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再调查：依然相信自己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 | 北京报道

　　对这群成分复杂的年轻人来说，在过去的一年如果说有什么剧变的话，那就是随着“蚁族”这个边界模糊的概念的诞生，这些原本默默无闻的边缘人走到了社会舆论的聚光灯下

　　这是第一份全国范围的‘蚁族’生存报告。”廉思强调这份最新报告的重要性。

　　2007年，青年学者廉思开始组织课题组进行“蚁族”群体研究。2009年，他的课题正式被国家立项《潜在危机：中国“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于当年9月出版《蚁族》一书。

　　新近出炉的这份报告，是在2008、2009年北京“蚁族”调查的基础上，于2010年3月到8月进行的全国范围内“蚁族”生存状况调查所得。

　　此次调研，课题组选择“蚁族”数量较多的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重庆、南京七地取样，发放问卷 5161份，回收有效问卷4807 份。

　　廉思团队连续三年的调查数据使研究“蚁族”的动态变化成为可能，尤其是经过一年的舆论轰炸，“蚁族”产生了哪些变化？与2008、2009年相比，此次调研报告的最大特点是在对“蚁族”的人口学特征、工作状况、生活状况等方面的研究基础上，加入了“蚁族”的身份认同和社会不公平感等方面的专题研究。

　　这为“蚁族”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蚁族”怎么看世界？

　　都是社会造成的？

　　最新这份全国“蚁族”生存报告显示，其他六城市的“蚁族”与北京“蚁族”的生存状况无太大差别。如在总体构成上，“蚁族”以外地青年和农村青年为主，且三年数据显示比例基本稳定。

　　收入方面，受访者2010年月均收入为1903.93元，其中月收入超过2500元的占24.8%，该数据比2009、2008年低了超过10%。课题组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2010年是全国调研数据，2008、2009年收集的仅是北京地区调研数据，而北京的收入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经济复苏的迹象并未在“蚁族”身上得到明显体现。

　　在今年的调研中，受访者工作单位性质仍然以私/民营企业为主，63.6%的受访者就职于此类机构，在公有制企业(包括集体和国有)中工作的受访者占12.4%，且没有在党政机关工作的。这与此前两年的调查结果总体接近，其中在私/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工作的比例分别提升了5.8%和3.3%。

　　生活方面，最能反映“蚁族”生存状况的是住房情况。2010年的调查中，“蚁族”人均居住面积10平米及以下的被访者占到了近六成(59.6%)，2009年这个数据是69.6%。5平米及以下的居住人数比例由2009年的38.4%下降到2010年的20.4%。课题组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京沪外的其他城市租房面积相对大些。

　　对比今年和去年的数据，两者在生活和工作状况上最明显的区别是，全职工作的比例有所提高，失业的比例从2009年的18.6%下降到2010年的10.1%，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金融危机过后整个社会就业率的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蚁族”在过去一年变化最大的并非客观生活状况，而是他们的主观认知。

　　对比发现，将自己的生活现状归因于“社会因素”的比例大幅增加，由2009年的29%提高到2010年的57.1%；而归咎于“个人因素”的比例大幅下降，由2009年的56%减少到2010年的14.4%。这表明越来越多的“蚁族”把社会因素看作造成自己现状的主要原因。

　　“理解”、“辛酸”、“坚强”

　　廉思说，“蚁族”们对自己现状归因的变化，并非直接来自对社会认知的变化，而是更多来自对自身认知的变化。

　　研究“蚁族”概念提出后对这群人的影响，是今年课题组的重点之一。

　　在身份认同的研究中，65.1%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现在是“蚁族”，12.3%认为自己曾经是“蚁族”，1.7%认为自己即将成为“蚁族”，20.9%否认自己的“蚁族”身份。

　　这组数据显示，聚居村的毕业生对“蚁族”概念高度认同，且有相当部分主动将自己归入其中。这种身份认同带来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结果。

　　调研显示，“理解”、“辛酸”、“坚强”三词最能表达受访者对“蚁族”的情感。自视为“蚁族”的受访者更喜欢使用“坚强”评价自身，而对其他群体表现出“愤怒”，具有明显的内褒外贬的特征。

　　半数“蚁族”不认为自己弱势

　　不久前，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收入差距加大致国民“弱势心理”蔓延》，提出“与其说弱势群体在扩大，不如说‘弱势感’正在蔓延”，而这种弱势心理泛滥，是“收入差距加大导致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助感”交织而成。

　　从蚁族的社会不公平感和对自身认同的调查结果来看，大量“蚁族”已经具备了“弱势心理”的成因。八成受访者认为其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层以下。但有趣的是，同样是这些受访者，认为“蚁族”不是弱势群体的达到50%。

　　这一结果与舆论所持的普遍观点大相径庭。今年第5期《重庆社会科学》发表的《“蚁族”的传播形象构建及其动因》一文显示，“蚁族”一词与“农民工”、“蜗居”等词语在百度搜索中有较高的相关度，反映出舆论赋予“蚁族”“弱势、艰苦、生活得不到保障、游离在城市主流之外”等意义。

　　廉思则认为“蚁族”的这一看法并非不合理。从课题组的调研来看，83.6%的受访者认为未来5到10年内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会“提升”， 65.6%的受访者对自己未来成功很有信心。可见，蚁族对自己的未来仍然保持乐观，这个预期抵消了“弱势心理”的产生。

