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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前北大山鹰社山难回望:源于自我膨胀的心态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01日09:50  南方都市报
 电影《巅峰记忆》海报。 电影《巅峰记忆》海报。

 电影《巅峰记忆》海报。 电影《巅峰记忆》海报。

8年后,李兰终于用自己的方式回望那场山难。 南都记者 孙涛 摄 8年后,李兰终于用自己的方式回望那场山难。 南都记者 孙涛 摄

  8年前,北大山鹰社雪山折翅,5名学子遇难。如今,与此事有关的人们拍了一部电影,以期获得救赎与回归。这也是八年来,那场举国震惊的山难第一次面向社会的总结行为。  

  这个玛尼堆用的石头来自香山脚下,从八年前就伫立在这里。

  拂去五颜六色的彩旗和藏语六字真言,石堆上处处可见乳白色的蜡泪。那是前一天留下的,和堆前的几束鲜花一样,来自北京大学登山社团———山鹰社的纪念仪式。

  堆旁不到10米,是山鹰社高大的攀岩训练墙,几名社员正在向身上挂绳子等保护设施。墙上某洗发水品牌的字样清晰可见,尽管它早已不是山鹰社的赞助商。2002年山鹰社攀登希夏邦马峰遭遇雪崩五名社员遇难,是它停止赞助的原因之一。

  前一天———2010年11月18日,是个意义独特的日子。纪录片《巅峰记忆》在北京一家影院公映,投资者与主角都曾是山鹰社成员。

  女主角李兰是当年那场山难的幸存者之一。这部片子以她多年后再度攀登那座高山的经历为主线,讲述她个人的“救赎与回归”。这也是八年来,北大山难第一次面向社会的回顾行为。

  再攀登一次

  “对于攀登者们来说,纪念的最好方式就是重新攀登这座山峰,这将是我的一个坚定的心愿”———《巅峰记忆》

  “拍这个电影,我们几个(山鹰社)‘老人’论证了很久……觉得这个事情到了该回顾的时候了”。

  个头不高但很壮实的孙斌是《巅峰记忆》的投资者,在校时是山鹰社的登山队长。这改变了他的人生。2000年他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却去了中国登山协会当教练,还参加了北京奥运会的珠峰圣火传递工作。那次山难之前,登山队员们请他来,讲授过地形地貌、气象及高原反应等知识。

  在《巅峰记忆》中,孙斌也是一个出镜角色———登山者。他们6名登山者结伴,在去年9月攀登了当年北大山鹰社遭遇山难的希夏邦马峰,8012米。这是一次商业登山活动,他们每人花费8万元,和西藏圣山公司签约,获得了30多名藏族向导和辅助人员的服务。孙斌负担了其中一名女登山者李兰的费用。她是这部电影的主角。

  这次登山给留着长发的导演李嘉———北京电视台体育部的一名编导灵感———为何不顺势拍下这次登山,以李兰的经历为主线,引入当年的那场山难呢?

  于是,这部纪录片的一开头,便是李兰的自述:“……这片河谷和我曾有着那么深、那么强烈、那么难以割舍的关系,我来,我是为这个山谷而来。”这样的自述,贯穿了整部电影。

  李兰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因为她是6名登山者之中,唯一经历过当年那场山难的人。

  2002年夏天,已经从北大广告专业毕业两年的李兰仍跟着山鹰社一起登山。是年,山鹰社的目标是西藏的希夏邦马西峰。

  对世界上任何一位非专业登山者而言,八千米都是一个值得骄傲的高度。1999年,山鹰社成立十周年之际出了一本社史,名字就是《八千米生命高度》。这个名字的底气来自前一年北大百年校庆,山鹰社以这样的举动表达祝贺:攀登上了8201米的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尽管绝大多数登山队员皆非在校学生,但那一次无疑是山鹰社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此前国内从未有业余登山队登上过这一高度。

  校庆过后老队员们纷纷散去,继续登山的任务落在了在校生身上。他们虽也知道自己不足以挑战八千米,但又无法杜绝它的诱惑———于是,他们定下了这个目标。根据的路线资料来自多年前的一支日本登山队。

