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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钓鱼岛:保钓志愿者们的梦想与艰辛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03日17:13  三联生活周刊
2004年3月28日晚,成功登上钓鱼岛的7名保钓人士到达北京首都机场 2004年3月28日晚,成功登上钓鱼岛的7名保钓人士到达北京首都机场

台湾保钓人士 台湾保钓人士

1997年5月,两艘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舰(右)围堵前往钓鱼岛的台湾船只 1997年5月,两艘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舰(右)围堵前往钓鱼岛的台湾船只

2010年10月8日,因不满台湾当局阻止保钓船前往钓鱼岛,一名保钓人士跳下渔船以示抗议 2010年10月8日,因不满台湾当局阻止保钓船前往钓鱼岛,一名保钓人士跳下渔船以示抗议

  (所需资料得到实习记者张冉的帮助)

  登上钓鱼岛:

  保钓志愿者们的梦想与艰辛

  四次出海,一次登岛,中国大陆民间保钓行动最活跃的时间,集中在2003至2004年。个人选择与国家利益的契合,纵使时光飞逝,依旧激动人心。

  主笔◎王鸿谅

  “浙玉渔1980”的航程

  “浙玉渔1980”是一艘普通的单拖网渔船,140吨,300马力。2003年6月22日早晨,这艘船从浙江玉环坎门渔港出海,除了几名船员,还搭载着15名乘客。东海海域的伏季休渔期从6月14日持续到9月13日,这期间出海,自然和捕鱼无关。船长只知道,这些外地人愿意以租金1.8万元、另付油费1.3万元的价格包船,体验海上观光。休渔期的休闲渔业,算是渔民们补贴生活的一种方式。

  海上风力7级,开船1个多小时后,大部分客人纷纷吐得不成样子,晕船药根本不管用。“那感觉就跟有人抓住了你的胃,抖毯子似的,能把胃里所有的东西都给抖出来。”这是李南向本刊记者的描述。他祖籍湖南,在北京长大,从未出过海。15个人里,除了天津的张立昆,香港的罗就和曾海丰,其他人的海上经验几乎和李南一样苍白。户外运动教练福建人王喜强有先见,一上船就在船舷的栏杆之间拉上了两道粗绳索,抓着绳子,大家才能勉强在风浪中的甲板上行走。吐晕过去的博士生牛力丕感叹:“什么叫度日如年,生不如死,这次算是知道了。”

  如此强烈的不适应,并没有动摇他们的决心,前往200海里外的钓鱼岛宣示主权,才是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与此对应的时事背景,是钓鱼岛问题在2003年再起波澜,1月1日,日本政府宣布与声称“拥有钓鱼岛所有权”的古贺家族后人签订正式租借合同,以2256万日元的年租金租下了钓鱼岛及附近的南小岛、北小岛三个岛屿。面对中国外交部的抗议,日本政府并没有中止这份一年一签的租赁合同。

  怎么跟船长挑明,是个问题。当天傍晚,船突然停了,李南回忆:“船长过来,说附近有一艘渔政船,现在是休渔期,为了不引起麻烦,要先停一下。”可是停了很久,到晚饭时间也没动静,大家有些担心。“晚上20点,等不下去了,由冯锦华和虞海泽作为代表去驾驶舱找船长摊牌,告诉他这次出海是保钓。管财务的牛力丕身上带着3万块现金,随时等着船长开价。”此前,船主和船长最大的疑虑,只是担心他们是偷渡客,明明谈好了价钱,临到出海却反悔了,船价值30万元,虞海泽用自己价值40万元的“开拓者”越野车做了抵押,船主这才愿意。但他们为了登岛准备的快艇,还是有嫌疑,不许带上船。

  船主并不出海,眼下的新情况,实在让船长有些犹豫。钓鱼岛在海图上的261海域,开渔期渔船的航向是鱼汛决定的,用渔民们的说法,就是“哪里海路好去哪里”。261海域盛产巴浪鱼,“海路好”的时候,中国的渔船常常过去,所以船长们都很清楚那边的情况。“越来越容易碰到日本的巡逻舰了,运气好的时候,照样下网捕鱼;运气不好,就被日本军舰赶来赶去,连网都没法下。”李南他们能够理解,“讨生活不容易,普通渔民,谁愿意惹上麻烦”。好在船长最终被他们的热诚打动,下定决心:“去就去,我不怕日本人。”

