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的《失控》是《黑客帝国》演员必看的三本书之一（莫小川）

　　KK的哲学

　　有些东西看起来永远不会变化，但一旦有了变化，就会变得非常非常之快，快到人们难以想象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凯文·凯利(Kevin Kelly)，常被称为KK，《连线》杂志创始主编，也曾担任《全球概览》主编。KK具有多重身份：作家、摄影家、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同时还是亚洲文化、数字文化领域的学者，“数字文化”的观察者和参与者，著作有《失控》、《新经济新法则》等。

　　“从三个音阶中所构造出的，不是第四个音阶，而是星辰。”——勃朗宁

　　控制的消失

　　三块五毛钱的紫米煎饼离互联网的未来有多远？从人大东门北风凛冽的小卖部，到逸夫楼报告厅，有人啃着煎饼就来了，然后报告厅一个大屏幕上出现这么一行大字：吃个煎饼再讲！演讲人KK(KevinKelly，凯文·凯利)还没到，现场三块大屏幕上已经热闹起来，新浪等三家微博在上面滚动播出，“谁吃我的饼干？”“KK大爷不会被堵在中关村了吧？Traffic(交通)+Tragedy(悲剧)就是Trageffic啊”“现场很多人都在玩TEST游戏”“上墙和翻墙哪个容易？”……

　　KK，《连线》杂志的创始人，可能是地球上最有名的互联网观察者和预言家，自从他4天前第一次来到北京，就一直被媒体、专家、业者追问着关于未来的问题：你怎么看待纸媒的未来？你怎么看待杂志的未来？你怎么看待大企业的未来？你怎么看待互联网商业模式的未来？这并不奇怪，20年前，KK开始写一本有关预言的书，那时候柏林墙刚刚倒塌，冷战行将结束，还没有几个人知道万维网，他开卷惊人：机器，正在生物化；而生物，正在工程化。

　　他多次观察过蜂群，每次都令他目瞪口呆。即将离巢的蜂群是疯狂的，在蜂巢的入口处明显地躁动不安。蜂巢开始吐出成群的蜜蜂，仿佛不仅要倾空其肠胃，还要倾空其灵魂。那微小的精灵在蜂巢上空形成喧嚣的风暴，渐渐成长为有目的、有生命、不透明的黑色小云朵。蜂群绝非无数只蜜蜂的简单聚合，当成千上万只蜜蜂一起振翅时，一个“超级有机体”从大量聚集的普通昆虫的有机体中“涌现”出来，没有一只蜜蜂在控制它，但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只从大量愚钝的成员中涌现出来的手，控制着整个群体。

　　科学家说，涌现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现象，与之对应的则是A引发B，B引发C，或者2+2=4这样的因果关系。在涌现的逻辑，2+2并不等于4(甚至也不可能意外地等于5)，2+2=苹果。如果说前者是工厂的装配流水线，那么后者就更像是一张密密麻麻的网络，KK发现，宇宙中最有趣的事物大都靠近网络模式一端，熙熙攘攘的社会、错综复杂的经济，以及变幻莫测的思绪，无不如此。在网络模式中，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只要有“涌现”的字眼出现，人类的控制就消失了。

　　KK写的那本书就叫做《失控》，1994年在美国出版，他提醒人们，我们每将机器向集群推进一步，都是将它们向生命推进了一步，随着线性的、可预知的、具有因果关系属性的机械装置，转向纵横交错、不可预测且具有模糊属性的生命系统，我们需要改变自己对机器的期望。一个可能的简单经验法则是：对于必须绝对控制的工作，仍然采用可靠的老式钟控系统；在需要终极适应性的地方，你所需要的是失控的群体。

　　围观，你也可以的

　　KK到了，演讲很快开始。报告厅里WIFI信号很好，不少人都连接着微博，他们把各种各样的观感、意见、疑问，当然还有八卦(譬如，某某老师比想象中漂亮！)“推”送到那三块大屏幕上，KK发言到一半的时候，有人在一块屏幕上嚷着：有英文好的吗？我们自己翻译吧！发言结束，女翻译竟然忘了KK最后一段说的是什么，她略带尴尬地对台下解释：怎么会觉得有点紧张啊？我都身经百战了！

