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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违建户撞伤11名城管调查:暴力执法引发悲剧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12日12:46  民主与法制时报

  11月16日,“武汉史上最大规模拆违建”过程中,被殴打的村民龚泽林开车冲向人员密集的执法现场,造成11人受伤,其中重伤3人、轻伤8人。

  这一不幸事件中,被撞伤的11名城管人员、村民龚泽林都是受害者。然而,这一事件不能止于行凶者被“严惩”,还应该追查、挖掘隐伏在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

  龚泽林车撞城管的背后

  □本报记者 张晓娜 范 涛

  发自湖北武汉

  “11·16”悲剧发生时,距离龚泽林再婚的婚期只有一个半月。

  没有接到拆迁通知,房屋突遭执法人员强拆。顷刻之间,龚泽林用妻子出车祸的赔偿款和借款盖起的7间4层房屋就化为乌有,这一切让他和他的家人都无法接受。

  11月16日下午3点,36岁的龚泽林驾车冲向正在拆迁的城管队伍。在可见的公开报道中如此描述:“当场撞倒多人,其中重伤3人、轻伤8人。” 目前,龚泽林已被警方以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刑拘。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武汉史上最大规模拆违建”中,有500家2000余人共计9.76万平方米的房屋被拆。

  车撞城管的悲剧震撼了许多人的神经。新京报评论称:伤人者要受法律制裁,但总是迷信千人拆违、两千人拆违,只能不断发生悲剧。那样的话,受惩处的可能是一个伤人者龚泽林;而受伤害的,则必然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

  村民房子也被拆

  在武汉市黄陂区后湖大咀村(大咀村是后湖村的一个自然村),“11·16”强拆后,找到龚泽林父母的家并不难。

  67岁的龚五明是龚泽林的父亲,2010年12月5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把身子深深地埋在自家破旧的沙发里,不停地唉声叹气。

  最近的这几年,这一家人可谓命运多舛。

  2006年,龚泽林的前妻车祸丧生,继而在2010年10月10日,其弟弟龚华东因病医治无效离世;11月16日,正在筹备婚礼的龚泽林又面临牢狱之灾。

  巨大的打击使龚泽林的母亲高血压、冠心病等旧病复发住进了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叶店村人民医院,至今仍输着氧气。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和村委会,为她请了一个护理,治疗和其他费用也都由他们出。

  龚泽林家祖孙四代在大咀村生活,解放前,还很小的龚五明就随着自己的父亲逃荒到了黄陂区后湖村,一直居住至今。

  龚泽林被拆房屋建于2007年,几乎倾注了这一家人的心血。建房款来源于龚泽林前妻出车祸的抚恤金和抵押房子的贷款。今年,房子已经快装修好,准备作为龚泽林元旦结婚时的新房。一家人怎么也没有想到,作为村民的龚泽林,其房子也会被强拆。

  “拆错了。”龚五明认为,“按理,龚泽林的房屋不在拆迁之列。”

  2010年11月18日,武汉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就给后湖村村民发了安民告示,这封《致后湖村村民一封信》告诉村民们:本村村民的房子不动,先拆外围,希望村民们不要跟着起哄、闹事;拆迁的房屋都打×;该拆迁的房子提前三天通知搬家。

  “龚泽林是本村村民,他的房子没打×,也没人通知我们搬家。”龚泽林的家人证实。

  但后来盘龙城开发区管委会拆迁办主任王冠向记者解释:打×只是在拆和不拆的分界线有,每幢房子都有编号,事先他们经过仔细调查,不存在拆错的情况。

  暴力执法的尴尬

  武汉盘龙城经济开发区距离武汉天河机场仅10公里,它附近即是定位于“中国最好、中部最大”的国家一级专业批发市场:汉口北批发第一城,为黄陂区现代经济发展核心板块,地理位置优越,极具商业开发价值。

  后湖大咀村就位于武汉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范围内,原本这里是一块湿地,属于野湖。近年来,随着旧城改造和城市扩张,这块土地急剧升值。同时有许多外来户在这里买地建房,一些村干部也加入到转让宅基地的行列。

  对于拆迁的原因,有外来拆迁户告诉记者:“拆了搞开发。”他们听说这块土地最初卖给了北京某大型房地产公司,后来因拆迁出事泡汤了。但这一说法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

  2010年11月16日上午,黄陂区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组织2000余人的执法队,拆除黄陂后湖村违建房,违建房的主人多为外来户。

  公开报道中拆迁队伍人数为2000人,一些老百姓说有不到3000人。而龚五明根据一个细节认为当天人数可能达到3500人,“他们订了3500盒盒饭。”龚五明说。

  中午过后,城管开始拆龚泽林的房子,此刻,后湖村的干部赶紧说:“这是村民的房子,不要动。”但未能阻止拆房。

  多位现场的村民向记者回忆说,见无法阻止执法人员拆龚泽林的房子,龚泽林已经近70岁高龄的父母情急之下向城管下跪,哀求不要拆他们的房子。两个白发老人下了一个小时的跪,其中龚泽林的母亲是拖着病体。有人上来拉扯他们,但他们仍跪地不起,于是七八个人把两个老人抬出来继续拆房。

  刚从外面回来的龚泽林听到拆自己房子时,直接开车过去和执法人员理论。车开到执法人员围成的人墙前,龚泽林想下车步行进入,但遭到执法人员殴打,被穿制服的人拿着警棍、橡胶棍等打得流了血。龚泽林看到寡不敌众,就躲到车上与他们继续争论,结果30多万元钱的越野车也被砸。

  龚五明说,龚泽林是躲到车上准备逃走时,才误伤了3人。这些执法人员在龚泽林撞人后,把他从车窗中拉出来,继续围殴,致使龚泽林当场昏厥。

  2010年12月5日,龚泽林的姐姐龚艳群还拿出断成两截的橡胶棍告诉记者:“城管就是用这打的我弟弟,棍子都打断了,人差点没打死!”