  晚上22点,渔船重新启动,以8节的船速驶向钓鱼岛。海上星空明澈,只是大家实在没有兴致,厦门人李义强能向本刊记者回想起来的是:“船舱里都是柴油和呕吐物的怪味,大家横七竖八地躺下了,我跑到甲板上睡的,早上醒来,睡袋是湿的,头旁边落了一条飞鱼。”把更多人吵醒的,是低空呼啸而过的日本飞机,时间大概是6月23日早上7点35分,此时渔船距离钓鱼岛还有30多海里。湖南人殷敏鸿拿着摄像机爬上船顶拍摄。“刚开始还以为是一架民航客机,但它飞过去后,又迅速折返回来,在渔船上空低空盘旋。”大概半小时后,第一艘日本军舰出现,日舰上有人用汉语喊话:“这是日本领海,请你们立即离开!”台州人尹东明随即拿起话筒高声回应:“这是中国领海,请你们立即离开!”这是热血激昂的时刻,一直都被晕船折磨得无精打采的人们,突然间全都精神振奋,大家在桅杆上同时升起五星红旗和香港的紫荆花区旗,挂起印有“我岛我家”、“中国领土——钓鱼岛”的两块红色条幅。

  接下来,海面上出现了更多的日本军舰和飞机。根据当时拍摄的画面,中午11点左右,“浙玉渔1980”已经处于8艘日舰和4架日机的包围阻截中。直升机数次低空掠过,船上的人甚至能看到驾驶员的脸。一架飞机上还悬挂出白底黑字大幅标语:“日本政府警告你,不要进入日本领海。”尾随的日舰从后面加速冲向渔船尾部,在距离渔船约20米处才紧急拐弯。渔船于是无法再前进,船长希望返航,而钓鱼岛还在遥远的前方,影像模糊,用照相机和摄影机也捕捉不到一张清晰的画面。

  15个人当时情绪复杂,李义强差点还对船长发了脾气,但大家最后还是接受了无法前行的现实。返航途中,一艘日本军舰尾随着他们,直到晚上20点才离开。船上一片沉默,几个人抓着绳索坐在船尾,瞪着日本军舰,任由海浪把衣服打得透湿,也有人躺在舱底,辗转反侧。李南说,一只蟑螂爬过来,爬到了同伴的脸上,他想过去驱赶,可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

  6月24日中午11点,“浙玉渔1980”回到浙江玉环坎门岛。和出海时甚至要分批次上船的谨慎不同,码头上等待他们的是鲜花、横幅、乐队和欢迎的人群。一些人下船后被记者团团围住,另一些人依旧避开人群,和来时一样静静地离开。就像出发之前约定的那样:“此次行动为个人发起,自愿参与,不设任何组织机构,严格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行动,以志愿者安全为第一,不做任何过激之事,事后立即解散。”中国大陆民间的首次出海保钓行动,就这样从构想成为现实。

  求援信和志愿者

  回想这次行动,其实2003年之前,大陆的互联网论坛上多次有人发起出海保钓的号召,但响应者寥寥。李南学的是导演专业,在电视台做记者,很早就是网络上的活跃分子,2000年就萌生过出海保钓的念头。“那时候什么也不懂,托朋友在浙江温州问了一下出海的价格,其实也没说清楚,船老大开价8000元,我自己攒了这笔钱,在网上召集志愿者。报名的有30个人,最后只来了1个人,结果到了温州,船老大又变卦了,可能觉得我们是要偷渡,开出了20万元的天价。”自筹资金的召集尚且如此,那些募捐贴就更不用说了。爱国者同盟网(简称“爱盟网”)是当时国内颇有名气的网站,主编卢云飞告诉本刊记者:“并不是缺少热血青年,而是发起人缺乏公信力,经常就是一篇情绪激昂的帖子和一个汇款账号,发帖子的人到底是谁大家都不知道,谁敢相信?”

