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博览封面稿：探秘公务员海外培训。

　　探秘公务员海外培训

　　一个国家的渴望与历时20年之久的教育大迁徙

　　如今，中国公务员眼中的“新加坡”，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加坡了。

　　中国的公务员阶层正集体对南洋岛国——新加坡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这种特殊感情的发生，绝不仅仅是黄皮肤黑眼睛，也不是传统文化上的认同，而是始于上世纪90年代并成功延展至今的“海外干部培训”。

　　据统计，截至目前，有近万名从省部级到县处级干部已经或正在新加坡接受培训学习，而且他们后来大多成为各级政府重要岗位的领导者。

　　这种自上而下的、史上最大规模的政府机构人才海外培训，也许正在创造某种奇迹或奇观。而这种跨国合作的奇观能够发生，正依赖于中国政府高层对新加坡政治和其人才理念的赞赏和偏爱。

　　随着赴新加坡公务员培训的规模效应越来越大，中国公务员和新加坡的关系正在以非常特殊的方式进入大众视野。比如，人们热衷谈论的“中国市长班”——赴新加坡干部培训自然也在产生多样化的效应。

　　不可否认，这是一次各有所求的、不寻常的大规模合作。中国政府究竟看重了新加坡人才教育的那些特殊价值？其投入是否已经获得部分预期的回报？而热衷此项事业的新加坡，又有哪些意外的收获？

　　“你去新加坡了吗？”

　　南洋理工大学为中国量身定做的“市长班”已经成为中国中高级公务员晋升的一个重要台阶。

　　“你去新加坡了吗？”据新加坡《南华早报》报道，这句话成了当今中国中层公务员见面后相互问候的第一句话。

　　目前，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南大)、国立大学等著名大学，正因为承担大量的中国干部培训任务而越来越引起中国民众关注。中国公务员赴新加坡培训，也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化、潮流化。

　　在江苏省某市城市管理部门任职的陈平(化名)先生，幸运地位列“去过新加坡”的中国基层干部中的一员，他是2010年4月由组织部门选派前往新加坡短期学习的干部之一。这一看起来貌似平常的培训，却令陈平很高兴。

　　“下飞机就感到非常亲切，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说国语，那种在异国的陌生感和心理障碍一下子就没了。”陈平回忆自己在新加坡的短期培训时说，“所以，尽管是出国培训，却感到很放松。”

　　他甚至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了培训期间的全过程。“我们学习的南大，老师非常认真负责，要求相当严格，他们用国语授课，教学方式也很新鲜有趣，大家围着一个大圆桌学习讨论。”

　　作为地方某个行政部门的负责人，陈平的高兴有自有其理由。因为即使基层干部前往新加坡培训，也并不是随意的，而是要经过一系列的挑选、资格审查之类程序，比如工作岗位的重要性、年龄要求、外语水平要求、是否具备进一步担当重要职责的潜质等——被选派到新加坡参加干部培训，往往意味着职位进一步升迁的可能。

　　像陈平经历的干部赴新加坡培训活动，近年来已经在全国各省市行政机构、金融机构和事业单位内普遍展开。

　　从级别来说，培训对象已延伸到县处级干部；从任职分工类型来说，则延伸到政府或其他公共职能部门的各个领域，比如城市规划、环境管理、金融服务、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职能部门等等。

　　“现在全国几乎所有省和直辖市都派人来南大学习过。”一位相关项目负责人说。

　　如此培训浪潮，显示出中国政府要打造一个庞大的、自上而下的、训练有素的公务员队伍，以造就一个高效廉洁的、与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服务型政府的决心。

　　于是很自然的，能去新加坡培训对于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者来说，已经意味着一种难得的资格和荣誉。

　　“作为一种必要的履历，领导干部之间至少有了已‘参与新加坡培训’和‘没有接受培训学习’的区别，相比各类领导干部培训经历而言，新加坡的培训经历对很多人来说尤其重要。”陈平说对《世界博览》记者说。

