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玉强和儿子

　　牛玉强 中国最后的“流氓”

　　北京人牛玉强被判定为保外就医逾期未归，刑期被顺延12年，要到2020年2月21日出狱。27年前被判死缓的他，是中国最后一个以“流氓罪”在监狱服刑的犯人。而早在1997年7月1日，修订后的刑法实施，流氓罪被删除

　　本刊记者  刘珏欣  发自北京

　　27年前，20岁的北京人牛玉强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决书上，他的罪行包括：参与抢过一把蒙古刀、一顶军帽，砸碎了某家窗户玻璃，参与了一场打架。

　　正值1983年“严打”，牛玉强和1000多名北京罪犯一起被押到新疆，开始在新建的石河子监狱服刑。

　　1990年，牛玉强身患空洞型肺结核，保外就医，回京治疗。其间，他娶妻生子，一直待在居住地，每月向派出所汇报。

　　1997年，他所犯的“流氓罪”在修订后的刑法中被删除。

　　2004年，新疆石河子监狱的警察突然出现，将牛玉强带回，继续服刑。他被定为保外就医逾期未归，刑期被顺延12年，要到2020年2月21日才能出狱。

　　死缓

　　“拿刀就是吓唬，那人没有伤得怎么样。真动了刀或打伤的都写了，嘴破了都写”

　　略微泛黄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上，牛玉强的部分被朱贝拿黑笔细细勾出来。

　　这是涉及十多人的判决，列出的十几项罪行里，有四项和牛玉强相关：四月二十四日，六七人抢走一把蒙古刀；“一九八三年五月的一天晚上”，没有具体日期，三人拦截路人，抢走一顶军帽；另一个“一九八三年五月的一天晚上”，两人砸碎了某家窗户玻璃；六月十三日，牛玉强等四人各带一把菜刀，打了与牛玉强发生过争执的某人，没写此人的伤情。

　　“拿刀就是吓唬，那人没有伤得怎么样。你看判决书里其他人的事，真动了刀或打伤的都写了，嘴破了都写。”朱贝说。

　　这十几个算是街坊的小青年大都十七八岁，共同罪行是“一九八三年六月间，成立流氓组织‘菜刀队’。”牛玉强被定为“聚众寻衅滋事，持械斗殴”。

　　按照当时的刑法第一百六十条，“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1983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规定“流氓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携带凶器进行流氓犯罪活动，情节严重的”，“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据此，牛玉强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牛玉强的母亲至今怨恨当年总来喊儿子出门的邻居。“腼腆得像女孩”的牛玉强，听到邻居敲门，“有时躲在门后不愿去，最后还是抹不开面子去了。”所以后来派出所敲门，说牛玉强被抓时，母亲惊愕极了。她还想象不到，这只是儿子颠沛命运的开始。

　　保外就医

　　牛玉强觉得，等着2008年刑满了，去一趟新疆办手续，回来就是正常人了

　　1986年，牛玉强经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无期徒刑；1990年又改判为有期徒刑18年。

　　因患上空洞型肺结核，1990年11月，牛玉强由父亲具保，办理保外就医，回到离开了6年的北京。他拿着的《罪犯保外就医证明书》上，只印着“暂予保外就医”，没印期限。

　　第二年7月，新疆各监狱联合组成的保外就医考察工作组到北京，考察了北京所有保外就医罪犯，认为牛玉强病情未好，同意续保一年。

　　第三年、第四年……牛玉强等着，考察工作组却再也没来过。

　　每个月，牛玉强都要去当地派出所，向民警汇报自己的情况，交书面思想汇报。北京发生了大案或举办重大活动，民警会来找牛玉强谈话。出门几天，牛玉强也必向民警汇报。

　　1996年，有人向牛玉强介绍对象——二十六七岁的朱贝，在北京长大的河北籍姑娘。

　　朱贝觉得自己是大龄女了，已经相了近10次亲，一次也没有看上的。可她一眼相中了牛玉强。“一看挺文静的，干净，不是什么特凶的，或者社会油子。”