　　与之相应的是，在课题组考察“蚁族”自身对未来出路的思考的开放式问题中，近一半(45.1%)受访者的回答中都含有“努力”、“奋斗”这两个词。

　　相比“蚁族”对自身前景的看好，这一群体对未来5～10年内社会公平状况的变化趋势却不乐观：仅38.7%的受访者持乐观积极态度，36.9%认为社会不公平状况会“越来越严重”，14.3%认为“不会好转但也不会恶化”，10.1%认为“不好判断”。

　　身处底层的“蚁族”们对自身未来抱良好预期，从这点上看，他们认为从社会底层到上层的通道尚且畅通。但是他们对社会公平状况的不乐观预期，却呈现与此相反的结果。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板结化问题被越来越多地提及。社科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直言，处在下层的社会成员垂直流动的障碍越来越多，能够真正实现向上层流动的人越来越少。■

　　“蚁族”概念如何炼成

　　“蚁族”变成一个大箩筐：只要是收入低微的青年，英雄不问出处，都可以放进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 | 北京报道

　　2009年5月，为了出版新书《蚁族》，廉思找了八家出版社。当时，他信誓旦旦地对一位编辑说：“这书肯定会火。”但对方说：“你以为你是易中天还是于丹？”后来他自己垫了三万元出版费，《蚁族》才得见天日。

　　今年1月12日，在“2009凤凰。百度时事沸点事件”评选中，“蚁族现象”以在百度搜索20008252次的搜索量，当选“影响时代社会类”事件。这个数字仅次于“甲流”的百度搜索次数23749319次，而“甲流”上半年就进入舆论视野，“蚁族”一词在9月才正式问世。进入2010年，“蚁族”仍然具有强大的社会关注度。

　　“蚁族”这个原本不被看好的概念，是怎样被持续大量传播的？又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

　　“蚁族”是个大箩筐

　　2009年10月，“蚁族”概念开始在媒体上“发力”。

　　到11月，“蚁族”不仅登上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国内主流媒体，《华尔街日报》、《读卖新闻》等世界知名媒体也给予关注。在此过程中，媒体对于蚁族的报道也由读书版和评论版悄悄转移到社会和民生版。

　　学界对媒体传播“蚁族”的过程进行了梳理，发现在2009年10月底媒体将“蚁族”报道纳入常规报道后，舆论基本是沿着“纪实(揭秘)→感慨(情感宣泄)→反思→积极引导→引入其他关联→积极建构”的顺序展开。

　　初期，媒体面对这个陌生的概念，着重于对“蚁族”概念的解释和课题组调研的揭秘。由于“蚁族”概念的形象和通俗，媒体迅速转移报道重点，进入情感宣泄。廉思最初对“蚁族”的定义包含“高知”和“弱小”两大互为冲突的特点，但媒体开始有选择性地突出“弱小”。

　　2009年11月，电视剧《蜗居》热播，“蚁族”和“蜗居”两个词被联系在一起并在网上疯传。网友热议剧中的海萍及其老公就是“蚁族”典型代表。

　　以此为发端，随着“蚁族”本身报道的疲劳，舆论开始不断引入新的关联词，对“蚁族”进行新的议题设置，继续扩大讨论。

　　舆论对蚁族形象的建构起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全国政协委员柯惠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蚁族”构成中，有城市待业青年，也有农民工，但最受关注的是未就业或低收入的大学毕业生。

　　将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工等纳入“蚁族”之中，这已偏离“蚁族”的原初定义，但却与媒体塑造的底层青年形象一脉相承。

　　值得注意的是，柯惠新是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并担任中国传媒大学调查统计研究所所长，具备深厚的传播学素养。从她对“蚁族”概念的“误读”，可以看出这一概念在人们心中已发生了巨大却不易觉察的转变。

　　完成了这个转变，“蚁族”就变成一个大箩筐：只要是收入低微的青年，英雄不问出处，都可以放进去。

　　“所有社会阶层固化的牺牲者”

　　与底层奋斗青年的形象建构同步，舆论开始了对“蚁族”现象的反思。

　　去年11月20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文章指出，在关注这个社会学意义新词的同时，更应关注其背后的教育体制、就业体制、户籍制度等深层次问题。

　　那些在“蚁族”传播过程中关联度最高的其他词汇，“天之骄子”、“穷二代”、“富二代”恰好可以说明问题。“天之骄子”的引入被学界认为意在批评教育体制，而引入“穷二代”、“富二代”则直指社会上下流动体系的阻滞。

　　这些都与今年的调查结果不谋而合，即大量受访者将自身困境归因为社会因素。

　　“蚁族”甚至已经扩大成了“每个普通草民家庭的孩子”。

　　两个焦虑概念的联手

　　廉思分析，媒体和网络对“蚁族”自身的身份认同有巨大影响。

　　今年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何永智、张礼慧和严琦来到唐家岭，来听听“唐家岭兄弟”李立国和白万龙自创自唱的《蚁族之歌》。

　　唐家岭兄弟的作品被网友广泛转载，他们还获得一个新名号：80后歌手。尽管李立国年过而立。

　　将“蚁族”与80后联系起来，是“蚁族”在网络传播上的一个特点。

　　综观媒体对“蚁族”和80后的报道，几乎囊括了当下中国人最焦虑的所有问题，如教育改革、高房价、户籍制度、收入不公等。

　　但是，相比80后，“蚁族”这个取得了极大认同的标签透露出强烈的向上流动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