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城”玉门

　　一座因油而生的城市，静待它的命运是因油而废。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甘肃玉门报道

　　十多辆五十铃大货车的庞大身躯，让5米多宽的双车道路面略显拥挤，可这并不影响它们在戈壁滩上前进的速度。

　　所有的车上都装着差不多的东西：褪去颜色的衣柜，泛着油光的饭桌，锅，碗，瓢，盆，厚底儿鞋，甚至还有一把扫帚——这几乎是一个家庭生活的全部重量。

　　是的，这是搬家。

　　一辆车上坐着刘治福和他的老伴。北方冬天的太阳要出得晚一些，当曙光从远处的地平线升起的时候，他俩脸上没有一丁点的疲惫。

　　要知道，他们前一天晚上几乎一夜未睡。他们度过了在那个城市的最后一夜。那个城市最低海拔2400米，一个月有29天刮风，剩下的一天还阴天；那个城市中绿色是一种奢侈的颜色，五月份树才开始长芽芽，九月份就掉叶子；那个城市最热的时候，也要穿一件衬衣，外面再套上一件毛坎肩。

　　他们在那里生活了45年，离开的时候却没有留恋，没有伤感，脸上还“喜气洋洋”。

　　这种喜气从下祁连山选房子开始。那一天，他们一起去新家所在的小区看房，67岁的刘治福看到小区外人家种的绿油油的菜，红色的花，清清的水，就只顾在那里玩水了。等到回去，邻居问他们选中了哪一栋的房子，老两口不好意思地说，“忘看了”。

　　他们要离开的是一个躺在祁连山半山腰上的城市，中国第一座油城，玉门。

　　“昆仑山上一棵草”

　　甘肃张掖人刘治福第一次来到玉门，是在1955年的年底，深冬。他像所有来玉门的人一样，在玉门火车东站下车，然后再坐三个多小时的汽车上山。

　　文化程度不高的刘治福不知道“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样的诗句，可他看到的是与写下这些诗句的诗人共同的景色：戈壁滩，灰黄色的沙被风卷起，骆驼草从积雪中探出头来，远处是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当然，他还看到了石油工人居住的土坯房。

　　他并不怎么清楚这个城市的历史片段：骠骑将军霍去病从这里出发，去进攻河西的匈奴，征西大将军冯胜在它的东面修建了嘉峪关，此乃明长城的最西端，从此，玉门被划为关外之地……边塞，战略要地，骨子里的战争因子，这是玉门的历史命运。

　　刘治福要投身的是另一种性质的“战争”：新生的共和国需要更多的石油资源，对于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玉门来说，开采出更多的油就是“战利品”。这场“战争”在刚开始也是由军人打响：毛泽东亲自批准解放军第19军57师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近8000名指战员中的大部分成为玉门油矿的骨干力量。

　　只不过，刘治福的概念里没有太多的使命感，他的想法朴素，“听说去油田能挣钱。”

　　这8000名指战员成为了玉门的第一批市民。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玉门的原住民几乎没有，二是1953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才成立了玉门矿区人民政府。

　　刘治福们的到来让玉门的人口迎来了第一个迅速增长的时期。1956年，玉门的城市人口猛增到60458人，1959年达到80984人的高峰。

　　更多的人源源不断地来到玉门。

　　24岁的卢海出现在了1968年的玉门东站。67年从西安交大毕业的他，因为出身不好，经过民主评议，被分到了玉门。

　　卢海看到的是与刘治福不同的情景：他看到了更多的人，看到了一座处于发展初期的城市。其实，在他来的前一年，这个城市刚刚拥有了自己的公共汽车公司。换言之，它更像一个城市了。即使如此，一直在城市生活的卢海，“感觉像从天上掉到地下了”。

　　那一年，与卢海一批来到玉门的有200多人，同一班火车来的有包括他在内的4个大学生。后来，其中一位来自东北石油学院的张天韵成为了他的妻子。

　　那个时候的中国正流行一部叫做《昆仑山上一棵草》的电影，讲的是刚从地质学校毕业、自愿到高原来工作的年轻姑娘李婉丽，有些受不住高原的风沙、严寒，旅途的颠簸和高山反应的折磨，因而产生了回家的念头。司机讽刺她说：“哼！还不如昆仑山上一棵草！”