　　“短短20天时间，培训的课程安排得很满，内容涉及到新加坡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还包括到街道社区参观，走访新加坡的同行工作场所，当面交流工作经验，研究问题，以加深对课堂所学内容的了解。学习节奏很快。”陈平说。

　　重庆市某区参加培训的一位公务员在回顾所上的课程时说，“比如讲解新加坡如何打造和谐社会问题时，老师采用了现场教学法。第一节课堂设在大巴车上和各个考察点，先实地考察了华侨社区、马来民族(穆斯林)社区、印度民族社区和观音堂、清真寺、婆罗门寺庙、犹太教圣殿、锡克教寺庙等地方，让学员们实地了解三大族群的文化差异，然后讲解新加坡如何解决宗教纠纷，促进民族和谐等问题；第二节课设在新加坡公共住屋展览厅等各个参观点，学习新加坡的组屋政策与和谐社会构建。学员们实地考察了飞跃社区服务中心、陋屋模拟展区等，教师边走边讲，完全是脱稿讲授，令人心悦诚服。”

　　在江西省南昌市某部门任职的何志用(化名)，去年有幸被挑选参加为期十天的新加坡干部短期培训。

　　何回忆自己在新加坡培训的感受时说，印象最深是新加坡作为花园城市国家的现实情境对他的刺激，“真的不能比，要是执着地去比较，你只能很郁闷，人比人气死人嘛。虽然只有我国一个地方城市那么大，但管理效力确实令人惊叹。”

　　不仅如此，在培训期间的走访考察中，何还直观地体验到，新加坡民众的道德自律意识非常严格，“你觉得每个人都很能严格要求自己，城市一尘不染固然与雨水多有关系，但更多的是市民对自身行为的规范，你很少见到当地人抽烟喝酒，虽然在我们看来过于拘谨了一些。”

　　“民众的道德自律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近年来，因为经济全球化影响和旅游业需求，政府在城市豪华地段开设了一些赌场，但实际上，赌场开设后新加坡国民很少参与。”何先生说。

　　令何先生印象深刻的，还有另一件微妙的事情。

　　尽管他们这一期学员们学习的是“新加坡政府的执政理念”、“新加坡的国家人才战略”、“新加坡的政府危机管理”、“新加坡和谐社会建设的策略和经验”、“新加坡社会保障策略”等，但是在与教员们交流的过程中能感受到，这些老师对中国的国情是相当了解的，而且对有关中国的负面内容相当谨慎，基本上是避而不谈。

　　“也许是为了避免引起争议吧，其实很多老师都是当年中国留学定居人员，我感到他们有意识地把握着分寸。”

　　尽管收获颇丰，但何先生对每人四万元的培训费却有些怜惜，“短短十天，每人光学费花四万元人民币，究竟值不值呢？”他自嘲地说，自己是有些小家子气，能像他这样斤斤计较的人应该不多。

　　在“南洋”做同窗

　　在新加坡培训大军中，真正引人注目的还是中高级公务员——就读于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硕士班和管理经济学硕士班，也即“中国市长班”的学员们。

　　位于新加坡南部裕廊(Jurong)区的南洋理工大学，距离市中心25公里，它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大学”之一。

　　南洋理工大学的公共管理硕士班和管理经济学硕士班学制都是一年。有资料称，公共管理学硕士班学费1.8万新元，相当于8万元人民币，管理经济学硕士班学费是4.5万新元。学员可以争取各大基金会设立的奖学金，最高奖相当于500万人民币。

　　南洋理工大学是海外最大的华文院校。“新加坡的一些大学保留了英汉双语教学，在培训中国公务员方面是有优势的，而培训他们的教师也多安排为华裔。学校会为学员安排普通话传译，方便那些英语水平不足的学员。”一位负责人介绍说。