　　接下来的两场小组讨论，好几位嘉宾显然是微博控，上台和KK对话时，也还在不停地刷着微博，人们刚听完他们发言，就在大屏幕上看到他们自己发出的文字版。一位嘉宾干脆向KK提问：我们在台上还一直用着iPhone和iPad，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很疯狂啊？“其实”，KK刚准备回答，另一位嘉宾干脆起身对着他拍了一张照片，会场一片笑声。10秒钟后，KK的笑脸出现在大屏幕上。这对习惯了你说我听的人来说真是新奇，会场的中心消失了，言者和听者的界限模糊了，你是应该听他们说，还是看大屏幕，又或者直接自己上微博看呢？主持人胡延平也不得不几次挺身而出，阻止讨论往某一个方向流去，“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技术哲学，不是技术政治，不然，大家一会儿都翻墙出去啦！”

　　失控，去中心化，群氓的智慧，KK当初的预言在互联网上一一得到了印证。如果说早几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中国网民对此体味还不够深刻的话，那么随着微博走向全民，时间开始了。那些大人物们，带着骄傲来到这里，以为可以像在机场书店的屏幕里，或者像在某个大戏院一样一人说个不停，结果一个个阴沟翻船，“现了原形”。一个斑点大的蜜蜂只有6天记忆，而作为整体的蜂巢所拥有的记忆时间是3个月，你还想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吗？

　　你也许可以制造热点，发起攻势，但一旦雪球滚动起来，它的方向和潜在的力量就变成了未知数，谁知道有什么会“涌现”出来呢？草民们获得了力量，“第一个买传真机的人，一定是个傻瓜，但是如果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传真机呢？”KK说，“使用服务的人越多，它的力量就越大，在数字时代，很多小的变化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但一旦进入某个体系，就能引发巨大的效应。”

　　围观改变中国，这句话听起来不再像一句妄语了。

　　我们的未来是技术性的

　　1969年，KK还是个17岁的嬉皮士，对一切控制都很反感，他不喜欢苏联，认为这样的国家不会持久。他记得曾经对父亲说，苏联迟早会崩溃的，然而他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意识形态，他对美国同样感到不耐烦，认为这个国家的社保系统也会难以维持，“你每年都把钱交给政府，让政府保管，然后在你老了以后期待这个政府把钱交还给你？这样的事情，切。”他嗤了一声，“嬉皮士们天然觉得控制是适得其反的，这也是我的书名叫《失控》的原因，这是我最基本的哲学。”

　　他没有去读大学，而是去了亚洲，那时他是一个没钱的自由摄影师，他背着包从日本走到伊朗，经常在东方的庙宇里过夜，每年只花2500美元，带回36000张照片。他读了甘地的自传后有了皈依宗教的想法，却成了一名基督教徒，“我知道这有点奇怪，因为甘地是印度教的。也许是因为那本书在对的时候出现在我身边吧，毕竟我是成长于基督教文化之中。”

　　他眼见着日本变成了世界强国，台湾也从破败落后一跃成为了亚洲四小龙，如果说1970年代在亚洲的游历给他带来了什么，那就是不可救药的乐观。在去往长城的车上，他问4个年轻人：“你觉得中国的未来会更好，还是更坏？”一个人回答更好，一个人回答不确定，另外两个人则表示虽不确定，但可以做些什么让它更好。“我认为毫无疑问中国会变得更好，”他说，“也许在某个地区、某些时候它会变坏，但我们把所有进步和退步的地方加在一起，它会越来越好。”

　　1979年，KK回到美国，在完成一次长达5000英里的单车旅行后，他开始关注技术。整个1960-1970年代，技术在西方世界有着糟糕的形象，它被认为是推土机一类的东西，是工业的一部分，是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的源头，但是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技术变得不那么粗大笨重，“从1980年代初，我开始认为，科技应该具有人性的面孔，嬉皮士好像都不太喜欢大的技术，而喜欢小的技术。”