　　某种程度上，在玉门这座移民城市中，刘治福，卢海，张天韵，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被动，他们都是“昆仑山上的一棵草”。他们原本拥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当他们在国家石油战略下汇聚到玉门市，城市赋予了他们同样的标签，这个标签可以凝结为两个字——献身。适用于人，和城。

　　白白净净的卢海，成为了刘治福的徒弟，被分配到了机械厂热处理车间。

　　没事的时候，卢海喜欢爬山，祁连山的山头很多。他喜欢被风吹着跑的感觉。跑累的时候，他会停下来，觉得人生已经到这里了，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就好好干吧，二十年以后再来看吧。”有时候，他这样想的时候，眼睛会被风吹出眼泪来。

　　他也喜欢在山上看山下的这座自己把青春交付的城市。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玉门：

　　整个城市躺在祁连山的半山腰上，地形是一个上坡，从上到下一条主街贯通。最下面是火车南站，1956年，兰新铁路铺轨到了这里。再往上分别是卢海所在的机械厂、管理局的水电厂和工人居住区三三区，城中间的地方是为了纪念玉门和平解放的解放门，然后是城市商业中心北坪区，油城公园，再往上是玉门石油管理局局机关，然后是工人居住区南坪，城市的最上面是西河坝的老君庙作业区。

　　当老君庙油矿进入视线时，卢海的心底会有温暖浮上来，因为他爱的人——张天韵在那里。张天韵的工种是一线采油工，工作三班半倒，是整个油田最艰苦的工作。

　　玉门有狼。漫长的冬天有8个月，在积雪上常常能看到狼的脚印。张天韵回忆，每个油井之间离得很远，巡视时肩上扛着管钳好开阀门，手里提一根棍子好防狼。刚开始是每组一两人巡视，后来发生了狼伤人的事故，就加派人手，三四个人一起巡井了。

　　在那个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爱情成为生活的味精。两个人都有空的时候，卢海就穿越大半个玉门市，从机械厂跑到老君庙找张天韵。他每次见到的张天韵都是脏兮兮的，衣服上都是油污，满身的石油味。可他觉得这样很舒服，他自己身上也有搬运零件时沾染的油污，只不过石油味道淡一些罢了。

　　恋爱中的他们做得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去南坪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就是那部《昆仑山上一棵草》。多年以后，卢海更愿意将这部约会看的电影视为变相的政治说教。

　　恋爱一年后，卢海和张天韵结婚，婚房是单位分的一间15平米的窑洞房子。婚后，他们到双方亲戚家走了一圈，卢海戏称为“旅行结婚”。两年之后，他的大女儿诞生。

　　注定的命运

　　1976年的一天，卢海决定去404厂为女儿买一包饼干。

　　饼干在当时的玉门是买不到的，买不到的还有肉。有一年年关，卢海从外地回玉门。他想妻儿还在玉门受煎熬，那里一年有半年吃不上菜，冬天只能买上大头菜(一种咸菜)，春天只能吃到黄芽葱。由于极度的营养缺乏，好多人的指甲盖向外翻，疼得直流血。卢海为了让家人过春节能吃得好一点，回家前一天，他到农贸市场买了几十斤肉，在别人的帮助下连夜灌成了香肠，装在一个纸壳箱子里带回玉门。

　　可这位父亲还非常希望女儿能够吃到饼干。他早上7点坐上运送工人上班的敞篷汽车到鸭儿峡，然后步行去看起来不远的404厂。据说那里的供应应有尽有。

　　看起来不远，实则很远，这是戈壁滩上的距离法则。卢海一个人在荒芜的戈壁滩走了整整九个小时，结果等走到了，404厂的商店刚好关门，售货员说你明天再来吧，今天到时间了。卢海只有两手空空地回了家。

　　关于食物，卢海印象深刻的还有师傅刘治福给自己讲的一个故事：1962年，在玉门的苏联专家撤走。为了送别专家，局里办了一次欢送舞会。刘治福本来是没有资格去的，因为乐队的副队长是他的师傅。师傅把他叫去了，为了让他能够美美地吃上一顿。

　　不过，让刘治福印象最深的并不是舞会上吃到的食物，而是苏联专家在台上发言说，冶金、石油和煤炭，生活基地和生产基地一定要分开，玉门也一定要分开，如果不分开将来会出问题，还要控制石油产量，要有规划，不能总是想着采更多的油。在座的人听了都很吃惊，大家根本都不敢想，因为当时很提倡“吃在井上，睡在井上”和“为祖国多采油”。厂长和副厂长的脸色都不好看。

