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强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国强一直是我们党和人民孜孜以求的宏大理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不断壮大，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未能完全同步逐渐成为今后谋求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重要瓶颈。

　　进入“十二五”历史新起点，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将“民富”目标摆上更加突出的地位，适时提出要“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在“十二五”即将开局之际，半月谈编辑部特别组织“富民优先”调研小分队，深入苏、湘、琼、内蒙古等省份，捕捉富民新亮点，探寻富民新路径。(《半月谈内部版》2010年第12期)

　　月谈调研小分队 谭剑 周正平 张丽娜 蒋芳

　　短板一：致富已触“天花板”

　　“这些年我们收入增长比较快，但不知道未来如何增收。”江苏省射阳县阜余镇火岔村村民陈华与妻子在外打工一年的纯收入3万元。对于增收，陈华并没有太多的期望，“只要能保持现在的水平就行”。半月谈记者在江苏高邮、江都、射阳等县市走访了多家农户，许多农民都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农民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都已到天花板，再提升空间有限。”江苏高邮市马棚镇党委书记金锋说，基层最头疼问题是农民致富，农村仅靠农田增收空间已经非常有限。江苏射阳县临海镇党委委员、六垛村支部书记吴连荣也有同感。他说，农户收入来源不外乎打工收入加农田收入，或是土地流转收入，经历过前些年的高增长之后，这些收入一般都固定了。

　　对于“天花板”之说，江苏阜宁县委书记王锦胜说，不可否认，单纯依靠传统农业生产增收确实已有穷途末路之感，未来农民增收的希望将会在高效农业。在常熟市董浜镇的万亩现代农业规模化示范区，农户高峰租种了集体统一建设的蔬菜大棚45亩，目前净收入已达到每亩8000元。

　　短板二：资产性和经营性收入不足

　　半月谈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目前居民收入来源以工资性收入为主体，资产性和经营性收入严重不足。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陈如认为，尽管近年来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的比例在提升，但总体而言，这个比例还显得很低。因此，“十二五”期间，政府应该想方设法增加居民这方面的收入，要创造条件让居民有更多固定财产，特别是要保障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土地的利用是农村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一个重要渠道，未来在统一规划与城乡土地统一利用的情况下，农村土地的价值有相当的上涨空间，而这个上涨空间就给广大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提供一个很重要的机会。而目前，相当一部分市县在当前财税体制和经济发展压力制约下，考虑短期利益较多，“存在对土地的冲动”。因此，政府应更多给予农民土地自主权，让他们分享土地升值带来的利益。

　　王锦胜表示，多数家庭工资性收入增长的速度和空间相对有限，“收入结构的改善需要农民和城乡居民解放思想”。为打破当地百姓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传统思维模式，阜宁县连续三年开展“全民创业村村行”竞赛活动。动员在外能人回乡创业，鼓励大户带头创业，迅速培植一批种养大户、高效农业示范大户、各种农民经济合作组织。

　　短板三：就业、社保问题突出

　　“这些年来经济总量在不断增长，但就业问题仍十分突出。”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方向新说，“GDP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就业水平必然改善，如果就业得不到满足，GDP增长再快也将失去意义。”湖南每年有1200万农民工外出打工，每年有应届大学毕业生超过30万，破解就业难意义重大。

　　“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上热衷于立竿见影、吹糠见米的效益，对于见效慢、财政贡献率低但能很好带动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传统项目往往不屑一顾。”方向新说，实际上，相对于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的大项目，一些投资少、见效慢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有利于拉动就业。此外，第三产业中服务业对于就业和居民增收拉动最大，而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还明显滞后。

　　方向新认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破解就业难题，最现实的选择是要改变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在淡化GDP考核的同时，加大对就业指标的考核力度。

　　半月谈记者在调研中还了解到，社会保障水平整体不高也是富民进程的一大瓶颈。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严重滞后；基本保障制度覆盖面窄，基金统筹层次低，保障水平不高。尤其是农民、农民工、被征地农民、城市无业人员和城乡残疾人等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比较突出。

