、赖以生存的重要特征。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社团流派特别丰富，与此同时对新潮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湖畔诗社、太阳社、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新月诗派等社团流派的研究也有了相当的规模。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社团流派研究有了整体性研究的深入和拓展。但是，尚有值得认真思考和深化的问题。

　　文学社团流派是现代文化的一部分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社团流派是随着中国现代文化及其主体即现代知识分子诞生的国民“群”的观念，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精神载体。就其对象而言，文学社团流派虽是文学、文学史范畴内的形态，更是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将二者割裂或简单合并都无益于对其特殊性的把握。

　　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流派应该纳入现代人生存的动态过程考察，即依据福柯所说的现代都市人们处于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时代，人们是互相连结和纠缠的“网络空间”。当然，这一理念不能简单套用，因为现代中国没有真正意义的都市，更没有形态健全的“现代”和“后现代”的知识群体。可以获得启发的是，把握任何时代的群体现象的 “空间”联系和“现代性”过程，对于重新思考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流派的特殊性不无积极意义。在对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流派的大量知识性介绍已经完成的今天，研究现代作家究竟如何面对“公共性”空间丰富而复杂的生态与心态，应该是今天对文学群体本质思考的关键。

　　作家群体聚散与公共空间的关系

　　在公共空间结构的差异性中找寻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流派群体基本生态元素。20世纪中国文学社群作家聚散分合的心态与地域、教育、政治、经济四大文化生态形成了整体性互动关系。这就使得构成现代文学群体现象的公共空间不是孤立的死环境、封闭的地域或唯一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突出的呈现人文色彩、人与事相通的动态情境和场域。在“五四”前后诞生的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基本都生存活跃于校内外的空间。如以新兴学堂为主体的北京大学的新潮社、北京高师的语丝社，学校之外的新青年社、曙光、晨光社、湖畔诗社等。

　　“公共空间结构的差异性”不只是说这些群体赖以活动的咖啡馆、沙龙、校园环境、杂志社、出版社的场地区别，而是应该关注作家群体聚散与现代教育体系、公共媒体运作方式及独特工作场所等相联系的空间关系剖析。比如文学研究会的“著作工会”的组织形式，“为人生”的文学观念中包容着多少“校园想象”和寄予的“国与家的想象”。再如《创造》、《弥洒》、《语丝》等刊物和群体的命名想象，它们不是一个单纯的诗意表达的文学概念，而是文学群体中的文化与经验载体的“空间”意蕴。这些在过往的研究者中关注的并不多。因此，深度分析文学群体聚散形态构成和变迁必须要突破单一线性思维和表层历史现象的罗列。

　　文学社团流派本质上都是由关系网络创造的

　　公共空间内外部的对立与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群体精神主体的选择。对20世纪中国文学诸多社团流派研究的出发点往往笼统地对乡村与城市、校际与社会、报刊与出版的这样的空间视角进行定位。这就使得研究要么是社会学分门别类的标签考量，要么是纯文学创作类型的定论和文学思潮的考察，要么是侧重文人轶事与过程描述介绍或群体非文学的考据等。

　　现代文学作家群体活动和组织主体是现代知识分子与现代社会相联系的行为。这种行为既保留着传统独立封闭空间的文化社会的内容，又更多有现代人社会角色、身份认同、知识结构和内心世界之间并不和谐、相互冲突抵牾的精神矛盾。比如因客居东瀛校际相连，又志趣一致文学内心的表现，更有自己独立写作空间的坚守，才有了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四人谋划的创造社。现代任何一个文学社团流派本质上都是一个或若干个关系网络的创造。

　　每位作家加入某个社团流派是希望建构自己的公共关系，被某个公共关系网络认同。但是作家本质上的精神劳作，使得他们向往一隅自己的独立空间，又总试图摆脱公共关系。因此，文学群体派别之排他性、党同伐异，只能够说明其聚散的普遍性。比如孙伏园与《晨报》副刊的关系紧张和后来的“莽原社”成立，多有知识者特有情感的因素、孙伏园身上的感情特质以及他与鲁迅的特殊情感成分。这恰恰可以表现出一个文学群体生成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是今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走向深入的难点和重点。

　　回到文学“场域共同体”

　　对文学社团流派群体中人与事的联体考量更应关注双重“公共空间”关系的存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诸多社团流派的形成是一个剧变的社会时代，推涌着一群不安定的灵魂，挣断传统乡村的精神脐带，逐渐成为完全的都市人、现代人的过程。现代社会(都市)的公共空间中逐渐成长的现代知识分子，经常是在不同的(都市间)空间流动，对空间感的敏锐成为他们身份认同、赖以生存的重要特征。

　　任何社团流派的发起人作为自己群体主角的扮演者只是一个方面。作为一群思想启蒙的先觉者和文学趣味的同道者以及一个特定环境中彼此利益相投者——这些多维因素和互动关系又是另一方面。这就经常在不同空间网络随时随地对其社团生存发展产生影响。郑振铎、周作人、茅盾三人作为文学研究会中坚，彼此个性、关系、活动空间等差异甚大。他们个体—团体—个体角色转换中的人与事的纠葛，对文学研究会乃至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均有影响。还有，文学群体的三层空间即现代教育体系关系、现代意识形态制度思想体系关系、现代文化知识(传媒报刊出版的)结构关系。

　　但是，这些文化视阈的空间，最重要的是必须回到文学“场域共同体”中解释个体到群体、作家交往到社团流派出现之原由。文学“场域共同体”是要找寻在三层关系下形成新的综合性和经验性的“空间”意象，即文学社团流派自己的身份，而不是文化空间的注脚。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杨洪承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