  希夏邦马主峰高8012米,西峰高7292米。“我们当时确实是想一边攀登西峰,一边侦察,看将来有没有攀登主峰的可能性。”当年的山鹰社长,99级生物系的国家二级登山运动员刘炎林说。

  当时,山鹰社网站刊登的一篇文章称:“……今年的梦,是希夏邦马西峰———7292米。届时,我们会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在岩壁狂欢?”“自我膨胀”。今天,一位山鹰社社员如此对南都记者评价8年前的山鹰社心态。

  “对于攀登者们来说,纪念的最好方式就是重新攀登这座山峰,这将是我的一个坚定的心愿。”李兰在《巅峰记忆》中说。但她也没有想到,这部电影会一直拍到今年。

  严酷之地

  “我坐在驮包上,久久地向着山谷方向看着,就哭了,我们十五个一起进山,却有人再也不能自己走出来了,那个山谷始终沉默着”———《巅峰记忆》

  八年来,那次山难从未得到面向社会反思和追忆的机会。除了2004年山鹰社十五周年时拍的一部内部短片《没有顶峰》中提及外,它一直是山鹰社、北大乃至中国民间登山运动心头的隐痛。这次拍电影,北大还有相当一部分反对声音。

  在李兰的回忆中,希夏邦马的冰川还如八年前一般,沉默而骄傲地伫立着。

  2002年7月中旬,山鹰社15名队员先后到达西藏。为了省钱,他们没有坐飞机,而是先乘火车到格尔木,再坐大客车几经辗转到达拉萨。10元钱一张床位的小旅馆,他们亦非一人一床。有几名男同学都睡在地上。

  山鹰社并不缺钱。李兰回忆,当年社里申请了体育彩票的赞助,10万元。给拉不到赞助的山鹰社科考队留了两万元,还要省钱做其他一些活动。最后,包括路费、吃住和登山注册费在内,只花了5万元。

  省钱,招来了山难发生后舆论的质疑:为何不听从西藏登山协会的建议,花钱租一部海事卫星电话,再雇几名藏族向导?

  西藏登山协会给山鹰社的建议除了以上两条,尚有一条:希夏邦马峰位于雅鲁藏布江以南,纬度低,这个季节是希夏邦马的雨季,降水多、积雪不牢固,安全系数低。建议他们改在春秋两季攀登。

  三条建议都未被采纳,山鹰社只是向西藏登协借了三台对讲机用。除了省钱、自力更生这两条一切学生社团都本能地沿袭的准则,时间更是一道跨不过去的坎。这次除李兰之外的14人全部是在校学生,他们只能利用暑假登山。

  根据对高山的适应情况和攀登实力的强弱,15个人分为A、B、C三组,最强壮和技术最优秀的A组五个人担负了冲顶任务。他们是98级电子系学生雷宇,曾任山鹰社社长;98级数学系学生林礼清,曾任山鹰社秘书长;2000级政管系学生张兴柏、2000级力学系学生卢臻和99级数学系学生杨磊。三人分别是山鹰社的训练部部长、装备部部长和资料部部长。

  由于要照顾身体适应最差的队友,队长刘炎林留在了负责后勤的C组。李兰在B组。她还憧憬着,如果A组顺利成功且天气允许,她也将尝试冲顶。

  8月7日中午11时,走出冲顶前最后一个营地C 3的A组翻过一面6700米高的大雪坡,来到两块大石头中间。上宽中窄,成喇叭口形状———这是典型的易发生雪崩地形。西藏登山队事后用特快专递邮给中国登协的搜救报告称:8月初,这里已连续下了8天的大雪。

  如果不走雪坡而走山脊,就不会出事。8年后的今天,李兰如此对南都记者断言。然而,当时缺乏经验的学生登山队看不出这个毁灭性的错误。A组最后的信息是“正在修路”。不久,联络就断了。

  李兰的B组和刘炎林的C组都以为是步话机故障。直到第二天,李兰按计划上到C3营地,发现昨夜根本没有人回来,才觉得不妙。她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想:或许是他们冲顶到半路回不来,挖雪窝趴了一宿?实际上,他们这些学生没人懂得挖雪窝的技术。