  也有人考虑过其他筹款方式,比如周文博的“保钓造血计划”,义卖保钓文化用品(T恤衫、太阳帽)甚至搞网上商务等。首批保钓的T恤衫100件已经印好,采用的是公开成本价、由网友出价并公布销售情况的卖法。可这很容易被误解成以爱国主义为幌子做生意。卢云飞也觉得,这个造血计划不现实。“如果搞商务,所有的账目都要透明公开,没有专职的人力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很多人在情感上反对把保钓和钱联系起来。”他说。

  2003年有些不同,冯锦华愿意加入爱盟网的保钓募捐行动,以公布身份证信息的方式,实名发表求援信。冯锦华的声望,来自于他对小泉当时参拜靖国神社的抗议。2001年,他在靖国神社侧门的一个石雕底座上,用红漆喷写了“该死”字样,被东京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期3年执行。他回国时,爱盟网网友到首都机场扯起大横幅,像迎接英雄凯旋一样欢迎他。“志愿者并非必须出海,您的任何一丝帮助对此次行动来说都是巨大的,让我们走出网络,行动、行动、再行动,不能眼看着钓鱼岛离我们远去。只要是捐款者、出海者,都是志愿者。”结果,冯锦华的实名求援信反响强烈,在爱盟网的点击率短时间内就超过1万次,捐款者超过千人。钱是最容易引发争议的环节,为了保证公信力,爱盟网请了一位做律师的网友控制流程,限定只能通过银行汇款方式捐款。2003年春天正值SARS,整个北京城气氛凝重,但牛力丕作为收款人和确认人,每天坚持去银行查账并在网上公布。最后募集的款项共计9.2万元人民币、2620美元和200加元。

  那是一次群策群力的行动,李南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只有张立昆一个人有过1998年参与香港保钓行动的经验,其他人严格意义上都是初学的志愿者。”不过,作为发起募捐的背后团队,大家还是有一些分工,牛力丕负责管钱,李南负责联系和筛选出海志愿者。“偏向于选择有入伍经历和爱好户外运动的人,身体素质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其他的就是看彼此的沟通了,“那些口口声声喊打喊杀的,我们可不敢要,2000年那次我就发现了,在网上越是言辞激昂的,真要动真格的时候,全是虚的”。浙江的虞海泽负责找船,但实际上找船的有张立昆、李义强、尹东明等几路人马,最后敲定下船只的是台州人尹东明。23岁的尹东明年初就萌生了出海的想法,他不缺找船的门路,缺的是同伴,因此辞了职在全国奔走,试图说服那些志同道合但素未谋面的网友。他看到了冯锦华的帖子,简直有一拍即合的激动。

  从200位报名者中筛选出来的30名志愿者,6月21日实际到达玉环会合的有23人。出海名单在出发前5小时才最终确定,剩下的8个人留在玉环的一个宾馆里,负责后勤保障和各方联络。他们中绝大多数素未谋面,熟悉彼此的网名胜过真实姓名。他们年龄身份各异,有退伍军人、户外运动爱好者、学生、记者、私营老板等等。将他们从天南海北汇聚到一起的力量,只是在保卫钓鱼岛问题上的爱国热情、付诸行动的勇气和不那么现实的价值观。最简单的一点,募集来的保钓资金仅仅用于租船等必须费用,个人的路费和食宿一概自理,完全是一件倒贴钱还得承担风险的事情。

  最单纯的热情

  第一次出海之前,大家心里都没底,接受报名的网站甚至在醒目位置公布了这样两条信息:“本次保钓行动召集的志愿者在本次活动结束后自行解散;所有保钓志愿者的资料都将自愿接受相关部门的检查。”“浙玉渔1980”返航后获得的官方肯定,是最好的强心针。“那真的是最好的时候,”李南感慨,“都是最单纯的热情。”

  从2003年6月到2004年3月,9个月里4次出海保钓,另外3次分别是2003年10月、2004年1月和2004年3月,频率远超过香港和台湾地区。有台湾保钓志愿者感慨过这种差别:“香港和台湾的保钓行动,不是缺钱就是缺人,只有大陆,不缺钱也不缺人。”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在一波接一波的行动热潮中,于2003年底正式成立。早在1996年就提出过这个倡议的童增被推选为会长,冯锦华、张立昆、李南、卢云飞、虞海泽、周文博和李义强7人当选常务会员。

