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作为中国20世纪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她的故事与神秘至今吸引着众多读者。透过来自两岸三地学者们的眼睛，脱去神秘面纱后的张爱玲究竟什么样？

　　诞辰90周年纪念

　　张爱玲的世界为何历久弥新？

　　□本报记者 赵永颜

　　今天的人们还爱不爱张爱玲？也许，15年前在美国孤独离世的张爱玲不曾想到，作为一个作家，她的传奇仍在延续，她的身后是众多的研究者和无数的“张迷”。纪念张爱玲诞辰90周年暨逝世15周年“2010北京张爱玲纪念研讨会”11月29日在北大百年讲堂举行。陈建华、陈子善、符立中、格非、宋以朗、苏伟贞、杨联芬、止庵等来自两岸三地的12位学者在北大齐聚，就张爱玲的“文学视野”、“张爱玲与视觉艺术”、“张爱玲的晚期风格”等议题展开研讨。

　　文学视野狭窄？

　　一直以来，关于张爱玲的作品争议就很多，不少批评指出其作品视野狭窄、小家碧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比较著名的作家徐訏，对张爱玲就有很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张爱玲的小说取材有限于狭窄的视野，主题大同小异，拉杂拉扯处又是偶见才华，但是撒弄文笔处太多。

　　知名张爱玲研究学者陈子善先生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1965年张爱玲写了一篇英文自白，对她自己的创作道路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这个直白里面她的视野非常宽广，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包括中国政治的一些演变、文学的演变，都有她很明确的表述。尤其我注意到其中最后一段话，她强调她的创作是深深根植于‘五四’的新文学传统。这一点很重要，可能以前我们忽略了张爱玲的文学跟‘五四’的传统。张爱玲始终认为她自己的创作跟‘五四’有关。实际上，张爱玲的文学视野非常宽广。我不得不念张爱玲的几段文字：‘我甚至只是写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我们会发现这是张爱玲作品里的主动选择。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来，张爱玲的小说里面真的没有战争吗？我想也不是，我们读《倾城之恋》、《小团圆》不是在写战争吗？只不过她写的战争跟我们一般读者或者一般评论者写的很不一样，难道不是这样吗？她当然不会去描写枪林弹雨，她要描写的是性在战争当中会有怎么样扭曲的表现，这是更难写的。”

　　而在回答现场读者“为什么张爱玲的作品写得不够波澜壮阔”的提问时，止庵说：“张爱玲经常是把人放在一个非常大的背景里面，这是张爱玲文学创作的习惯，或者是她的一个兴趣，她不去直接写那个波澜壮阔，而是写一个人在波澜壮阔的背景下怎么活。”

　　小说与视觉艺术

　　张爱玲文学里的音乐性，以及她在文学之外对视觉、触觉、嗅觉等多种感官的捕捉和调动成为各位嘉宾热议的话题。台湾知名作家苏伟贞说：“张爱玲最怕的是小提琴，她觉得小提琴是水一样地流着，把人生就这样流掉了。对交响乐张爱玲形容得也非常妙，‘觉得它浩浩荡荡的，五四运动一般动了起来，把每个人的生命都变成了声音。’她还是喜欢胡琴，胡琴的苍凉，把人拉回人间。张爱玲把这样的手法用在小说《倾城之恋》里面，一开始就谈到了四爷在那儿拉胡琴，说不尽的苍凉。”

　　止庵也谈到张爱玲作品里面的视觉效果和听觉效果，他认为张爱玲本身是一个非常关注视觉的也很会运用视觉的人，并且也确实通过她的艺术创作实践创作了很多视觉艺术，但同时张爱玲也非常清楚视觉艺术的局限性。他说：“张爱玲给我们的感觉不仅是文字，她的文字后面能够呈现出视觉和听觉的效果。她不会仅仅满足于用文字来表达一些事情。她如果有机会，一定会想用另外一种直接的视觉和听觉方式与我们进行交流。”止庵举例说，电影《色戒》里，当易先生给王佳芝买钻戒的时候，王佳芝看重的不是那个钻戒多少克拉、多么重要，而是她看到了易先生脸上有温柔的神气。这个念头使得王佳芝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前面的王佳芝是一心要致易先生于死地，这个念头改变了后面的情节。而这一点恰是电影无法表达的。

　　并不讨巧的双语写作

　　1950年张爱玲离开香港到了美国，但用英语写作的张爱玲屡遭退稿。作为张爱玲的遗产执行人，宋以朗认为张爱玲被拒有一部分原因在于西方对东方有固定看法，有他们想象中的一个中国，而张爱玲写的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个中国，自然会被退稿，并非单纯因为语言障碍。宋以朗举例说：“大家看到《异乡记》可以看到里面写到女娲，中文版《秧歌》里有一段文字，也是说女娲炼石。对于英文读者来讲就有一个问题，他们不知道女娲是什么人。所以，英文版《秧歌》里就没有女娲这一段，我可以解释为，英文版的《秧歌》是专门为了迎合英语读者的了解力的。”

