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普查攻守背后的现实难题

　　住户不愿开门、开门后不愿如实登记⋯⋯第六次人口普查出现的种种“不配合”，并非仅仅是人们注重隐私，其背后隐藏的是诸如“超计划生育”、“人口流动”、“人户分离”等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

　　文｜潘煜

　　11月5日的早上，北京某社区居委会主任陈晨把一些小卡片塞到自己所辖小区的几户人家的门缝里。自11月1日零时起的人口普查入户调查已经进行了5天，但这几家始终没有等到人。为了判断他们是否为人户分离导致的空户，陈晨和她的同事们只能采用塞卡片的方法，“如果有人回来过，一开门卡片就会掉下来。”陈晨说。

　　但陈晨他们或许没想到，塞好的卡片，会在人进、人出的两个动作完成后，被某些业主再次塞进门缝中。来来回回，如同一场攻守战。

　　“住户不愿意开门、开门后不愿意如实登记信息、躲避普查人员的询问和登记……较之2000年的‘五普’，这十年的变化太大了，社会在变，人的想法也在变，已经不是政府一号召就全民行动的时代了。” 11月12日，正和人口普查员们进行普查表核对工作的陈晨对《小康》记者坦言。

　　在陈晨看来，本次“六普”中由于外来人口流动频繁、人户分离现象增多、居民个人隐私保护意识增强等情况的出现，还是给普查工作带来了不小困难。而在一些回迁社区、老旧社区，也因拆迁、建筑翻盖等生活环境的变化带来了新的问题。

　　难敲的门

　　入户难，是这次普查中很多普查员都遇到的问题，有普查员感叹这个年代“人与人之间隔着铁门都没有安全感”。

　　人口普查的第6天，普查员刘欣站在一户居民的门前，手伸向门铃，又缩了回来，她深吸一口气，手再次伸出。“我发怵，每次按门铃的时候我都在想，这家会把我‘轰’出来吗？”即使发怵，一个小组200余户的普查任务也让她没时间磨蹭。

　　按响门铃后，门开了，男主人隔着防盗门问：“干嘛的？”刘欣笑脸相迎：“您好，我们是人口普查的。”男人看了她一眼，说：“你等下，把你的证件编号告诉我，我去官网查一下。”显然，身穿人口普查员统一服装的刘欣并没取得男主人的信任，她掏出胸卡将编号抄给了对方。男人拿了编号，返回房中。过了一会又走出来，打开了防盗门，官网上查有此人，他才能认定刘欣不是“坏人”。

　　需要核对编号才能认定身份的情况，刘欣所在的普查区每个小组都能遇上几户。这样的情况，刘欣能理解：“居民出于治安的考虑，有防范意识，也是应该的。”

　　让她不能理解的是，有些居民的门怎么也敲不开：“明明亮着灯，按门铃就是不给开。或者开了门，要么说自己在吃饭，要么说有客人，让我们等电话通知再来，之后就没了音信。”这时，刘欣往往会求助在社区有较高威信的业主委员会，“找业委会的熟人帮着疏通，想靠邻居根本不行，互相都未必认识。”

　　居民为何不开门？刘欣说：“有些人觉得普查和自己无关，或者觉得没用，情绪上有抵触，不愿参加。”居民不了解人口普查的作用，有时还会把普查简单理解为上户口。刘欣不止一次被居民问道：“普查干嘛用啊？你说我们都在北京买房了，能不能帮我们上上户口啊？”在高档社区，成功人士多，“大忙人”也多，在一次15分钟的普查结束后，居民抱怨刘欣占用了他太多时间，随口丢出一句：“我的一分钟值多少钱，你知道吗？”

　　同社区的另一位负责填写长表的普查员则遭遇了比刘欣更难堪的局面。

　　2000年的“五普”，首次使用了长短表结合的方法，而“六普”继续沿用这一方法。

　　普查进行时，绝大多数居民要填写短表，其问题包括户别、本户应登记人数、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本户住房建筑面积等18个项目。另外，还将抽取10%的居民填写包括45个项目的长表。除包括短表的项目内容外，长表还有反映人口的迁移流动、身体健康状况、就业状况、妇女生育状况和住房情况等指标。

　　在一次普查中，一位居民不理解为何自己被抽中填写长表，无论普查员怎样解释长表的抽选过程并非人为操控，他坚持认为抽中长表是普查员在找自己的麻烦，要求更换短表。普查员无奈，只好请求先告辞，隔日再访。没想到居民揪住普查员，不准其离开，并向其详细“论述”了他对普查工作的“不同意见”，时间长达40分钟，最后普查员哭着跑回了居委会。

　　难等的人

　　在陈晨普查的社区，居民早出晚归是普遍现象，“白天基本‘逮’不到人”。

　　有时为了登记一户，普查员往往要尝试在不同时间多次登门。最多的一户，普查员跑了十余次仍然没有等到人。最后不得不动用社区保安守在楼下，“一看他家亮灯了，立马通知居委会！”