  1956年出生的童增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1986年考入北大法律系,攻读国际法硕士,毕业后先在一所学校任教,后在老龄委任职,他逐渐将研究目光放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上,不仅把想法写成论文,还在1991年“两会”时,把论文写成意见书,和学生守在京西宾馆门外,尽可能递交给更多的代表们。童增后来索性辞掉公职下海,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在经商之余,不改初衷,以他的公司为后盾,给志同道合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张立昆在他的公司任职;回国后赋闲了半年没有找到工作的冯锦华,一度也进了他的公司。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成立后,身为会长的童增依旧更愿意低调地待在幕后,把接受采访的机会留给其他人,他接到电话的第一反应是:“你去找李南,他都知道,我把电话给你。”

  只是,空前高涨的热情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回头去看,联合会常务委员们的反思很一致:“民间保钓发展得太快了,其实大家并没有准备好,没有成熟的思路来应对和引导那样的热情。”分歧从第二次出海开始,去还是不去,讨论的过程很伤和气。保钓联合会内部也有各种不同思路,归纳起来:一种认为要多行动,能出海就出海,能登岛就登岛;一种认为行动要有度,才能保证足够的社会影响力,“出海多了,公众会麻木,觉得这是没有任何风险的事情,我们只是在作秀”。

  其实,民间保钓从来也没有整齐划一的思路。张立昆坚定地告诉本刊记者,他认为:“民间的特点就是松散的、来去自由的、包容性的,各执己见很正常。”他拿香港做例子,“五六十个人,可以组织10个不同的保钓组织”。他曾经在南海服役,退伍后1998年一个人到香港参加过保钓行动。那时候,香港民间保钓热情高涨,专门出资购买了一艘渔船命名“保钓号”,可是第一次出海行动,“保钓号”就被日本军舰撞沉了。张立昆当时就在这艘船上,他说:“那一次,还有两艘台湾的船一起出海,但日本军舰就围着‘保钓号’,前后夹击,不是偶然碰撞,是不停地撞击,直到船沉。”有了这样的经历,当他听到今年的中日撞船事件时,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比划着船只的航向,“那种围堵和撞击,是日本军舰惯用的方式”。

  民间保钓究竟应该怎么运作,或许也可以成为一个研究课题,只是,在热情最高涨的时候,作为大陆最具影响力的保钓社团,联合会没能形成协调和处理这些分歧的机制,投票没有结果,会长童增又不希望伤害这些单纯的热情,只是调和,并不决断。各执己见的人们,各自寻找同盟者,行动中的分歧,或多或少的,还是造成了彼此的内耗、误解和伤害。保钓联合会名义下,李义强的厦门基地和虞海泽的浙江基地的诞生,其实是分歧的结果。

  登上钓鱼岛

  “没有海滩,岸边都是礁石,那天早晨刚下过雨,山上有清水流淌下来,遍山生长着一种类似于棕榈树的植物,青葱色,树林里有白色的山羊探出头来。”这是殷敏鸿向本刊记者回忆中钓鱼岛的模样。2004年3月24日,大陆保钓志愿者第4次出海,第一次成功登岛。登岛的7个人,是冯锦华、张立昆、尹东明、方卫强、王喜强、胡显峰和殷敏鸿。

  回溯起来似乎很轻松,但3月24日清晨,一切紧张而混乱,大家出发前商量过无数种方案和对策,可真的到了紧要关头,杂牌军的弱点全都出来了:“渔船开到了很靠近钓鱼岛的地方,两条小艇放下海,发动机挂不上去,连船桨都找不到,大船的人往小艇上扔了些食物和淡水,但忘记把对讲设备和摄像机给我们了……”殷敏鸿所在的橡皮艇上有3个人,“还没有靠近岸边的礁石,另外两个人就性急地跳到了海里,游了过去”。他靠岸拴好橡皮艇才发现,“到达的只是一块大礁石,跟钓鱼岛主岛还隔着几米远,只能游过去”。

  7名志愿者在钓鱼岛上停留了10多个小时,张立昆向本刊记者回忆:“刚上岛时,大家太兴奋了,根本没有注意到两条小艇很快就被日本人拖走了,但是心里并不惊慌。既然来了,肯定能平安回去,只是大家都湿透了,围着海岛走了半圈,拆掉了日本右翼分子设立的牌位,还找了半天独自去爬山的方卫强,剩下的时间围着火堆在烤火。”殷敏鸿说他当时很乐观,“只要有时间,我们肯定能回来,山上有树,我们可以扎木筏”。