　　对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来说，能针对中国公务员开设“市长班”，也是很自豪的一件事。南大乐意自己的校园里出现一大批中国中年公务员的身影，并不是因为能收取高额的学费。参与这个两年全日制硕士项目学习的公务员，回国后都能很快得到提升，成为省部级干部或市长等重要官职，这样就更有利于两国之间良好的关系。“市长班”也因此更具有诱惑力，备受公众瞩目。

　　但要成为“市长班”的成员，绝非容易的事情。能有幸成为其中一员的，都是由中组部、教育部和各省政府严格审核挑选的，对学历、外语水平、政治素质及工作能力、潜力等都有严格要求。

　　据相关部门透露，这些干部都要经过两轮的严格考试筛选，并且校方也要认真审核来最终确定，被挑选上的干部学员们平均年龄都在四十岁左右。在这些选定的学员中，既有各省直和市直部门的处长、局长，也有各县区的主要领导，都是所在地区或单位的干部核心骨干力量。、

　　据公开的媒体资料显示，目前赴新两个最大的培训团是“重庆团”和“广东团”。

　　来自江西省的公务员张欣(化名)曾幸运地在恢复高考中上了大学，30年后他又幸运地进入了新加坡南大“市长班”的洋课堂。而他的同窗里，除了像他一样由各省选送的学员外，还有10个来自中组部和8个来自教育部选送的学员，唯一不同的是后者由新方承担主要学费和生活费，而他们则由地方政府负担。

　　“市长班”的学习课程主要涵盖东西方的公共治理理论、东亚各国的经验，以及新加坡的公共治理模式和操作。该项目主要特点包括由新加坡政府退休公务员讲授课程和参观新加坡各企业总部的活动。

　　让中国公务员们印象深刻的是，公共政策课的执教者严崇涛是新加坡任职时间最长的高级公务员，曾担任新加坡三个最重要的局主席(建屋发展局、经济发展局、公积金局)，同时兼任财政部副部长20多年。另外，“市长班”的教师不乏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副秘书长、外交部政务部长、国会议员等新加坡政界要员。

　　“学员们学习都很积极认真，”在南大公共管理硕士班授课五年的何启良教授对记者介绍说，“他们都会提前来到课堂，积极讨论问题，我感到他们很渴望成功。”对于很多学员来说，“学习到凌晨两三点是家常便饭”，因为南大公共管理硕士班的课程量大，考核也很严格。

　　“每天学习不少于六个小时，认真一些的甚至达到十二个小时，还有十分频繁的调研和社会实践。”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务员说，“严格的考试和国际国内的时政、现实联系很紧密，一些重大事件总会很快出现在试卷上，如果没有学到过硬的专业知识并融会贯通，很难过关。”

　　令南大教授们惊叹的是，除了学习用功外，这些前来学习的中国高官们在生活方面其实也很吃苦，“他们都住三四个人一间的公寓，吃饭和其他学生一样，他们挤出租车去考察，这些都很难得。”一位老师介绍说。

　　曾参与培训的沅陵县委书记黄泽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顾说，学员们利用课余时间，几人一组挤上一辆出租车去社区基层调研，费用都是AA制。黄泽春对新加坡政府精细化、现代化的服务和管理理念，公共设施的精制细作等颇为感慨。

　　“在候车的地方，钢管非常结实，表面非常光滑，没有灰尘，焊接的地方打磨得特别光滑，特别细致。”黄泽春培训学习的重要课题之一是新加坡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而这一次学习使他意识到，中国县域经济如果不转型，全国调结构就是空谈。

　　南大公共管理硕士班的任课老师们发现，前来学习的学员，事实上早就积累了深厚的知识，并且已将很多知识都运用于施政实践中，许多时髦的公共管理术语概念，他们早都知道。

　　这就对教授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希望讨论一些更深刻的问题，”何启良说，但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差异，在一些问题的理解上，往往造成很大差异，比如学员们很难理解权力分离的重要性，而老师们也很从中国找出案例来给他们解释。