　　一定程度上，这番让厂长和副厂长不悦的话却揭示了玉门的命运：因油而兴，将来有一天也一定会因油枯而城废。

　　这种命运早已显露征兆：卢海的妻子张天韵所在的老君庙油矿矿长是从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矿长在解放前曾经是一名地下党。张天韵听说，1958年，矿长拒绝了上级加大油嘴、盲目扩大产量的要求，因为这样做会破坏油层压力，会给原油生产带来破坏性的影响。矿长的坚持让他在1959年被打成了“右倾”，被撤销矿长职务。后来的事实是，玉门再没有了自喷井，采油的难度加大，油田寿命缩短，其中一大原因就是油层压力减小。

　　卢海说，有一种激烈的说法是，“我们把玉门当做了淘金的地方，因为石油是‘黑金’，金子淘完了自然就该抛弃了。而在淘金的时候从没有谁去规划这个城市的未来，也没有想去建设这个城市”，“我们没有城市的概念，只能说是矿区，谁考虑过城市应该有什么生活呀！”

　　卢海想到过离开。他不敢对别人说，因为任何离开的念头都会被扣上“不安心工作”的大帽子。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叫做：我们必须要为戈壁滩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可实际上，“离开”已经如同一个幽灵，在人们的心里游荡。

　　当年，中国不断有新油田发现，玉门每年都有外调的名额。卢海由此实现了离开的愿望。1980年，他被调到了湖北江汉油田，原因是他研究出了一项可以大幅度提高采油机械使用寿命的技术，得到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他提前两天找师傅刘治福告别。离开那天，刘治福没去送他，他说，他心里面非常不舍，可是能够离开确实是好事。

　　卢海没有实现自己在祁连山上迎风流泪时的诺言：好好干上二十年。十三年后，当他再次出现在玉门东站的时候，这个车站和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对于这个城市，他只有一句“认真的话”：“除了树高了，没有什么变化。”

　　繁华与搬离

　　“变化”其实已经开始。在卢海离开的前一年，1979年5月，城市规划局被正式设置，这意味着玉门市的整体规划被列入议事日程，这个城市的主题将不再是单纯的生产，而是注入了生活的考量。

　　最明显的变化是几栋高楼的崛起。1981年，玉门一中大楼落成；1984年，邮电局营业大楼落成，第一招待所落成，这些建筑与油城公园一起构成了玉门第一个相对繁华的中心区。

　　油田子弟郑高峻成为玉门一中——这所条件优越的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他的父亲1952年就来到了玉门，是最早住窑洞的那一批石油工人。

　　1984年，郑高峻考入张掖师专。两年之后，他毕业回玉门三中教书，目睹了城市的加速前进。

　　1983年，根据玉门市区规划，将每小时车流量大于100辆的解放路—民主路—建设路沿线进行了改造，并且建成街道32条。之后，玉门市城建局和石油管理局明确分工，投资682万元对路面进行改造。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红绿灯，出现在了北坪区商场与市场的繁华地段。

　　更大的变化是从1990年开始的，大量的平房被推倒，一排排的楼房拔地而起。这个城市完成了从窑洞，土坯房，青砖平房到楼房的转变。

　　郑高峻眼中最繁华的玉门属于90年代初的三三区电影院，“晚上那里非常热闹，修了两层的店铺，几乎全部租完，电影院前面全是台球桌，有五十多张，晚上12点你去，还会看到那里灯火通明，人特别多。”据统计，玉门人口最多时总人口有18.82万人。

　　日渐繁华的玉门要面对的是石油资源的日渐减少。自1995年以来，玉门油田原油储量急剧减少，加上石油改革不断深化，玉门石油公司面对僧多粥少的严峻局面，断然决定搬迁，另谋发展。2001年，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批准“玉门油田办公及生活基地一并迁至酒泉，玉门市只作为生产作业区”。

　　这犹如釜底抽薪。玉门市失去了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服务对象，城市职能发生了重大改变，不得不作出痛苦的抉择：向玉门镇迁移。

　　这成为一个轮回。当初玉门市正是为了支持和服务油田，才从现在的玉门镇整体搬到玉门油田，现在，它又要回去了。

　　2005年9月28日，郑高峻和数千市民目睹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搬离。在警车护送下，玉门石油管理局将66户职工送出油田，66辆型号、颜色及装载量相同的大卡车高擎彩旗，宛如一条长龙盘蜒驶出玉门，拉开生活基地整体迁移的序幕。