　　牛玉强一见面就坦白了自己的情况。朱贝想，没事，年轻时打架嘛，不是打死人之类特别狠的就好。

　　朱贝家人都不同意，觉得她挑来挑去拖到这岁数，怎么最后挑到一个这种情况的。可没人拗得过朱贝。

　　恋爱一年后，1997年，牛玉强和朱贝结婚。

　　也是这一年，修订后的刑法实施，那条判决过牛玉强的流氓罪被删除。牛玉强并不知道这个，删除与否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影响，曾经生效的判决依然有效。

　　两口子住进了牛家两居室中的一间，八九平方米。几年后，儿子出生。3口人挤不下，就横躺床上，腿伸出床沿。

　　左肩膀习惯性脱臼的牛玉强很难出去找工作，他说这毛病是因为在监狱里老铐着。“经常一递东西，胳膊呱唧掉了，赶紧上医院接，一次30块钱。”上世纪90年代，这对牛家来说不是小数。牛玉强的爸爸，从未学过医的普通工人，自己摸索着学会了给儿子接胳膊。

　　家里的收入来自朱贝在外打零工，售货员或促销员，每月五六百元。牛玉强包揽家务，照顾孩子。

　　白净面皮的牛玉强从不说脏字，也不会吵架。和朱贝偶尔争论起什么，没几句就停下来，拿出纸笔：“我说不过你，我写。”谁哪儿错，谁哪儿对，都在纸上列清楚。

　　2003年，有人建议牛玉强申请低保，他不愿意。“他说穷日子我咬着牙过吧，吃那个不硬气，让人指脊梁骨，你买根油条人家都说你。”扛着重担的朱贝从不埋怨牛玉强：“我们之间感觉特别好。他也不浪漫，也不挣钱，可说不上来哪儿，就是挺好。”

　　日子一年年过去，拮据而平淡，也有甜蜜。牛玉强觉得，这么好好呆着，汇报思想，等着2008年刑满了，去一趟新疆办手续，回来就是正常人了。

　　不被计算的12年

　　亲戚朋友们赶来，有人劝牛玉强跑掉。他不跑，开始收拾东西

　　2004年4月，两名石河子监狱来的警察突然出现在牛家，说要带回牛玉强。

　　牛玉强和朱贝傻眼了。朱贝追着问为什么，警察说，牛玉强已经被网上通缉。之前监狱多次向北京警方发函，要求牛玉强返回，都没有效果。

　　“我特受不了，网上通缉？他一直好好呆在家里，定期汇报呀！”朱贝立刻去找派出所，问“怎么会网上通缉？”“派出所说，不知道啊。一查电脑才看到，果然1999年和2001年通缉了两次。”

　　朱贝说，监狱警察还向她要三四千块的往返遣送费，可家里实在没钱。“派出所的也来帮着说，我家真没这条件，监狱警察要我去街道开个经济困难证明，才算没交这钱。后来又要交四五百块钱下网费，说是解除网上通缉的，加上牛玉强的车费，一共900块。我借钱把这个交了。”

　　监狱警察回了住宿地，说第二天来带人。

　　亲戚朋友们赶来，有人劝牛玉强跑掉。他不跑，开始收拾东西。

　　离2008年4月刑满还有4年，再加上减刑，应该过两三年就出来了。监狱警察是这么说的。

　　4岁的儿子看着爸爸戴上了手铐，他不知道那是为什么，仍像平常一样笑着跑来跑去。牛玉强扭过头去，挥手让朱贝带走儿子，他怕自己控制不住大哭起来。

　　朱贝想去新疆见他，他说太远了，你在家好好照顾儿子和妈。她掐指算着日子，等在家里。仅几个月，又等来一个晴天霹雳。

　　同样是丈夫在石河子监狱的一个女人说，牛玉强好像被顺延了刑期。朱贝写信去问，牛玉强才说，是的，12年，我怕你接受不了就没说。

　　“怎么会这样？十几年啊！人的一生有几个十几年？”派出所、居委会、街道司法所都开了书面证明，证明牛玉强保外就医14年间一直住在家里，服从管理、表现良好。朱贝拿着这些和牛玉强的身体状况证明，去找司法部申诉。“司法部说，你凭口就说顺延了，总有个证明吧。可监狱没给我们证明呀。”