　　比较遗憾的是，市长班的学员们和新加坡本地人的课外交流却相当有限。何教授说，“我一直鼓励他们多和新加坡人交流，不要让生活圈子这么封闭，但他们就是喜欢围成一个圈子。”

　　在南大市长班的学习，并不仅限于课堂上的知识，中国政府更希望他们学到一些技术性的内容，以便回国后解决中国类似的实际问题。

　　事实上，课堂上行的教学，也超出了培训的预期，比如老师们会启发学员们去积极思考制度的作用和文化的角色，更深刻地理解制度和文化对执政技术的影响。

　　在考察了新加坡中央公共基金、住房发展局、贪污调查局等机构后，很多中国学员们也承认，这些在新加坡能实行的政策，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中国却往往较难实施，因为毕竟国情不同。

　　但是2009年下半年，在中国就有5本关于新加坡政府治理模式的书籍出版。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说，其中一本书的作者、河南大学教授孙景飞(音译)认为，这些书的出版都是由官方推动的：“因为去新加坡接受培训的公务员越来越多，当他们回国后，就想同别人分享自己学到的东西。”

　　这五本书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深圳大学教授吕元礼编写的《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这本书在2007年出版，由李显龙亲自作序，据说卖了3万册，先后重印8次。吕元礼在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我的书基本都是党政干部买的。他们更看中实用性。他们想知道新加坡的哪些经验最有用，这本书正对他们的胃口。”

　　同窗的意义，对于这些学员们来说，也是非同寻常。

　　在南大学习期间，公务员们会相互交流学习，而这种交流的喜欢，在回国后也会得到延续，南大公共管理硕士班项目副主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好几届市长班同学现在都有QQ群，他们跟我说，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这个QQ群，看看五湖四海的同学们都在做什么，是不是升官了等等。”从南大“市长班”学成归国后，张欣顺利从某市政府副秘书长位子上调任该市机构编制办公室主任。

　　中国人很重视同窗校友的情谊，学员们在回国任职后，在实际工作方面也会互通有无，相互协助。因为经历了共同的学习时光，他们在理念和认识上更接近一些。张志斌认为，这样的培训经历，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很有好处。

　　在长达一年至两年的新加坡学习生活中，中国公务员们的收获不仅限于课堂，新加坡作为国际化城市国家，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非常密切。中国学员由此会获得更多国际交流的机会，比如出席国际论坛或招商会、推介会，对自己任职的所在地区、相关部门进行推介，为当地寻找更多的交流和发展机会。

　　南洋理工大学公共关系课程主任吴伟说：“我们的毕业生大多数都会晋升到重要的岗位。比方说在河北省，他们占据了各级政府最重要的位置。四位省级公务员和50多名地方部门负责人曾经在我们这里学习过。”

　　他表示，现在学习班还希望能吸引来自香港的学员，他觉得香港的公务员会很乐意在这里认识来自中国大陆的公务员们。“我们欢迎香港的公务员，甚至是跨国企业的高管来参与这个课程。他们会成为中国通，同时也会和中国未来的高级领导人们交上朋友。”

　　在采访“市长班”一些学员时，记者发现，受访学员都很低调，不愿意使用“市长班”这样的称呼，而且要求记者不要透露他们的姓名，还有些学员拒绝接受记者的采访。所以，他们的具体学习及归国后将新加坡所学应用实施的情况，记者无法得到一手消息。

　　但也有“不争气者”。2009年落马公务员——深圳市委原副书记、市长许宗衡就曾极力推崇学习新加坡，也曾率团去新加坡培训过，并派出一支来自九个市政部门的129名公务员组成考察团，分四批到新加坡“跨海取经”。归国后，还“建立指标逐一对照随地吐痰、不遵守交通规则……”可惜，好经却被他念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