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28日晚，成功登上钓鱼岛的7名保钓人士到达北京首都机场

台湾保钓人士

1997年5月，两艘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舰(右)围堵前往钓鱼岛的台湾船只

2010年10月8日，因不满台湾当局阻止保钓船前往钓鱼岛，一名保钓人士跳下渔船以示抗议

　　(所需资料得到实习记者张冉的帮助)

　　登上钓鱼岛：

　　保钓志愿者们的梦想与艰辛

　　四次出海，一次登岛，中国大陆民间保钓行动最活跃的时间，集中在2003至2004年。个人选择与国家利益的契合，纵使时光飞逝，依旧激动人心。

　　主笔◎王鸿谅

　　“浙玉渔1980”的航程

　　“浙玉渔1980”是一艘普通的单拖网渔船，140吨，300马力。2003年6月22日早晨，这艘船从浙江玉环坎门渔港出海，除了几名船员，还搭载着15名乘客。东海海域的伏季休渔期从6月14日持续到9月13日，这期间出海，自然和捕鱼无关。船长只知道，这些外地人愿意以租金1.8万元、另付油费1.3万元的价格包船，体验海上观光。休渔期的休闲渔业，算是渔民们补贴生活的一种方式。

　　海上风力7级，开船1个多小时后，大部分客人纷纷吐得不成样子，晕船药根本不管用。“那感觉就跟有人抓住了你的胃，抖毯子似的，能把胃里所有的东西都给抖出来。”这是李南向本刊记者的描述。他祖籍湖南，在北京长大，从未出过海。15个人里，除了天津的张立昆，香港的罗就和曾海丰，其他人的海上经验几乎和李南一样苍白。户外运动教练福建人王喜强有先见，一上船就在船舷的栏杆之间拉上了两道粗绳索，抓着绳子，大家才能勉强在风浪中的甲板上行走。吐晕过去的博士生牛力丕感叹：“什么叫度日如年，生不如死，这次算是知道了。”

　　如此强烈的不适应，并没有动摇他们的决心，前往200海里外的钓鱼岛宣示主权，才是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与此对应的时事背景，是钓鱼岛问题在2003年再起波澜，1月1日，日本政府宣布与声称“拥有钓鱼岛所有权”的古贺家族后人签订正式租借合同，以2256万日元的年租金租下了钓鱼岛及附近的南小岛、北小岛三个岛屿。面对中国外交部的抗议，日本政府并没有中止这份一年一签的租赁合同。

　　怎么跟船长挑明，是个问题。当天傍晚，船突然停了，李南回忆：“船长过来，说附近有一艘渔政船，现在是休渔期，为了不引起麻烦，要先停一下。”可是停了很久，到晚饭时间也没动静，大家有些担心。“晚上20点，等不下去了，由冯锦华和虞海泽作为代表去驾驶舱找船长摊牌，告诉他这次出海是保钓。管财务的牛力丕身上带着3万块现金，随时等着船长开价。”此前，船主和船长最大的疑虑，只是担心他们是偷渡客，明明谈好了价钱，临到出海却反悔了，船价值30万元，虞海泽用自己价值40万元的“开拓者”越野车做了抵押，船主这才愿意。但他们为了登岛准备的快艇，还是有嫌疑，不许带上船。

　　船主并不出海，眼下的新情况，实在让船长有些犹豫。钓鱼岛在海图上的261海域，开渔期渔船的航向是鱼汛决定的，用渔民们的说法，就是“哪里海路好去哪里”。261海域盛产巴浪鱼，“海路好”的时候，中国的渔船常常过去，所以船长们都很清楚那边的情况。“越来越容易碰到日本的巡逻舰了，运气好的时候，照样下网捕鱼；运气不好，就被日本军舰赶来赶去，连网都没法下。”李南他们能够理解，“讨生活不容易，普通渔民，谁愿意惹上麻烦”。好在船长最终被他们的热诚打动，下定决心：“去就去，我不怕日本人。”