  又一天过去了,A组还没有回来。李兰和一名队员上山去找,发现了“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雪崩区域;还发现了在两块大石头中间的雪坡上,似乎露出一点人体的痕迹……

  刘炎林事后写下文字回忆:

  “(8月9日)6点半左右,李兰和牟治平出现在帐篷对面陡峭的雪坡上。我拿了一瓶水出去接。风雪又起来了。老牟走在前面。我问:怎样?他黑着眼睛和嘴唇,说:A组全完了。我一下子感到了自己全身的颤抖。我继续往上走:李兰还在后面。我抱着李兰,她靠着我肩膀,大声嘶哭,一会挣脱我的肩膀,在漫天的风雪里尖声大叫。我跪进了雪里,所有的疑虑都被证实了,所有美好的设想都被打破了。岳斌趴在雪里,双手拍打雪地。”

  雪崩是登山者的大敌。新中国第一位登山烈士丁行友便死于雪崩。落在手上轻飘飘一会儿便将融化的雪花汇集、滚动、崩塌,就变成摧毁一切的万钧之力,人埋在雪中几分钟便会窒息死亡。上次日本人走这条路线平安无事,谁能想到这次竟如此惨烈?

  由于没有海事卫星电话,队员们只能下山求救。一直到15日,西藏登山协会派出的搜救队才赶到大本营。

  事实上,搜救队员们也没有见过如此惨烈的山难。

  最终,搜救队发现了三名队员的遗体。另外两人的遗体据推断埋在更深的雪中。由于雪崩危险时刻可能发生,根本无法把遗体从6000多米高的雪山上运下去,甚至没有时间将遗体全部挖出。搜救队员们根据国际惯例,在拍照、取下部分遗物后,将遗体原地掩埋。

  李兰在《巅峰记忆》中说,当时她和队友下撤时正是中午,怕再雪崩,不得不在山坡上坐等了几个小时才下去。望着冰川,她觉得它一点儿都不美。很丑陋,而且很脏。登山这件事情“是很荒谬的一件事儿”,“完全没意义”。

  在藏语中,“希夏邦马”意为“气候严酷之地”。

  血的总结

  “孤独极了,好像要有300人等着看我的旧伤口一样,又一定有人要听我对过去的描述,其实我没有义务一定已经恢复得很好了,一定要表现得很超然么?”——2010年11月16日,李兰的微博

  不待刘炎林等第一批六名队员飞回北京,舆论对“山鹰折翅”的关注已炒成了一片。网上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评论:“是取消山鹰社的时候了”。

  在纷乱中,最后一批回到学校的李兰被遗忘了,没有赶上刘炎林等人接受的心理治疗。

  山鹰社攀岩训练墙旁边的玛尼堆,就是此时树起来的。无数胸戴白花的学生在堆旁点燃烛光的场景上了电视新闻。五名遇难社员被授予“登山勇士”和“共青团标兵”称号。除了每人1万元的生命保险,北大赔给每个家庭8万元。他们的父母来到学校,在严密看护下一次次哭得死而复生。

  有山鹰社“教父”之称的山鹰社首任社长、98年卓奥友登山队的队长曹峻认同李兰对希峰山难的技术性分析。他另对南都记者总结说:希峰山难表明山鹰社作为学生团体,知识点方面的欠缺,和团队风险控制能力的欠缺。

  北大也没有就此禁绝登山活动。但刘炎林回忆:各种各样的总结会一直从当年8月份开到了第二年三四月份,山鹰社历年的许多老队员都赶回来参加。除了总结山难原因,还定下了一条规矩:山鹰社的核心主题是“登山训练”,而非此前懵懂的那种“一山更比一山高”的心态。

  孙斌的看法与曹峻相近:纪录是山鹰社创造的,每一代队员都想超越纪录;问题是每一代队员不一定都比前一代的技术水平高。另外,总是靠老队员给新队员当教练,技术的传承也成问题。“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合格的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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