　　51岁的长沙市民杨刚在一家企业当会计每月收入不到2000元，下岗多年的妻子和正在上高中的孩子都靠他一个人的收入维持。“像我这样的家庭，够不上吃低保的标准，但实际上和吃低保差不多。”杨刚说，最近几个月来物价上涨已对他家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以前买8块钱的菜可以吃一天，现在几乎翻了一番”。

　　“通货膨胀是天然的‘穷人杀手’。”湖南省物价局局长龚秀松说，落实“富民优先”战略必须高度重视物价调控。在一片“涨”声中，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实际变为了“负增长”。因此，政府一方面应加大对关系民生的水、电、气、食品价格的调控；另一方面应增加补贴，减轻税负，完善和提高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居民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避免因“涨”返贫，巩固富民成果。

　　短板四：贫富差距固化，城乡鸿沟难平

　　“目前的贫富差距已开始呈现代际转移的倾向。”方向新说，我国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大幅上升，但随之而来的分配不公日益严重，大部分的财富流向少数人的腰包，“比之更可怕的是贫富分化开始出现‘固化’现象”。“官二代”、“富二代”等现象，说明我们的收入分配机制出了问题，对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构成现实威胁。“固化”趋势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培养，“代际转移”将导致很多人一出生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7，由于经济转轨中存在资源高度集中、资本的内控性以及多元垄断等原因，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比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更为迅速。其带来的主要问题一是财富不断向政府集中，近几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4年的10.39%提高到2008年的19.99%；二是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1996年至2007年，我国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三是财富不断向垄断行业集中，一些垄断行业的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甚至达到20倍以上。

　　方向新认为，国家应发挥财政和税收的杠杆作用促使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要使国民收入跟上GDP的增长速度，首先就应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跟上GDP。”方向新建议，“十二五”期间国家财政应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和社会救助力度，还应改善税收结构，尽快出台“遗产税”、“物业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湖南省社科院新农村研究中心主任陈文胜认为，日益拉大的城乡差距是实现“富民优先”的最大掣肘因素，“农民富不起来，‘富民优先’战略就只能是一句空话”。2004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21∶1,2008年扩大至3.31∶1，收入差距达到11020元。2009年，城市居民收入增长10%左右，远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6%的增长幅度。如果把城市居民收入中的一些非货币因素，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种社会福利考虑在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大。

　　由于不能享受到均等的“国民待遇”，一部分进城农民工产生了被“边缘化”的感受，进城务工农民工群体性事件频发与他们被“边缘化”不无关系。陈文胜说：“要使农民富起来，首先应给农民均等的国民待遇，使农民群众能够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均等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短板五：财政“蛋糕”分不匀

　　“目前的财政体制是越到上层越有钱，越到基层越困难。”湖南洞庭湖区一个农业大县的县长说，几乎所有的民生项目都需要地方财政“配套”。尽管近年来中央对县一级加大了转移支付力度，但大部分县级财政仍只能维持基本运转，面对项目繁多的“配套”任务，县级财政无能为力。

　　湖南省今年新增了36个基本药物改革试点县，试点地区城乡居民药价平均减少了近一半。但据半月谈记者对几个试点县的调查，平均每个县用于基本药物补贴的财政支出需增加2000万至3000万元，这对于捉襟见肘的县级财政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蛋糕”先天不均，而地方可切的部分太薄。在内蒙古资源富集地区，基层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在现行财税分配体制下，资源开发的收益大体上三分之二以上被企业和上级财政拿走了。另外，煤炭等资源的价格基金或可持续发展基金分配比例也不合理，留给地方的只有百分之十几。事财权的不匹配造成了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能力不足。

　　陈文胜认为，落实“富民优先”战略，财政“蛋糕”的切分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使县、乡两级的财权和事权趋于对等，这样才能使县、乡两级真正摆正“富民”与“强县”的优先顺序，杜绝“与民争利”的现象发生。

　　迟福林认为，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做大蛋糕”的理念要向“分好蛋糕”转变。过去30余年，“做大蛋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素短缺，尤其是资本短缺。然而，目前能否“分好蛋糕”已成为“做大蛋糕”的主要约束条件。不“分好蛋糕”，将使“做大的蛋糕”对普通百姓而言，是一块“无效”的蛋糕，造成群众继续参与、支持改革的意愿不足，继续“做大蛋糕”的动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