　　晚上22点，渔船重新启动，以8节的船速驶向钓鱼岛。海上星空明澈，只是大家实在没有兴致，厦门人李义强能向本刊记者回想起来的是：“船舱里都是柴油和呕吐物的怪味，大家横七竖八地躺下了，我跑到甲板上睡的，早上醒来，睡袋是湿的，头旁边落了一条飞鱼。”把更多人吵醒的，是低空呼啸而过的日本飞机，时间大概是6月23日早上7点35分，此时渔船距离钓鱼岛还有30多海里。湖南人殷敏鸿拿着摄像机爬上船顶拍摄。“刚开始还以为是一架民航客机，但它飞过去后，又迅速折返回来，在渔船上空低空盘旋。”大概半小时后，第一艘日本军舰出现，日舰上有人用汉语喊话：“这是日本领海，请你们立即离开！”台州人尹东明随即拿起话筒高声回应：“这是中国领海，请你们立即离开！”这是热血激昂的时刻，一直都被晕船折磨得无精打采的人们，突然间全都精神振奋，大家在桅杆上同时升起五星红旗和香港的紫荆花区旗，挂起印有“我岛我家”、“中国领土——钓鱼岛”的两块红色条幅。

　　接下来，海面上出现了更多的日本军舰和飞机。根据当时拍摄的画面，中午11点左右，“浙玉渔1980”已经处于8艘日舰和4架日机的包围阻截中。直升机数次低空掠过，船上的人甚至能看到驾驶员的脸。一架飞机上还悬挂出白底黑字大幅标语：“日本政府警告你，不要进入日本领海。”尾随的日舰从后面加速冲向渔船尾部，在距离渔船约20米处才紧急拐弯。渔船于是无法再前进，船长希望返航，而钓鱼岛还在遥远的前方，影像模糊，用照相机和摄影机也捕捉不到一张清晰的画面。

　　15个人当时情绪复杂，李义强差点还对船长发了脾气，但大家最后还是接受了无法前行的现实。返航途中，一艘日本军舰尾随着他们，直到晚上20点才离开。船上一片沉默，几个人抓着绳索坐在船尾，瞪着日本军舰，任由海浪把衣服打得透湿，也有人躺在舱底，辗转反侧。李南说，一只蟑螂爬过来，爬到了同伴的脸上，他想过去驱赶，可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

　　6月24日中午11点，“浙玉渔1980”回到浙江玉环坎门岛。和出海时甚至要分批次上船的谨慎不同，码头上等待他们的是鲜花、横幅、乐队和欢迎的人群。一些人下船后被记者团团围住，另一些人依旧避开人群，和来时一样静静地离开。就像出发之前约定的那样：“此次行动为个人发起，自愿参与，不设任何组织机构，严格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行动，以志愿者安全为第一，不做任何过激之事，事后立即解散。”中国大陆民间的首次出海保钓行动，就这样从构想成为现实。

　　求援信和志愿者

　　回想这次行动，其实2003年之前，大陆的互联网论坛上多次有人发起出海保钓的号召，但响应者寥寥。李南学的是导演专业，在电视台做记者，很早就是网络上的活跃分子，2000年就萌生过出海保钓的念头。“那时候什么也不懂，托朋友在浙江温州问了一下出海的价格，其实也没说清楚，船老大开价8000元，我自己攒了这笔钱，在网上召集志愿者。报名的有30个人，最后只来了1个人，结果到了温州，船老大又变卦了，可能觉得我们是要偷渡，开出了20万元的天价。”自筹资金的召集尚且如此，那些募捐贴就更不用说了。爱国者同盟网(简称“爱盟网”)是当时国内颇有名气的网站，主编卢云飞告诉本刊记者：“并不是缺少热血青年，而是发起人缺乏公信力，经常就是一篇情绪激昂的帖子和一个汇款账号，发帖子的人到底是谁大家都不知道，谁敢相信？”

　　也有人考虑过其他筹款方式，比如周文博的“保钓造血计划”，义卖保钓文化用品(T恤衫、太阳帽)甚至搞网上商务等。首批保钓的T恤衫100件已经印好，采用的是公开成本价、由网友出价并公布销售情况的卖法。可这很容易被误解成以爱国主义为幌子做生意。卢云飞也觉得，这个造血计划不现实。“如果搞商务，所有的账目都要透明公开，没有专职的人力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很多人在情感上反对把保钓和钱联系起来。”他说。

