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没有牛校?
国人重视各种排行榜。在我们这里很被看重的全美大学排行榜,没有一个美国大学校长会把它们当回事。哈佛是高贵的人文传统,斯坦福是地道的美式实用主义,普林斯顿以理论研究著称,麻省理工以科技领先自豪。各有各的个性,风格千姿百态,适应市场的不同需求。不过,国内各个高校的理念看似高度统一——大跃进式地堆砌大学城、跻身各大排行榜前端已成为各校领导乃至各地政府炫耀其政绩的“面子工程”。
记者/季天琴
牛校牛在哪?
清华、北大的学生算是见过世面的了吧,但是,看看网上那些欧美名校的公开课,那些曾经的优越感会不会骤然间灰飞烟灭?
今年3月里,复旦大学延请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教授讲座。前往追星的粉丝无数,提前两个小时到达会场还嫌太迟,才能勉强挣得一个站位。
忍渴挨饿的同时,在现场观看Sandel如何与前后左右挤满的热切渴望的学生们讨论,观众仍然大呼值得。在散场之后,在门口买Sandel授课讲义的人挤成了一堆,抢到最后一本讲义的学生乐得飞飞的。
这位Sandel教授1982年就因批判罗尔斯的正义论而在学术上扬名了,还曾任职于小布什总统生命伦理委员会。不过,他在中国的突然走红,全仰仗于网络公开课的流行。他在哈佛教授的那门课程《公正:该如何做是好》算得上是网课的里程碑,其意义如同《越狱》之于美剧在中国的流行。
网络名人和菜头在“以人格保证”强烈推荐该课程,曾说:“并非因为它只适合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又或是只适合于哈佛学生那样的高智商人群。单看西方思想家的思辨过程,就已经足够性感。”
这个道德与政治哲学的入门课程,是最受哈佛新生欢迎的公开课。每周,超过1000位学生坐在哈佛的大礼堂里,听Sandel口吐莲花,学生们同时还将接触过去一些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康德、密尔、洛克,然后师生们一起评判性思考关于公正、平等、民主与公民权利的一些基本问题。
所谓“思辨的性感”——大体可以理解为:彼此尊重,在对话中修改或坚持自己的判断,虽然没有统一的最高原则,但都以不侵犯他人正当利益的自由最为重要。
网友Frederick Wang在看完该片后感慨:“推荐它不是课上得多么好,而是社会体制在高等教育里的体现。民主的精髓就在这里,争取大多数的同意,那么精英就要把自己的观点和理由解释清楚。这样的社会是思辨和成熟的。相反,把民众排除在外,就必然会愚民。长此以往,两种社会表现出的智识差距判若云泥。”
对于那些求知欲很强的人而言,这些各路名校的网络公开课,如同一个挤满了山珍海味的菜单——耶鲁大学的哲学系教授Shelly Kagan为本科学生开设名为“死亡”的公开课,这个穿着牛仔裤、帆布鞋,长相酷似萨达姆的“大仙”坐在讲台上,手舞足蹈地和一帮年轻人大谈生命和死亡的本质。他还花了五节课的时间和来自物理系、电子系、化工系、政治系的学生讲解柏拉图的《斐多篇》对灵魂本质的讨论,这可不是随便在哪花上一点钱就可买到的心灵鸡汤。
“再怎么比较也是血泪”
哈佛、耶鲁之所以能成为牛校,当然是因为人家很有钱,也有良好的声誉积淀,所以能雇到最牛的教授,招到很牛的学生。 同时,也因为他们蕴含了丰富的博雅精神。这点,从哈佛的“核心课程”上最能集中体现。
所谓“核心课程”,就是开放给本科生的基础课,学生们从中挑选几门作为必修课。对此,哈佛开宗明义声称,核心课程是为了让学生们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其“核心课程”被分成七个领域:外国文化、历史、文学、道德判断、数理判断、科学、社会分析。仅“道德判断”这一板块而言,除了上述招致万人空巷的那门《公正:该如何做才好》,还包括另外13门课程,罗列如下:
《民主与平等》、《国际关系与伦理》、《伦理学中的基本问题》、《儒家人文主义》、《有神论与道德观念》、《自我,自由与存在》、《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奴隶制》、《社会反抗的道德基础》、《共和政府的理论与实践》、《比较宗教论理》、《传统中国的伦理和政治理论》、《古代与中世纪政治哲学史》、《现代政治哲学史》。
这还是九牛一毛。事实上,仅仅是针对本科生和文理学院的课程表,以及对这些课程3-5行的介绍,哈佛就一口气列了1000多页。
这些课程简直就是一场饕餮之宴。媒体人士贺某毕业于北大中文系,他自称是咽着口水看完了这个课程清单,过去多少还有点的牛校感不堪一击,当场崩盘。
他悲凉地声称,“我显然已经不敢把我读的学校叫做大学了。”
其实北大曾经还是有点样子的。在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中,附载了《(民国二十三年度)国立北京大学一览》,193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的课表,豪华得令人目眩神迷。就连当年外系所开供中文系学生选修之课程中,梁实秋、周作人、钱穆、向达等牛人的名字也频现。
不知道现在的清华北大,能给那些一心向象牙塔里扑腾的18岁孩子,开出上述课程中的几门?
