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的暮年猜想
80后的暮年猜想
80后，你是否想过将来怎样养老？毕竟，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重。当你进入暮年时，国内养老金、医疗保障、长期照料等方面的准备和供应是否有能力应对如此迅速的老龄化进程
文｜《小康》记者 罗屿
李一，1980年生人。30岁的她在某个夜晚畅想起自己的晚年生活时，忽然有种茫茫不可知的感觉。
伤感的源头，在于她随手翻出了一本杂志，上面报道了96岁的英国老妪艾瑞尼·辛克莱“摇身一变”成为了“多芬香皂”代言人。艾瑞尼的肖像出现在纽约时代广场69英尺的广告牌上，海报上还打出了两个颇富意味的词语：“枯萎的？”还是“奇妙的？”
李一的神经正是被“枯萎”、“奇妙”所触动。她拉住她的丈夫，同为1980年出生的韩唯一同勾勒起或“枯萎”或“奇妙”的晚景。
韩唯说，晚年对他而言，是终于有大把属于自己的时间。他要戴着老花镜打网络游戏，还要用海陆空各种方式在地球上疯跑。李一说，她要盖一个庄园，用自己的肥料种番茄苹果。虽然她不会游泳，但要买一艘游艇，80天环游地球……
两人畅聊一夜，眼见太阳都要升了，李一推了一把韩唯，说：“梦该醒了！关于老了这件事，我们得有点建树性规划。”
“独一代”的困惑
李一觉得，自己是个“典型的”的独生子女。她的生日是1980年9月25日，那天，刚好是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日子，公开信出台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实施。于是，李一理所当然地成了家里的那个“一”。
同样也是独生子女的韩唯觉得，倘若有天他俩有了孩子，可以取名“唯一”，也算是更深刻地贯彻了计划生育政策。但其实，在北京，像李一、韩唯这样夫妻双方同为独生子女，目前是可以生育两个小孩的。
对于计划生育的讨论，这些年始终沸沸扬扬。当年“独生子女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田雪原去年12月也曾在媒体发表文章，认为人口政策应“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了。他提出的方案是：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看来，正因采取了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现在人口才可以不突破16亿。而正是基于这样的状况，才给了计划生育政策微调、完善的空间。就像双方都有子女的再婚家庭，一些省份已调整成，仍可再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一种更人性化的趋势。
专家之所以认为应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细微调整，或许是基于中国目前的人口现实：30余年来，由于政府力量的强力干预，中国人口增长发生了急剧转变，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模式。
但由于转变的迅速性与突然性，一些新的人口问题也随之呈现：2000年中国已经进入老年型社会。据专家预测，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生育率持续低下的情况下，到205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将达到峰值，约为4.3亿。随之而来的是每个劳动力承担的养老数量，即社会供养比例的不断攀升。
另外，与很多发达国家“先富后老”不同，中国是在经济和社会还处于发展中、生产力发展还不发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有力调控下，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因而在养老金储备、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准备还不充分。
为了缓解老龄化趋势、养老金危机，曾有学者提出：由于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0，二胎应该全面放开，以保证有合理比例的年轻劳动人口 创造经济价值。
而在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看来，中国未来40年内，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多，完全是因为25年至65年前高生育率所造成的“迟到的”结果，而不是现在生育率下降所直接导致。如果现在提高生育率，不仅会增加失业人口，在多年以后，还会出现新一批数量众多的银发族。
人口学家的观点有所不同，但李一和韩唯明白，中国的“银色风暴”已成必然。他们更想知道的是，按照自己现在的收入水平，进入暮年时会是怎样的情境。
“养老储备”的探索
为了让自己的晚年能有保障，李一和韩唯开始咨询各种“养老之道”。有一天，李一看到一条消息：10月1日，上海市出台实施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
实际上，早在2000年就有专家建议国家应尽快确定推迟退休年龄方案，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危机。根据当年测算，在我国退休年龄每延长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收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看到这些，李一和韩唯开玩笑：“政策倘若在北京实施，咱们两个就不是你60岁、我55岁退休，说不准65岁还在发光发热。”