　　2003年有些不同，冯锦华愿意加入爱盟网的保钓募捐行动，以公布身份证信息的方式，实名发表求援信。冯锦华的声望，来自于他对小泉当时参拜靖国神社的抗议。2001年，他在靖国神社侧门的一个石雕底座上，用红漆喷写了“该死”字样，被东京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期3年执行。他回国时，爱盟网网友到首都机场扯起大横幅，像迎接英雄凯旋一样欢迎他。“志愿者并非必须出海，您的任何一丝帮助对此次行动来说都是巨大的，让我们走出网络，行动、行动、再行动，不能眼看着钓鱼岛离我们远去。只要是捐款者、出海者，都是志愿者。”结果，冯锦华的实名求援信反响强烈，在爱盟网的点击率短时间内就超过1万次，捐款者超过千人。钱是最容易引发争议的环节，为了保证公信力，爱盟网请了一位做律师的网友控制流程，限定只能通过银行汇款方式捐款。2003年春天正值SARS，整个北京城气氛凝重，但牛力丕作为收款人和确认人，每天坚持去银行查账并在网上公布。最后募集的款项共计9.2万元人民币、2620美元和200加元。

　　那是一次群策群力的行动，李南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只有张立昆一个人有过1998年参与香港保钓行动的经验，其他人严格意义上都是初学的志愿者。”不过，作为发起募捐的背后团队，大家还是有一些分工，牛力丕负责管钱，李南负责联系和筛选出海志愿者。“偏向于选择有入伍经历和爱好户外运动的人，身体素质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其他的就是看彼此的沟通了，“那些口口声声喊打喊杀的，我们可不敢要，2000年那次我就发现了，在网上越是言辞激昂的，真要动真格的时候，全是虚的”。浙江的虞海泽负责找船，但实际上找船的有张立昆、李义强、尹东明等几路人马，最后敲定下船只的是台州人尹东明。23岁的尹东明年初就萌生了出海的想法，他不缺找船的门路，缺的是同伴，因此辞了职在全国奔走，试图说服那些志同道合但素未谋面的网友。他看到了冯锦华的帖子，简直有一拍即合的激动。

　　从200位报名者中筛选出来的30名志愿者，6月21日实际到达玉环会合的有23人。出海名单在出发前5小时才最终确定，剩下的8个人留在玉环的一个宾馆里，负责后勤保障和各方联络。他们中绝大多数素未谋面，熟悉彼此的网名胜过真实姓名。他们年龄身份各异，有退伍军人、户外运动爱好者、学生、记者、私营老板等等。将他们从天南海北汇聚到一起的力量，只是在保卫钓鱼岛问题上的爱国热情、付诸行动的勇气和不那么现实的价值观。最简单的一点，募集来的保钓资金仅仅用于租船等必须费用，个人的路费和食宿一概自理，完全是一件倒贴钱还得承担风险的事情。

　　最单纯的热情

　　第一次出海之前，大家心里都没底，接受报名的网站甚至在醒目位置公布了这样两条信息：“本次保钓行动召集的志愿者在本次活动结束后自行解散；所有保钓志愿者的资料都将自愿接受相关部门的检查。”“浙玉渔1980”返航后获得的官方肯定，是最好的强心针。“那真的是最好的时候，”李南感慨，“都是最单纯的热情。”

　　从2003年6月到2004年3月，9个月里4次出海保钓，另外3次分别是2003年10月、2004年1月和2004年3月，频率远超过香港和台湾地区。有台湾保钓志愿者感慨过这种差别：“香港和台湾的保钓行动，不是缺钱就是缺人，只有大陆，不缺钱也不缺人。”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在一波接一波的行动热潮中，于2003年底正式成立。早在1996年就提出过这个倡议的童增被推选为会长，冯锦华、张立昆、李南、卢云飞、虞海泽、周文博和李义强7人当选常务会员。