  没有对讲机,眼睁睁地看着小艇被日本的汽艇拖走,渔船上负责指挥的虞泽海和李南一时间也没了主意。大船在钓鱼岛周边徘徊了很久,与岸上的大本营联络后,最终决定先返航,带橡皮艇再来接他们,可是返航途中,下午17点,日本舰艇和飞机已经赶到,大船赶紧折返往钓鱼岛方向,却被团团围住。岛上的7人被日本警察带到了冲绳,在看守所单独关押。

  接下来,就是全国瞩目的事情了:7个人在3月26日下午获释,从冲绳返回中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们在冲绳都接受了若干次的提审,殷敏鸿回忆:“日本警察并没有使用暴力,问来问去主要围绕着个人身份、出海时间、海上航行过程等问题,他们对我的个人背景、是否有政府在背后撑腰似乎特别有兴趣。”对于这些问题,殷敏鸿他们基本上都拒绝回答。“我们是在自己的领土上被外国武装非法绑架,他们有什么资格审讯我们!”

  3月24日的登岛成功,很有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意思。明面上,是李义强的厦门基地发起“3·28”出海计划,招募志愿者,进行海上救生培训,声势浩大。而暗地里,虞海泽和冯锦华在策划一场秘密行动,他们在乐清找到了船,定下3月23日出海,虽然3月份并不是理想的出海季节,但他们没什么选择余地,船只决定了一切。冯锦华和虞海泽并没有唱对台戏的意思,只是觉得想要登岛必须出其不意,厦门基地吸引了所有关注,是个很好的机会。事实也如此,这艘渔船到达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时候,只遇到了一艘日本军舰。当然,厦门基地“3·28”的计划,只能作罢。虽然冯锦华这边对外表述的时候,都用“协同策划”的方式来解释,但李义强是个倔脾气,似乎并不愿意接过这根橄榄枝。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并不愉快的事情,厦门基地的自立门户,以及对彼此公信力都有损耗的网络论战。

  “3·24”登岛之后,这些保钓人士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接触保钓之前,李义强是个退伍军人,复员后进了厦门的一家大型国企,后来下海做生意,一边经营网吧,一边投资太阳能生意,结婚成家,安居乐业。现在,他成了朋友们眼中的“疯子”,卖了网吧、房子、车子,离了婚,以苦行僧的方式,继续着他的保钓热情。除了离婚,他愿意直面曾经的一切,第一次出海,他只是怀抱猎奇之心的参与者;第二次出海,他被张立昆拉着,成了组织者。这一次的出海,原定计划是内地和港台共同保钓,香港和内地志愿者一起从厦门出发,到彭家屿与台湾志愿者会合,一起前往钓鱼岛。“但是因为风浪等各种原因,我们的船晚了12个小时到彭家屿,计划就被打乱了,等候在那里的台湾保钓船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返航,不能去了。”李义强对本刊记者回忆,“两条船靠拢的时候,台湾那边的组织者跳上了我们的船,大发脾气,这个我也能理解,他曾经是我很敬仰的前辈级人物。可是,他竟然让我们立刻返航,不要去了,还喝令船上的台湾志愿者黄锡麟下船,但黄锡麟没有下去,我佩服他。”

  李义强的选择,被殷敏鸿戏称“保钓原教旨主义”。经历的一切,让李义强觉得,保钓必须要心无旁骛,“没有任何经济活动,没有社会牵绊,才可能不受制于人,才能专心做事”。朋友们看着他坐吃山空的窘境,但没有办法劝服他。跟他比起来,当年第一次出海的同伴们,绝大多数并没有选择这种斩断枝蔓的极端方式。“生活是生活,保钓是保钓。”李南很坦白,“必须自己慢慢学着找一个平衡,学着接受,很多事情,我们也不能理解,但这就是现实。” 民间保钓志愿者一致认为,他们只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国家增加未来谈判的砝码”。

  李义强用了很多时间,来反思2003到2004年间的保钓热潮。关于出海和登岛,他总会想起台湾保钓人士黄锡麟说过的话:“如果出海是个连续剧,那登岛就是终结篇。”民间保钓的空间究竟在哪里,哪种方式才是最有价值、可持续的路径?谁也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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