好事者在网上检索出《2007年北大中文系上半年本科生课程表》,整理出必修课寥寥十几门。对比完了新旧两个时代的课程表,网友们纷纷感慨“那时的大师还是上课的”,“俱往矣,再怎么比较也是血泪”。
专栏作家刘瑜在论及名校等话题时声称,“真正的人文教育,是引领一群孩童,突破由事务主义引起的短视,来到星空之下,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数学、物理、生物、心理,像星星一样在深蓝的天空中闪耀,大人们手把手地告诉儿童,那个星叫什么星,它离我们有多远,它又为什么在那里。”
就像Sandel教授在《公正》一课的结尾语中告诉他的广大粉丝,学习的本质,不在于记住哪些知识,而在于它触发了你的思考:
“一旦我们开始反思我们的环境,世界将不再一样。我希望你们,至少已经体会到了一点点的不安。这种不安,会促发我们的批判性思考,以及政治和道德生活的完善。这门课程的目的就是要唤醒你们永不停歇的理性思考,看看它将把你们带向何方。如果我们至少做到了这点,如果理性的不安继续在折磨你,那么,我们就不是一无所获的。”
因为国内的大学闹出的笑话不少,所以媒体也动不动就会把“大学精神”这个话题拿出来讨论一下。基本上大家都会达成一个共识:大学不是职业训练所。
据说,大学应该熏陶的,是一种人文精神。不过,国内的名校,经常为自己是不是一流名校争得脸红脖子粗,这点就很没人文精神了。
国人重视各种排行榜。在我们这里很被看重的全美大学排行榜,没有一个美国大学校长会把它们当回事。哈佛是高贵的人文传统,斯坦福是地道的美式实用主义,普林斯顿以理论研究著称,麻省理工以科技领先自豪。各有各的个性,风格千姿百态,适应市场的不同需求
不过,国内各个高校的理念看似高度统一——大跃进式地堆砌大学城、跻身各大排行榜前端已成为各校领导乃至各地政府炫耀其政绩的“面子工程”。
在世俗化的今天,如何建设所谓的“大学精神”?对此,《新民周刊》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葛剑雄教授。
“教育是有普世价值的”
《新民周刊》:总体而言,英美这些名校的课堂还是思辨的。但是我们的多数老师有时还是单方面的传声筒,学生是被排除在外的。
葛剑雄:其实我们并不缺少这种传统。上世纪30年代,我的导师谭其骧先生在燕京大学做研究生时,他就曾经指出他的老师顾颉刚在课堂上的错误,顾先生跟他写信,进行了几个回合的讨论,最后顾先生非但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把他们的往来信件当作补充教材在课堂中分发。
我在课堂上也会鼓励自由探讨。其实,中国有很多教授都是受过西方教育的,问题是如何在体制上保证他们教学的自由。我想,教育是绝对存在着普世价值的,严格地讲,就是塑造一个“人”字。要鼓励他去追求真理,有时也意味着,他要挑战一个现有的真理。
《新民周刊》:确实如此,什么样的教育产生什么样的人才。
葛剑雄:是的。不过,什么样的社会,也会产生什么样的教育,这跟鸡生蛋、蛋生鸡一样,都是循环往复的。
从晚清以来,不少寻找真理的人,最后都想把自己的真理普及他人。所以,毛泽东当年说,教育是为了培养人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他还加了一句,“教育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可能他年轻时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跟他的这个方针并不符合,因为他的地位不同了。
《新民周刊》:学生们说,那些欧美的教授能把问题直接切入生活的横截面。而我们的不少高校教师要么就是照本宣科,要么就是不着边际。
葛剑雄: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中美两国缺乏可比性。据我所知,欧美混日子的老师还是有的,还得放到不同的教育体制下来考察。 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现在我们还在编写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英美有这个吗?
我们有些课是硬性规定要上的,但是老师、学生其实心里都明白,这些课是毫无意义的。我校也有个老师想开一门课,后来被禁止了。那这是教授的问题么?