　　“我们的未来是技术性的，”KK写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灰色冰冷的钢铁世界。相反，我们的技术所引导的未来，朝向的正是一种新生物文明。”

　　开放仍是互联网的主流

　　12月3日，KK第一次登上了长城，他穿着一件又脏又旧的橙色羽绒衣，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的老头，只有脚力还能看出当年背包客的风采，一路不停地有小贩兜售纪念品，他三两步就把对方甩下了。好几次，他站在垛口向关外眺望，风吹起了他的胡须，不知是因为兴奋还是寒冷，他的面颊变得通红，“你们觉得长城真的可以起到防御作用，真的守得住吗？”

　　第二天他又回到了城里，在798参加一个公众交流活动，大老远赶来的年轻人把现场挤得水泄不通，“以前，没人愿意说他们是工程师，因为人们会认为他们在制造一些害人的东西，相当不cool。但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技术变得更加柔和，人们开始想知道技术后面的故事。人们对谁制造了推土机没兴趣，却希望知道谁发明了某个软件。于是，这个行业，包括这个行业的人也cool了起来。”仿佛是为了证明KK的话，现场大屏幕蹦出一条微博：“本以为是Geek大会，没想到有那么多美女现身！”

　　人物周刊：在互联网的早期甚至是仅仅几年以前，免费和开放看起来还是互联网的未来，但是苹果公司的成功提出了另一种可能？

　　KK：没错，但是我想免费的趋势仍在继续。苹果是取得了成功，但苹果的成功与整个世界比起来，还只占很小的部分，苹果在iTunes上卖了数以十亿计的东西，但是免费的东西价值远大于此。我不太认为像苹果这样搭建一个封闭平台的做法会在未来成为主流，当然，它会成为某些人的选择，就好像一些人愿意购买非常昂贵的汽车，这一块的市场会非常之好，但其余大部分的市场不属于它。开放仍然会是互联网的主流，就像Android一样。

　　人物周刊：如果有一天乔布斯来向你征求一些建议，你会说点什么？

　　KK：他永远也不会来向我征求建议的。我采访过他，虽然我很尊敬他，但我并不喜欢他，我个人认为他是个混蛋(jerk)，他极其傲慢，让数以千计的人对他言听计从，让他们确信他想要做的，也就是他们想要做的。他个性非常强势，几乎不大会听别人的，虽然你可以以其他的方式影响他。但既然你要问建议，(思考很久)我想其中一个大概是如何培养他的接班人，不然，他不在了，苹果也就完了。可我不觉得他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有没有什么理念，是你特别想让公众接受，但是失败了的？

　　KK：有不少，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在互联网上减少匿名。当然，我的意思不是取消匿名强制实名，而是认为匿名不利于互联网的发展，大多数时候人们应该使用真名，这也是Facebook成功的原因之一。当然，这是双向的，不仅是民众和消费者，政府官员也应该透明起来，我是透明化的鼓吹者。总之，有人说了什么，就应该为他说的话负责。

　　人物周刊：你说自己也算一个Nerd(可以理解为对技术或者其他动脑领域格外有兴趣甚至迷恋的人)，想对中国的Nerds说些什么？

　　KK：首先，你们得知道，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Nerds，不必感到自己是异类。其次要记得，Nerds掌握着技术，可能有着巨大的力量，但权利和责任是对等的，也许一些Nerds要求的是各种各样的权利，但不要忽视了责任，请正确和聪明地使用你们的能力。第三点是为成功做好准备，当然我并不了解中国的Nerds面临的很多具体困难，虽然我知道你们有审查，有GFW，还有版权问题。就美国最近20年在互联网上的经验来讲，很有可能情况是这样的：有些东西看起来永远也不会变化了，但一旦有了变化，就会变得非常非常之快，快到人们难以想象。你们会赚很多钱，但要记得还有比赚很多钱更重要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是非常乐观的人，但我想知道的是，你对未来还有哪些担忧？