　　牛玉强去监狱要刑期顺延证明，不给，复印也不行。只能手抄一份《扣除保外就医、请假探亲逾期罪犯执行通知书》，自己画个章，给朱贝寄过去。

　　朱贝骑着自行车找司法部、司法局、高检、高法……架得胳膊疼，一圈一圈地转。领号、填表、排队。“有时候6点去，人家有整宿排队的，我号都领不到，更别说填表了。我才知道，这事都有号贩子。”

　　尽管得到最多的回答是：“这不属于我们管。”一直磨下去，朱贝渐渐有了进展，找齐了监狱提到的法律条文。“司法部终于给监狱打电话，让他们给我作一个回复。”

　　朱贝收到石河子监狱上级监狱管理局的回复时，已经过去了两年。回复的结论是：顺延刑期是正确的。朱贝再去找那些部门，已经不接待她了。

　　“那时候我感觉脑袋瓜要炸了。我带着孩子他姑去，说你得认一下，司法部在哪，高检高法在哪。我怕我脑子崩溃了，神经了，得让孩子他姑知道在哪，替她哥继续跑这事。”

　　监狱人生

　　“他那身体，我怀疑能不能撑完剩下的时间。你说要哪天，他血管崩了……”

　　2010年9月底，田步(化名)刑满释放，从石河子监狱回到了北京。临走前，他和其他七八个北京狱友向管教商量，帮忙给牛玉强换了个轻松点的活儿——晚上在走廊当夜哨，白天可以睡觉。

　　这活儿只有犯人中的骨干才有资格干。而谁是骨干，“还不都是管教说了算。牛玉强太老实了，都不怎么和管教打交道，从来没当过骨干。”田步说。

　　但牛玉强不能再和以前比，他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发现牛玉强总是喘不过气，田步曾问他怎么了，他说感冒。得过高血压的田步知道夜里憋醒喘不上气是什么感觉。“我让他去医生那测一下血压，果然，高压190！医生当时就让他住院，他不，说我先吃药看看吧。后来一直吃药，也没低过170！这里的药没什么用，主要靠家里寄。医生劝过几次，他都不肯住院。”

　　因为住院就很难减刑了。工作18个月，有15个月得到奖励，才能减刑。干的工种难或累，得奖励的几率才高。

　　现在的石河子监狱里，和牛玉强一起去服刑的千余人，大都或者出狱，或者死去，剩下的七八个都是同样被定为保外就医逾期未归而顺延刑期的。按照刑期，牛玉强将是他们中最后出来的一个。

　　不止一个人

　　“保外就医只算了一年，其他10年顺延刑期。这样情况的有二十多人，都在申诉”

　　1992年，田步因功能障碍，保外就医回了北京。2003年，他重被带回石河子监狱。

　　田步说，自己保外就医期间，也是呆在居住地，定期向派出所报告，“我从来没接到过监狱的消息，突然就被上网追逃。保外就医只算了一年，其他10年顺延刑期。这样情况的有二十多人，都在申诉。真正逃了的，他们倒是难抓着。”

　　石河子监狱管教科的夏女士曾向《法制晚报》的记者证实，当年上网追逃的可能有三十多个，现在大概还有十来人没抓回来。

　　对于牛玉强的刑期顺延，夏女士称，把人抓回来后，会给当地派出所一个函，询问该犯人保外就医期间是否擅离居住地，是否有违法行为，以及病情如何。“他这个应该是回函了，说确实找不到这个人，擅自离开居住地了，我们才给顺延刑期。”

　　而在牛玉强家所属派出所开具的证明上，写着牛玉强从1990年保外就医至2004年4月30日收监，“一直在本辖区X楼X号居住。能够服从民警管理，表现较好，无违法犯罪行为。”居委会、街道司法所也开了类似的证明。

　　田步称，2002年之前，他们这种情况的人回监狱后，都没有顺延刑期。“而且我们减刑几个月，都要法院裁决呢。这顺延10年，怎么不经过法院，监狱自己就决定了？”记者向石河子监狱管教科询问此事，对方表示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