　　1956年出生的童增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1986年考入北大法律系，攻读国际法硕士，毕业后先在一所学校任教，后在老龄委任职，他逐渐将研究目光放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上，不仅把想法写成论文，还在1991年“两会”时，把论文写成意见书，和学生守在京西宾馆门外，尽可能递交给更多的代表们。童增后来索性辞掉公职下海，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在经商之余，不改初衷，以他的公司为后盾，给志同道合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张立昆在他的公司任职；回国后赋闲了半年没有找到工作的冯锦华，一度也进了他的公司。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成立后，身为会长的童增依旧更愿意低调地待在幕后，把接受采访的机会留给其他人，他接到电话的第一反应是：“你去找李南，他都知道，我把电话给你。”

　　只是，空前高涨的热情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回头去看，联合会常务委员们的反思很一致：“民间保钓发展得太快了，其实大家并没有准备好，没有成熟的思路来应对和引导那样的热情。”分歧从第二次出海开始，去还是不去，讨论的过程很伤和气。保钓联合会内部也有各种不同思路，归纳起来：一种认为要多行动，能出海就出海，能登岛就登岛；一种认为行动要有度，才能保证足够的社会影响力，“出海多了，公众会麻木，觉得这是没有任何风险的事情，我们只是在作秀”。

　　其实，民间保钓从来也没有整齐划一的思路。张立昆坚定地告诉本刊记者，他认为：“民间的特点就是松散的、来去自由的、包容性的，各执己见很正常。”他拿香港做例子，“五六十个人，可以组织10个不同的保钓组织”。他曾经在南海服役，退伍后1998年一个人到香港参加过保钓行动。那时候，香港民间保钓热情高涨，专门出资购买了一艘渔船命名“保钓号”，可是第一次出海行动，“保钓号”就被日本军舰撞沉了。张立昆当时就在这艘船上，他说：“那一次，还有两艘台湾的船一起出海，但日本军舰就围着‘保钓号’，前后夹击，不是偶然碰撞，是不停地撞击，直到船沉。”有了这样的经历，当他听到今年的中日撞船事件时，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比划着船只的航向，“那种围堵和撞击，是日本军舰惯用的方式”。

　　民间保钓究竟应该怎么运作，或许也可以成为一个研究课题，只是，在热情最高涨的时候，作为大陆最具影响力的保钓社团，联合会没能形成协调和处理这些分歧的机制，投票没有结果，会长童增又不希望伤害这些单纯的热情，只是调和，并不决断。各执己见的人们，各自寻找同盟者，行动中的分歧，或多或少的，还是造成了彼此的内耗、误解和伤害。保钓联合会名义下，李义强的厦门基地和虞海泽的浙江基地的诞生，其实是分歧的结果。

　　登上钓鱼岛

　　“没有海滩，岸边都是礁石，那天早晨刚下过雨，山上有清水流淌下来，遍山生长着一种类似于棕榈树的植物，青葱色，树林里有白色的山羊探出头来。”这是殷敏鸿向本刊记者回忆中钓鱼岛的模样。2004年3月24日，大陆保钓志愿者第4次出海，第一次成功登岛。登岛的7个人，是冯锦华、张立昆、尹东明、方卫强、王喜强、胡显峰和殷敏鸿。

　　回溯起来似乎很轻松，但3月24日清晨，一切紧张而混乱，大家出发前商量过无数种方案和对策，可真的到了紧要关头，杂牌军的弱点全都出来了：“渔船开到了很靠近钓鱼岛的地方，两条小艇放下海，发动机挂不上去，连船桨都找不到，大船的人往小艇上扔了些食物和淡水，但忘记把对讲设备和摄像机给我们了……”殷敏鸿所在的橡皮艇上有3个人，“还没有靠近岸边的礁石，另外两个人就性急地跳到了海里，游了过去”。他靠岸拴好橡皮艇才发现，“到达的只是一块大礁石，跟钓鱼岛主岛还隔着几米远，只能游过去”。

　　7名志愿者在钓鱼岛上停留了10多个小时，张立昆向本刊记者回忆：“刚上岛时，大家太兴奋了，根本没有注意到两条小艇很快就被日本人拖走了，但是心里并不惊慌。既然来了，肯定能平安回去，只是大家都湿透了，围着海岛走了半圈，拆掉了日本右翼分子设立的牌位，还找了半天独自去爬山的方卫强，剩下的时间围着火堆在烤火。”殷敏鸿说他当时很乐观，“只要有时间，我们肯定能回来，山上有树，我们可以扎木筏”。

