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空间换正义的悲怆

　　一位农民，不远万里进京自首。从湖北到北京，空间上的距离，本质上是司法与民众之间的信任隔阂。当个体将追求正义的希望，寄托于地理穿越之上，诙谐之外弥漫着莫名悲怆。

　　■广东广州  然  玉

　　武汉洪山区村民童贻鸿称，因11月18日遭遇强拆，自己扔砖头驱赶，被警方指“造成一人重伤”。因不信任当地警方，20日来到北京自首。目前武汉关山派出所已派人进京与朝阳警方接触。

　　进京自首，多虑还是高明？于此，似乎很难说清，推断与想象终究不能取代事实。探讨行为背后的意义，注定是无谓的努力。堪为异类的奇闻本身，已然充斥了太多暗示。可以断定，当地警方未能赢得广泛信任。或许由于长久作为不当，或许由于强拆中履职不力，一位农民对其深怀戒心。管辖一方而为民众排斥，无疑是尴尬的失败。诚然，“个体传奇”固然很博眼球，然而发酵奇闻的“土壤”却更待深究。

　　回溯事件不难发现，警方显然未能扮演应有的角色。18日，童家遭遇强拆。事态混乱：“破拆机快碰到房子”、“部分人员与童贻鸿发生纠纷”。无疑，这是一场侵犯私产的野蛮闹剧。不禁要问，此时警方在哪？难道保护民众财产不是分内之责吗？如果说强拆方是公权部门，因而警方不予作为似有苦衷。那么，对于一家“拆迁公司”，其违法行为又怎能让警方视而不见？当然，不排除童贻鸿当时并未报案。但时至今日，“护房伤人”已被立案，“强拆私宅”却不见追责。如此选择性处理，已然背离中立、公平之立场。

　　民众与警方间的不信任，看似由具体事件而起，实则是基于观感的必然。当地警方，缺乏捍卫民利的彻底决心。正是认定此理，童贻鸿才选择“进京自首”。通过转换地理空间，他试图减少潜在风险，继而获得公正调查与裁决。在他看来，北京的派出所，比关山派出所更为正义，至少在此事上应当如此！然而，他仍旧不能避免被移交的命运，最终决定案件走向的还是当地警方。所幸，这场“飞越自赎”吸引了媒体关注。“围观效应”下，“办案公正”成了切实期待。

　　“异地自首”，终会回到“本地办案”的轨道。北京警察，亦未能带来直接公正。一切似乎又回到原点，惟一变化只是多了些许监督的目光。事实上，这本是一段多余的旅程。须知良序之下，司法正义不因地域而有区别。可惜当下，司法属地化严重，绝对的、超验的正义观变得模糊。在宜黄，警察履职不当刺激了自焚；在万载，县委书记以“劳教”震慑上访者；在富平，两位农民被警员押着“示众处理”。本应捍卫公义的力量，一次次被掌权者私化滥用。往往慑于长官意志、以保护地方利益为名，警员失去了独立、公正履责的职业自由。

　　全社会都缺乏一种底气，断言童贻鸿的疑虑纯属多余。这，方才是最大不幸。一位农民，不远万里进京自首。从湖北到北京，空间上的距离，本质上是司法与民众之间的信任隔阂。当个体将追求正义的希望，寄托于地理穿越之上，诙谐之外弥漫着莫名悲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