　　《雷峰塔》出版以后，港台的书评人发表了不少评论。香港的迈克认为，如果一个人想写英文小说给美国人看，适应他们的口味是非常正常的。还有评论人指出，一些成语如老夫老妻、谢天谢地等，在张爱玲的英文里面都是直接从中文翻译过去。香港的评论人林沛理也说，英语张爱玲是中文张爱玲的依附，因为里面有很多奇怪的句子。宋以朗这样总结：“张爱玲是一个双语作家，翻译自己的文章其实是一种再创作，而且会改变原文的看法，所以我看她的英文和中文，时间不同会有不同的想法。”马家辉也认为书中一些成语的翻译不至于成为出版障碍，他认为看张爱玲的翻译本，可以感受不同的风格。

　　◆人物档案

　　张爱玲，本名张煐，1920年9月30日生于上海，中国现代作家。漂泊于上海、香港、天津、美国，成就传奇一生。张爱玲的家世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晚清洋务派领袖、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

　　1932年，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中的校刊上发表了她的短篇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1943年和1944年的两年中，连续发表多篇轰动性的中短篇小说，包括《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心经》、《金锁记》等，在沦陷时期的上海一举成名。1944年8月，胡兰成与张爱玲在上海秘密结婚。这之后，她又经历了与胡兰成的分手以及其父去世等。1955年，张爱玲赴美国定居并结识了她的第二任丈夫赖雅。1967年10月8日，赖雅去世，张爱玲开始将清朝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翻译成英文。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被发现逝世于加州韦斯特伍德市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终年75岁，其遗物则由友人宋淇、邝文美夫妇处理，其中大部分交由皇冠出版社收藏。

　　张爱玲遗稿《异乡记》出版

　　在研讨会上，主办方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宣布了张爱玲自传性散文遗稿《异乡记》的出版。

　　《异乡记》为张爱玲当年从上海到温州寻访胡兰成时写下的所见所闻。书中记载了张爱玲在农村过年、看见杀猪等农民生活细节，精练的文字佐于真挚的情感流露，使得通篇读来生动有趣，农村百景跃然纸上。

　　此外，这部作品不仅记录了张爱玲人生某个重要关键日子，书中文字更成为她日后创作《倾城之恋》、《秧歌》、《怨女》，甚至是《小团圆》等作品的灵感来源。

　　张爱玲本人曾这样说：“除了少数作品，我自己觉得非写不可(如旅行时写的《异乡记》)，其余都是没法才写的。”张爱玲文学遗产继承人宋以朗表示，发表这篇遗稿的原因是：“《异乡记》的发表，不但提供了有关张爱玲本人的第一手资料，更有助我们了解她的写作意图及过程。”

　　此外，张爱玲的剧作集《六月新娘》和《一曲难忘》也同时出版。两部剧作集的出版标志着“张爱玲全集”的出版正式完结，而《异乡记》则是“张爱玲外集”系列的开端。接下来张爱玲的《易经》、《雷峰塔》等作品也将一一面世。

　　会上，宋以朗还宣布了“张爱玲五年研究计划”，此计划是为了鼓励更多针对“张学”的研究而设，从2011年开始，一共5年，每年会选出3-5个研究项目予以资助，总资助金额将超过百万元人民币。

　　《城门开》：北岛的北京

　　诗人北岛1949年生于北京成长于北京。新书《城门开》写的是记忆中的北京，缘起于2001年父亲病重，北岛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北京。飞机降落，万家灯火涌进舷窗，滴溜溜儿转，“我着实吃了一惊，北京就像一个被放大了的足球场”，这片生育过他的土地，如今陌生得连家门都找不到。他赫然发现那城市已“面目全非，难以辨认”，他“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从那时起，北岛开始酝酿一项重建工程。他要用文字重建这个城市，恢复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经验、记忆和想象的北京。经过几年的写作，这项工程终于竣工，交付使用了——这就是今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城门开》。

　　北岛在《城门开》序言中说：“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鸽哨响彻深深的蓝天，孩子们熟知四季的变化，居民们胸有方向感。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飘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

　　《中国在梁庄》：呈现真实的中国乡村

　　梁鸿非虚构作品《梁庄》曾在《人民文学》2010年第9期刊出，在不久前“人民文学奖”评选中，获得“非虚构作品奖”。作为一位年轻学者，梁鸿走出书斋、走向故乡是为了使学术与言说回到坚实的土地与活的人生。《中国在梁庄》中，梁鸿以复杂多端的角色和角度，呈现当下的、具体的村庄。梁庄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襄盆地中部偏西地区的穰县，作者多年深入农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家乡的每一寸土地，用自己的眼睛记录下那些惊人的故事：王家少年强奸了82岁的老太、昆生把自己的家安在了墓地里、即使火化了，也要把骨灰在棺材里撒成人形……通过这些真实的“个人史”，展现了中国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实危机。

　　该书再现了一个真实的乡村。农村留守儿童的无望，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家庭的裂变，农民“性福”的危机，新农村建设的流于“形式”……当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在作者的笔下一一显现出来。

　　通过此书，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村庄所承受的悲伤，都将慢慢地浮出历史的地表，我们会由此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经济学家、中国研究“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这样说：“中国人在20世纪完成的，不过是一个产业资本从形成到过剩的历史进程；而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完成的，则是一个金融资本因产业过剩而异化，并且必然走向过剩的历史进程。在列强主导的资本主义文明阶段，各色人等都不得不半推半就地‘被’纳入到历史进程中，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失去了太多东西！这本书，写梁庄，只是最近30年‘被’消灭的40万个村庄的缩影。但愿读者不仅仅感受到其中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