　　没有对讲机，眼睁睁地看着小艇被日本的汽艇拖走，渔船上负责指挥的虞泽海和李南一时间也没了主意。大船在钓鱼岛周边徘徊了很久，与岸上的大本营联络后，最终决定先返航，带橡皮艇再来接他们，可是返航途中，下午17点，日本舰艇和飞机已经赶到，大船赶紧折返往钓鱼岛方向，却被团团围住。岛上的7人被日本警察带到了冲绳，在看守所单独关押。

　　接下来，就是全国瞩目的事情了：7个人在3月26日下午获释，从冲绳返回中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们在冲绳都接受了若干次的提审，殷敏鸿回忆：“日本警察并没有使用暴力，问来问去主要围绕着个人身份、出海时间、海上航行过程等问题，他们对我的个人背景、是否有政府在背后撑腰似乎特别有兴趣。”对于这些问题，殷敏鸿他们基本上都拒绝回答。“我们是在自己的领土上被外国武装非法绑架，他们有什么资格审讯我们！”

　　3月24日的登岛成功，很有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意思。明面上，是李义强的厦门基地发起“3·28”出海计划，招募志愿者，进行海上救生培训，声势浩大。而暗地里，虞海泽和冯锦华在策划一场秘密行动，他们在乐清找到了船，定下3月23日出海，虽然3月份并不是理想的出海季节，但他们没什么选择余地，船只决定了一切。冯锦华和虞海泽并没有唱对台戏的意思，只是觉得想要登岛必须出其不意，厦门基地吸引了所有关注，是个很好的机会。事实也如此，这艘渔船到达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时候，只遇到了一艘日本军舰。当然，厦门基地“3·28”的计划，只能作罢。虽然冯锦华这边对外表述的时候，都用“协同策划”的方式来解释，但李义强是个倔脾气，似乎并不愿意接过这根橄榄枝。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并不愉快的事情，厦门基地的自立门户，以及对彼此公信力都有损耗的网络论战。

　　“3·24”登岛之后，这些保钓人士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接触保钓之前，李义强是个退伍军人，复员后进了厦门的一家大型国企，后来下海做生意，一边经营网吧，一边投资太阳能生意，结婚成家，安居乐业。现在，他成了朋友们眼中的“疯子”，卖了网吧、房子、车子，离了婚，以苦行僧的方式，继续着他的保钓热情。除了离婚，他愿意直面曾经的一切，第一次出海，他只是怀抱猎奇之心的参与者；第二次出海，他被张立昆拉着，成了组织者。这一次的出海，原定计划是内地和港台共同保钓，香港和内地志愿者一起从厦门出发，到彭家屿与台湾志愿者会合，一起前往钓鱼岛。“但是因为风浪等各种原因，我们的船晚了12个小时到彭家屿，计划就被打乱了，等候在那里的台湾保钓船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返航，不能去了。”李义强对本刊记者回忆，“两条船靠拢的时候，台湾那边的组织者跳上了我们的船，大发脾气，这个我也能理解，他曾经是我很敬仰的前辈级人物。可是，他竟然让我们立刻返航，不要去了，还喝令船上的台湾志愿者黄锡麟下船，但黄锡麟没有下去，我佩服他。”

　　李义强的选择，被殷敏鸿戏称“保钓原教旨主义”。经历的一切，让李义强觉得，保钓必须要心无旁骛，“没有任何经济活动，没有社会牵绊，才可能不受制于人，才能专心做事”。朋友们看着他坐吃山空的窘境，但没有办法劝服他。跟他比起来，当年第一次出海的同伴们，绝大多数并没有选择这种斩断枝蔓的极端方式。“生活是生活，保钓是保钓。”李南很坦白，“必须自己慢慢学着找一个平衡，学着接受，很多事情，我们也不能理解，但这就是现实。” 民间保钓志愿者一致认为，他们只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国家增加未来谈判的砝码”。

　　李义强用了很多时间，来反思2003到2004年间的保钓热潮。关于出海和登岛，他总会想起台湾保钓人士黄锡麟说过的话：“如果出海是个连续剧，那登岛就是终结篇。”民间保钓的空间究竟在哪里，哪种方式才是最有价值、可持续的路径？谁也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