　　几乎同时，玉门机关也开始向玉门镇搬迁。2009年11月，最后一批石油工人搬离。至此，玉门市、玉门镇和油田酒泉新基地将昔日的油城玉门一分为三。

　　对于这场持续数年的搬离，郑高峻的感受和二十多年前离开的卢海相似：“这个城市的特点是不断输出人，可是它的输出是逆向的，把好的人才不断往外输出，但凡有点能耐的人，早已经搬走了，而留下的人则有被淘汰、被抛弃的感觉。”

　　还是一座城吗

　　留下的还有大锤砸击墙面、楼房倒塌的轰响声。

　　玉门最后一批楼房建于2000年，教委7号楼。每平米600多块钱的价格让它成为玉门最贵的房子。郑高峻花5万块钱，买了一套92平米的房子。可是仅仅住了5年，房子就废掉了：“先是暖气没有了，紧接着是水掐掉，然后是没有电，根本不能居住了。现在那房子估计能卖200块钱，因为拆暖气片能卖点钱。”

　　这并不是一句好笑的玩笑话。

　　自从2001年市政府要搬走的消息传出后，这个一直很平静的石油城就开始“沸腾”了，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卖房的小广告随处可见，楼房快速贬值，被网友称为“全中国最低房价”。

　　“一套两室两厅的房子总价2000块，还是没有人买，你想想，政府和企业都走了，谁还留在这？”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拆房工程”一度成为这个城市最红火的行业。政府以6000到8000元不等的价钱，把一幢幢大楼承包给私人。郑高峻如此描述拆楼的情景：2004、2005和2006年三年，是拆得最凶的时候，一栋6层楼，用不了两个星期，就拆成废品了，砖每块8分，钢筋每公斤2－3元。

　　近似疯狂的拆楼让城市面积急剧萎缩。在“收缩周边，繁荣中心”的政策下，大部分无力搬走的市民被集中到市中心的北坪区一带，现在的城市规模连原来的一半都不到。“差不多就是从一个城市，变成一个乡镇。”

　　更为冰冷的是内心的感受。即使政府一再强调“建设新市区，不忘老城区”，可那段时间，在玉门流传的一段顺口溜传达着普通市民的迁城之痛：管理局下山了，政府下迁了；有钱的人买房向东(酒泉)了，没钱的死守空城了；房拆了，树死了，社区建设更难了。

　　“现在这个城市就是耗在这里，耗到没人了，城也就没了，”除了哀伤，郑高峻还有不解，“玉门从90年开始发展，用了十年的时间发展得不错了，楼也盖起了，路也宽了，然后突然就被放弃了，那花那么多钱干什么？除了惋惜，是不是有些人太愚蠢了？完全可以循序渐进有步骤的下山安置，可是现在衰败得太快了。”

　　2009年，玉门被国务院列入资源枯竭城市名单。

　　现在，在距离玉门市78公里之外的玉门镇，一座新的城市已经拔地而起。一排排巨大的白色风车，已经取代抽油机成为这座油城最显眼的风景。风能资源丰富的玉门开始发展风电。

　　但转型之路依然漫长。风电企业的普遍微利经营，以及西北电网建设升级的滞后，也引发了“油城已逝，风城何在”的质疑。

　　可这些都与如今尚在玉门市的市民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是，“风电搞上，就业岗位给低保户吗？”

　　现在，玉门市更为看重的是正在申请的石油储备和炼油厂扩容计划。这个基地还要依赖石油发展。但这座城市的命运并不被它的市民或者曾经的子民看好。

　　“这座城市原来是闭塞的，有点自成一派，又有些拘谨小心，缺乏自我，这座城市的命运和人的命运是与国家的战略需要结合在一起的。当不再需要，或者不能再提供其他值得需要的时候，就有点自生自灭的味道了。”卢海说。

　　“玉门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的消亡就是时间问题了。”郑高峻指着窗外玉门唯一的一条主干道，说，“你觉得这还是一座城市吗？”

　　这是2010年10月27日的下午三点的玉门，前一天刚下过雪，空气凛冽，街道上几乎没有人，一栋栋废弃的楼房有着空洞的眼神，显得安静而又孤独。恍然之间，你会感觉这座城市像极了电影《我是传奇》中的纽约。那是一座废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