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孩子与救教材

　　——《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阅读札记

　　■徐迅雷

　　几位中国教育界的思想者，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他们拿一把轻巧的柳叶刀，对准小学语文课本这个重要的部位，动了一次手术。他们联合组成研究团队，以课题组的方式，认真披阅教材文本，深入分析思考，得出20万字的研究成果，此事经《南方人物周刊》等媒体报道，一度引起强烈反响，如今成就了一本书《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这个事情恐怕是要进入当代中国教育史的。感谢郭初阳、蔡朝阳、吕栋这三位为主的作者，他们都是中学语文老师，都是有独立思想的年轻人。

　　生于1973年、著有《言说抵抗沉默》的郭初阳，书中简介为“独立语文教师”，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称谓。从杭州著名的外国语学校辞职出来，他成了语文教育的“独立”者。独立是一种姿态，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品格。一个人，无论是学生还是先生，无论是学者还是作者，无论是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都应该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否则就是一个千篇一律、人云亦云的世界。

　　一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离不开教育的熏陶培养。但现今的中国教育，一个大纲，一个课本，一张试卷，一个课堂，一个模式——应试教育的模式，幻想着播下素质教育的龙种，收获的却是应试教育的跳蚤。而诸多教师，本身就是应试教育的产物，“教材云教师亦云”，教师们都在同一个模子里打转，最稀缺独立思考的精神与能力。透过该书，作者告诉我们：许多语文课文，存在种种价值观的问题，这可是最直接、最严重、也是最本质的问题。

　　教育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是真正万众瞩目的事功，是学生学生瞩目，是家长家长瞩目。如果教材错误了，教育就不可能好。语文教材，作为人人都要学习接触的内容，是给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奠定人文底色的。

　　我们的孩子当中，并不是缺少独立思考的种子与嫩芽，可怕的是被格式化的教育扼杀了这种萌芽。在《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中，对这篇课文所评的星级是最高的五星级，这个我也赞同。但正是有独立思考的孩子，仍然可以对它提出自己的“质疑”。教材是用来学习的，但也是可以用来研究、探讨的；教材不是圣经，不是膜拜的对象。编写教材也好，审视教材也罢，都需要“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笔者生于1966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上的小学，语文第一册开头三篇就是三个“万岁”。那是政治家编的教材吗？似乎也不是。当下，中学语文教材有所变化，文本有所调整，有好的，也有不咋的。比如一些讴歌大事件、有“高大全”色彩的新闻通讯进入了课本，我就颇不以为然。不是新闻不可入课本，而是看你选择什么样的新闻入课本。还有，鲁迅文章的“进退”，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议。“政治家编教材”肯定是不行的，我们需要的是“思想家编教材”。一些有思想的语文老师已参与编写，这就很好，比如苏教版的中学语文课本，一直在中学教语文的王栋生老师(即杂文家吴非)就是重要的编写者之一。今后应该有更多价值观正确的思想者参与到课本编辑中来。与此同时，我倒希望“小学语文教材批判”的几位作者，得寸进寸，乘胜追击，对中学语文教材也进行一次梳理与批判，这同样都是为了重建的“毁坏”。

　　课文的选取、教材的修编，完全可以向百年前的过去学习。最近在《深圳商报》上看到报道说，人文社科系列读物《读库》的主编张立宪先生，正在进行一个庞大的工程——整理出版民国老课本，已筛选确定了8套，总共有三四百本。有人曾看到这个课本，感叹了一句：“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就在这里！而《读库1001》的第一篇就是《老课本》(作者邓康延)，开头那句话概况得非常到位：“民国年间，兵荒马乱，但教育未废止。上有信念，下有常识，小学课本集二者于一身。”那是商务印书馆印制的课本，其中“新国文”第一册第八课是“天地日月”四个字。是啊，“天地日月”是永恒的，“万岁”才是速朽的。这是常识啊。几年前，我曾买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新出版的《开明国语课本》(上下册)，那是叶圣陶先生写的课文、丰子恺先生绘的插图，1932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读它，那种亲切的、温暖的感觉自然而然地弥漫开来……

　　《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的扉页，录了康德的一句名言：“父母在教育孩子时，通常只是让他们适应当前的世界—即使它是个堕落的世界。”确实，“适应”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实，但好的老师要告诉孩子这个世界的“堕落”、何处堕落、为何堕落，否则就是自欺欺人。只有告诉孩子这个世界的“堕落”，才能在孩子身上种下改变这个世界的种子，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长大的孩子总会有人着力去改变这个世界，一点点、一步步的改变都是宝贵的，从而促使这个世界的发展进步，就像这几位对小学语文教材进行批判、既破又立的年青的教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