延迟退休只是李一夫妻两个，关于晚年的构想之一。多年前，李一还听过“美国老太买房记”——老太在年轻时贷款买房，到60岁临近退休时就将房贷全部还清，然后将该房屋的产权出售或抵押给银行。在整个养老的20年里，她去中国爬了长城，去法国吃了大餐，还到韩国做了整容，到美国逛了迪斯尼乐园，这都是她把房子抵押给银行，让房子给“报销”的。
让李一惊喜的是，最近她发现中国的广州、上海也都进行了类似“以房养老”探索。韩唯还专门请人帮忙算了一笔账——拥有一套价值300万元至400万元房产的65岁男性老人，预期寿命为77岁，通过“以房养老”，每个月从保险公司拿到的养老金可以达到2万元。
就在夫妻两个热议“以房养老”的好处时，忽然看到一条消息：“以房养老”上海试点悄然停止。有专家分析，“以房养老”牵涉到金融业、社会保障、保险以及相关政府部门，一时间很难调控。加之，国内房地产格局混乱、人均预期寿命等难以预测，都使得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面对 “以房养老”时轻易不敢试水。
现实给李一泼了冷水。韩唯安慰妻子：将来，我们可以靠出租房子养老。比如，把房子租出去住进养老院，加上退休金，应足够花销。
老年产业，一块巨大的蛋糕
听到韩唯提到养老院，李一坚决说：“但凡有可能我都不会去养老院。太无奈、太孤独。”李一的坚决反对，很大程度源自中国人深入骨髓的“养儿防老”，不可脱离“家庭养老”的认识。
据2009年的一组统计显示，北京共有各种类型养老院339家、4万余张床位，从每月1000多元到近万元的养老院都可以找到，有些高端养老院条件甚至相当于星级酒店，可以自订菜单、经常泡温泉、到郊区旅游。平时，老人们可参加英文班、歌咏班、时装班、健身班……
“老人最需要的是心灵的慰藉而非物质！”面对韩唯找出的资料，李一反驳道。
李一说，她所期待的养老模式，或许类似于美国推出的“家园共享”计划——将60岁及以上年龄段相仿，又有兴趣共享一个家的个人以“合得来”为前提进行甄选和配对，组合一个新“家”；或者，类似于她在世博会德国馆中看到的“多代屋”——不同家庭的老人、年轻人、孩子聚在一起。老人在这里可以得到日常照料，但又不仅仅是被服务的对象——他们在生活中的技巧、带孩子的经验等，都可以传授给年轻人，他们甚至可以做义工，比如帮忙照看孩子、打扫房间，或帮助比他们年纪更大的老人。
李一所构想的养老模式，其实与中国很多专家目前所提倡的居家养老不谋而合。所谓居家养老，是老人仍住家里，但是照料和精神慰藉由所在社区提供。毕竟，在当前城市化大潮下，人口流动、家庭小型化，已大大冲击了家庭旧有的代际抚育功能。民政部及中国老龄委数据显示，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的比例已达49.7%，这时，一个社区如果能够整合各种服务资源，为老人提供助餐、助洁、助浴、助医等服务，将是除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外，另一种非常好的选择。
李一忽然觉得，养老产业或许是今后就业的一种方向。随着“银色风暴”来临，为老人送餐服务、老人旅游服务等，都可为解决就业提供可能。另外，随着中国人平均寿命的增加，老年人在退休后也可继续工作，就像国外出租车司机、服务员等职业中，都有老年人的身影。
80后李一和韩唯的晚年，或许无法像他们的上辈、上上辈……，几代同堂。他们对于晚景的构想，势必带有如今这个时代的烙印。于是，在他们研究了种种养老政策后的某个夜晚，又进行了一场关于晚景的、更为实际的对谈。
韩唯说，他希望在他老了时，关于打工就业这件事，人口流动的轨迹会与现在不同。人们更愿意向就近的城镇或是所在经济圈的中心城市靠拢，不再一窝蜂地扑向“北上广”。另外，与未来3亿人规模的流动人口配套出现的，是更为完善的公共服务政策、产业布局以及社会保障。
李一说，她希望晚年时，养老保障、医疗资源、社会公共服务等已日趋改善，通过增加就业率、提高劳动者素质、挖掘老年劳动者潜力等手段，中国“银色风潮”能有所缓解。另外，她希望老的时候，中国偏高的出生性别比有所改善，李一不想自己的儿孙沦为“光棍”命运。
关于晚年，韩唯觉得或许还可以移居山村，就像之前媒体报道过的，在浙江天目山、莫干山等风景区周边花五六万元，就可以在山村拥有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每天早上打太极，抽空帮房东干点农活，还能赏花种菜。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山村养老还能带动当地养老产业，帮助当地农民致富。
“闲下来还能写写爷爷奶奶的山村生活。”李一笑着说。其实，这样的山村隐居她何尝不向往。她希望每早起床时，对着陪自己一起变老的地球问声好；而当她最终离开时，能够轻松洒脱，没有债务。
(感谢翟振武、李小平、何亚福老师对文章提供理论思路)
中国目前人口问题
在中国人口总量控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人口结构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严重失常，女孩出生数结构性减少；人口流动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人口转型过程中的突出特征。
根据种种复杂现状，中国人口学界提出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其一，人口作为一个整体，应该与外部各方面因素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力量相平衡；其二，人口内部的各要素，如规模、素质、结构等有自身的理想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