　　陈晨遇到更多的，是人户分离导致的空户现象，在她们所普查的1400余户居民中，有80户左右始终没有等到人。判断一家人是不是空户，普查员必须在各种时间段登门。在多次登门无果后，陈晨要求普查员在居民门上贴上告知书，上面写明普查员已登门的次数和最终补登记的时间、地点。最后还要将贴着告知书的门拍照留证，之所以这样做，陈晨有自己的考虑：“这样的社区，居民维权意识特别强，所以你在这里工作要懂法也得守法。拍照留证，是为了避免居民投诉我们从未登门普查，或者说没有看到告知书。”

　　难张的嘴

　　居民对个人隐私保护意识的增强，也为普查带来阻力。住房状况、婚姻状况、生育状况、出生及死亡人口情况都被居民视为敏感调查项目。像多处住房情况，离异、再婚、私生及领养子女等情况，在很多人看来，都不可碰触。

　　在陈晨的社区不乏一些社会名人，“对他们来说，住址、电话、工作单位都被看作是隐私。”这时就会出现瞒报的情况，“比如明明有工作，说自己失业，或者说自己是保密单位的不能说。”这时，陈晨只能去查社区业主档案，查到工作单位后再婉转地和居民核对。陈晨在普查时，还遇到好几次居民主动提出要与普查员签订保密协议，否则拒绝提供任何信息。

　　更为敏感的是生育状况，特别是一些超生人群，因为担心缴纳社会抚养费，在入户登记时，要求普查员只登记一个孩子。“明明看到俩孩子，非让登记一个。”陈晨很无奈，她说有时候自己也不理解居民出于什么心态瞒报：“有的孩子虽然是超生，但不牵扯在中国落户，比如出生在美国，家长也要求只填报一个。”

　　除了超生人口外，现实中“一人多户、有户无人”等情况也很突出。一些人在农村有户口，在城市也有户口，甚至多个城市都有不同名字的户口；还有一些城市居民也存在多个地方都有户口的情况；更有甚者已经获得他国国籍或港澳台地区身份，仍然保留着原来的中国户口。还有一些人，为了领取未销死亡退休金等利益，也有意隐瞒死亡人口情况。

　　难填的表

　　与陈晨所在的高档商品房社区不同，普查员王辉所在的回迁房社区人员结构相对单纯，入户也相对容易，“大家都是半熟脸，居民也多是本地人，有很多原来就是一个胡同的邻居，所以入户基本没有问题。”王辉的困难在于统计、填写、核对各种进度报表。

　　“因为是回迁社区，在户口登记上存在信息滞后的现象，尤其是废弃地址比较多，已经搬到了新楼，户口本上登记的还是原来胡同的地址，这些都需要一一登记核对。”王辉告诉记者。

　　王辉需要填写的报表多达10种，每天对总户数、总人数、男女比例、出生人口数、死亡人口数、人户一致数、人户分离数等等各项数据的统计让年近60的王辉有点吃不消。

　　在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北京语言大学社区，记者见到了被称为“普查专业户”的甄革新老人。年逾六旬的甄革新第三次参加人口普查工作。从1990年到2010年，从“四普”到“六普”，20年间他所负责的语言大学普查区面积没变，居住人数却在成倍增长，居住小区从“四普”时的11个，变成了现在的23个。

　　人在变，居住环境也在变，为了后期入户调查、统计、填写报表的方便，甄革新从6月就开始忙活，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核对区域内的每个建筑物，制成了建筑物平面图。因为之前相关单位提供的航拍图还是2004年的，普查区的许多建筑都发生了变化，甄革新就要亲自一一核对。在他绘制的建筑物平面图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建筑物编号，其中普通建筑物有367处，临时建筑物43处，甚至连公共厕所都有编号。除了制作平面图，甄革新还要跑到房管科、基建处核对相关建筑的类型、结构等详细信息，制成了20页的建筑物信息一览表。“获得真实的人口普查数据，对每个人都很重要。” 甄革新说道。

　　“也许老百姓觉得人口普查离自己很远，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实际上，这关系着他们切身的利益。” 北京市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顾兖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表示。

　　就像人口普查工作进行时的各种之“难”，映射了诸如“超计划生育”、“人口流动”、“人户分离”等种种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真实可靠的人口普查数据，同样可影响民生现实——比如，医院、学校、幼儿园、公交车站、地铁站的分布；高速公路建设、市政等公共设施建设；摸清社会保障的底数，决定公共财政的投入比例。另外，人户分离数和流动人口数，可成为政府调整户籍政策的决策参考；总和生育率和老龄化程度，将决定中国现行人口政策的未来走向。人口普查数据对公共治理至关重要。

　　只是，用何种方式让民众在对个人权利和利益愈加注重的今天，切实感受到这种“至关重要”，或许是下一次人口普查前，值得探讨的事情。

　　第六次人口普查

　　自1949年建国，中国相继于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进行过五次人口普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于2010年11月1日零时开始，11月10日入户调查结束。从2010年12月起，进入数据的汇总和资料的开发利用阶段。到2011年4月底，主要数据将向社会公布。

　　与以往不同，借鉴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一直都把境外人员作为普查对象，此次人口普查首次将在中国境内长期居住的境外人员包括港澳台人士也作为普查对象，便于及时了解情况，为其提供相应服务并进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