在一个自由竞争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真正能落实教育传授知识、培养一个“人”的宗旨,那么很多问题,只是个技术问题。
现在学生逃课,也有些是根本不愿学。我就收到过一封学生的来信,说他根本不想上那个专业,是家里逼着上的。不上也不行,现在社会不公正,如果他爸不是李刚的话,拿不到大学的文凭,就找不到工作。
《新民周刊》:相比那些网课中的欧美教授,现在国内高校,有个性的名师很少。
葛剑雄:这个也要分开来看的。有个性的老师,那个中学教师袁腾飞,他的有些话我是反对的。他说“拿破仑绝对是个爷们”,这是给高中生上课么?“爷们”具体内涵是什么?大学的选修课可以,但是基础课,如果我是系主任,我是不允许这么上的。
在普通高校,有个性、有才华的老师注定不可能出现。要么他被更好的学校挖走,要么他所在的那个土壤也未必容得下他。这是毫无办法的。我们学校的3208教室以前是发布各种新奇观点的,现在还有吗?
在这个体制下,看不到任何解决的希望。无论是学术腐败、学风不端,真正的弊端在于权力对学校的干预。权力比金钱更加容易腐蚀大学。光是金钱,大学还不至于这样,大学经费增加,老师稍微有点骨气,还能抵挡得住。但是权力和金钱一结合,老师们就没有办法了。
《新民周刊》:您对中国的教育是十分悲观的。
葛剑雄:根本原因就是行政控制一切、腐蚀了高校。
比如说,中央党校的学历,教育部都不承认的,但是中组部承认。一些官员动不动就党校学历,有本事你去念个正常的学校?重视这个学历,一是没有自信,二是权力控制一切。我们学校中文系的陈思和教授,谁都知道他就是个本科学历,谁敢嘲笑他?
“我们从没有过大学精神”
《新民周刊》:现在我们的高校除了教育的逻辑,还流淌着官场的逻辑。
葛剑雄:现在,行政机构掌握的钱或资源不受制约,以至于它的权力凌驾在学术之上。根源是整个国家都是这样,“泛行政化”。
现在的教授如果没有行政职位,还不如一个科长。现在一个小小科长都指手画脚,因为他掌握着资源。去行政化,是怎样保证学校有经费,有学术自由。
有些人成天谈这个问题,我笑他们太天真了,这简直是与虎谋皮。你看朱清时去深圳创办南方科大,难得不得了呀!动不动就要去求当地政府部门,行政化只是换了个手段而已。如果这样,那还不如给他个行政级别算了。
《新民周刊》:跟欧美大学相比,我们的高校也存在着资金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您怎么看?
葛剑雄:现在都在大惊小怪,说你们大学有钱,其实资金也没有增加到该增加的程度。我们的图书馆,英文书不如哈佛也也就算了,连中文书都输给人家,这说明我们其实没钱。所以,你给我几个亿,我也用得完。
现在大学的经费条款分割,国家财政拨款只占到了总经费的1/4左右,其余3/4来自各个项目和学校自筹经费。这个项目最后落到谁手中,你以为是评委么?在评委之前首先是一批行政官员。如果这些钱无条件发到学校,校长要去教育部“跑部烧香”?如果校领导无条件地分发到各个院系,我要去跟你磕头、拍马屁吗?
《新民周刊》:国外的私立大学也各有特色,但是我们的大学是被包办的。
葛剑雄:现在有的孩子,从幼儿园就送到外国去,每年几百亿、上千亿的钱就流到外国。如果是能够花钱在中国得到非常好的教育,我想大多数人都不会这样做。
教育不能包办,只能依靠市场。现在我们的收入差距这么大,应该容许增加学校,这实际上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也有利于穷人上学。有的国家规定,私立学校需要提供一定比例的经费让穷人也入校接受教育,或者拿出办学实际收入的一定比例捐给教育工程。这样,私立学校完全可以办成最好的学校。
对这些学校,国家只有监督的权力,没有管理的权力,比如监管它们的教育质量有没有达标。我们现在就莫名其妙地去限制民办大学的学费,这是不应该的,你给补贴了没?
《新民周刊》:现在国内不也在讲“教育家办学”吗?
葛剑雄:这又是一个空炮。现状是领导的不负责,负责的不领导,这到底为什么?!
我曾跟中央领导提过,请他们明示一下,到底哪些权归党委、哪些归校长?现在模式不一,得有个条文和规矩。
《新民周刊》:您怎么看“重建大学精神”这个话题?
葛剑雄:不是“重建”,我们从来就没有过完整的大学精神。西南联大那会儿,清华的教授拉帮结派,你轰我,我轰你,也是经常的事,并不像我们今天所想的那么美妙。所以说,即使是教授治校,也要有好的体制保障。
我们现在连“教授治校”也不可能达成,最多就“教授治学”吧,各尽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