　　KK：对一些技术的发展，我确实有些担心，它们包括机器人智能、电脑病毒、基因工程以及纳米技术，它们的共同点是能够自我复制和生长，极小的变化便可能导致失控，因此隐藏着危险。虽然人们相信这些问题都能解决，但目前还没法解决。所以当我们在这几个领域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虽然我不会说不要去做，但我得说，应该密切关注和留意。

　　人物周刊：有没有可能技术的发展反而成为控制我们的工具，就像我们在《1984》和《美丽新世界》里看到的那样？

　　KK：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要永远牢记提防这种情形。但我认为与之相反的、反控制的力量也会存在，而且很有可能会占据上风，毕竟，控制比“放手(let go)”更难一些。

　　人物周刊：当你的孩子离家时，你送给他们一袋子工具，如果你要给中国的年轻人一些工具的话，你会给我们些什么？

　　KK：应该是一些实用的工具，比如锤子、胶带什么的，总之不必是那些高科技的工具，而是可以在宿舍里用得着的、可以修一些东西什么的。你知道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吗？没有这些工具之前，你不会想到用他们，一旦你有了，你会发现他们真的非常有用。我总是随身带着一把小刀，当然，我来北京要坐飞机，所以这次就没带来，即使我这一天只在办公室里坐着，我都会用它用上五六次，很难一一解释其用途，总之我开始用它之后，就离不开它了。

　　人物周刊：说说你应对信息过载的经验吧。

　　KK：把你自己解放出来，也许是一个月一次，也许是一星期一次，就像礼拜日一样。你会清空脑袋，重新认识自己，并且从另一种角度去看待科技。这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尝试新事物，但不要想着尝试一切，如果你整天都和科技打交道，可能会连你自己都不认识了。所以，试着把你的手机放下，去林中徒步吧。

　　我们究竟想要什么？

　　人物周刊：宗教对你的影响？

　　KK：我很晚才皈依基督教，宗教让我试着去理解万物的起源、人类的起源。它不只是给了我一个答案，更重要的是，有了信仰，我不再畏惧提出那些科学上不大会提的问题。我们正在创造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越来越多的机器人，而机器人也会创造更多的机器人，我们就是它们的上帝，我们会明白做一个上帝意味着什么，怎么当一个好的上帝，宗教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这些问题，这是从一个非常实际的科学的角度去思考上帝。

　　人物周刊：你曾说过，科幻作家是当代的神学家。

　　KK：因为他们在探索着真正的大问题，比如宇宙如何起源、意识的本质是什么等等，他们创造了种种故事来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会考虑如果不只是生物才有意识，技术产品也有意识会怎么样，如果人类可以获得永生会怎么样，如果我们能永不遗忘一切事情又会怎么样，这些正是以前神学家才会提的问题，但是神学家们现在都不考虑这些大问题了，他们都研读圣经去了。而所有科幻小说累积起来，其实给了这些大问题一些相当有趣的答案。

　　你读过奥拉夫·斯蒂伯顿(Olaf Stapledon)的作品吗？他就是一种对人类的未来具有宇宙视角的观照。我想，在造物的进程中，我们只是其中一种有灵性的生物而已，我们制造这些东西干什么？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我想我们不只是属于家人朋友，也不只是属于国家甚至地球，如果放在星系的层面去看，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特别，在宇宙的其他角落一定有其他生命体和智慧文明，我们只是茫茫宇宙中极小的一部分，你明白了这些，会更加谦卑。

　　人物周刊：科幻和宗教，哪一个对你影响更大？

　　KK：噢，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两者对我影响都很大。

　　人物周刊：问KK一个问题，你会问什么？

　　KK：你心目中的英雄是什么？或者，如果你有一个愿望，能实现任何事情，那是什么？

　　人物周刊：我们想听听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KK：第一个问题是哲学家梭罗，我一直很推崇他。如果只能实现一个愿望的话……(想了很久)可能其中一个答案是，让每个人都多活20年，也许会发生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