  对于撞伤11名城管,龚泽林的家人坚称“没有的事,就撞伤了3个人”。龚五明质疑:开车要轧得轧死一大排,怎么可能仅仅是撞伤11人?再说真正轧伤的和打伤的有区别。”

  打龚泽林的时候,其中派出所的一个干警冲出来抱住了龚泽林,他大叫着:别打了,再打就打死了!结果想要保护龚泽林的干警也被城管打伤了。龚五明说:“这是城管打伤的,不是被龚泽林开车撞伤的。”

  对于龚泽林房子是否属于违法建筑,颇具戏剧性的是,强拆后,后湖村委会为龚泽林一家出具了证明:证明龚泽林于2007年在自家自留地上兴建七间四层楼房一栋,房屋属个人财产。

  村民眼中的龚泽林

  “很随和,看见人就笑。”龚泽林的家中还留有一张他和前妻及两个孩子的合影,照片上,长方脸、留着平头的龚泽林面带微笑。

  一位罗姓村民告诉记者:“龚泽林是被逼得没法了,倾家荡产搞的房子被拆,还能不急,他只有一拼。”

  另一位住在该村的外来户说,龚泽林是个热心肠,她本人本来和龚泽林不是很熟,有一次下雨,龚泽林开车路过,看见她没带伞,就用车把她捎回了家。

  然而,在网上,龚泽林被说成是“黑恶势力成员”,人送绰号“杆鱼”(一种掠食性鱼类,一旦受其追击就难有脱逃者)。

  对此,龚五明反驳说:“说龚泽林是个大流氓,那是假的。我儿子为部队送沙、送石头、送钢筋水泥,辛苦赚钱,人很本分,村民都晓得,任何人可以到村里随便去打听。”龚五明写了一份《村民龚泽林以暴力抗暴拆经过》,欲向有关部门投诉,当地有二百多位村民在上面签字按手印为其证明。

  与龚五明谈话期间,他接到老伴从医院打来的电话。龚五明迅速调整了下情绪,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告诉老伴:“你安心养病,家里有我呢,孩子们都很健康。”

  龚泽林的未婚妻陈淑红在他出事后,挑起了照顾他一双儿女的重任。女孩15岁,男孩7岁。

  外人议论说陈淑红可能会离开,龚泽林15岁的女儿龚思晴听到后曾私下对陈淑红说:“如果阿姨走了,爷爷奶奶身体又不好,他们再走了,那我们就是孤儿了。”

  陈淑红是经一建筑包工头介绍和龚泽林相识的,尽管刚刚谈了两个月,但她觉得龚泽林“性格开朗,人很实在,要不然我怎么能决定和他结婚呢?”

  陈淑红到现在还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但她仍然相信龚泽林的为人,为此,她告诉两个孩子:“阿姨不走,阿姨要等你爸爸回来!”

  “拆房子那天,我们还在装修。因为没有任何准备,家里的电脑、冰箱、彩电、空调、洗衣机、家具、结婚穿的衣服、6000元钱购置的崭新厨房用品等都没有拿出来,直接损失达100多万元。”陈淑红说。

  龚泽林房屋门前至今还摆着拆迁中被砸坏的热水器和空调。尽管房子已经被拆光,龚泽林的叔叔还是搭了一个简易的小窝棚守着这一堆“废墟”。

  龚泽林的婶娘在得知记者来意后表示:“我们现在的要求是,房子你非赔不可,龚泽林犯了法不判是不可能的,但多判少判希望政府能考虑。”

  对网上传龚泽林被打死的消息,其婶娘告诉记者:并不属实,龚泽林当时受伤被打晕,但没有死。   

  龚泽林律师称龚泽林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于11月17日被武汉市公安局黄陂分局拘留,11月23日正式被逮捕,现关押在黄陂区看守所内。律师会见龚泽林后称,他看起来精神状态还比较好。

  会见时,因龚泽林说武汉黄陂当地的方言,有在场的警察充当律师的翻译。

  对他当时的行为龚泽林这样向律师解释:当时被打,为了不再挨打,他才开车冲了出来,没想到就撞了人。

  律师栗红也曾去过拆迁现场,她告诉记者:违建楼盖得规模这么大,政府和村委会也有过错,毕竟这楼不是一夜之间盖起来的。

  栗红认为:“外来户的行为可能会有投机心理,但不管是拆迁还是拆违,如果政府真的是什么手续都没有,而用这样的方式行使公权力,其实也是一种违法。”

  建房、“种房”之争

  对于今后的打算,龚五明说:“没得办法,我一个老家伙,也不能东奔西跑为他讨说法。”

  公开的数字显示:11月16日,这次“武汉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拆违建”共拆除房屋面积9.76万平方米。“拆迁只拆了20%,还有80%没拆。”龚五明告诉记者,“龚泽林的房子已经盖了三四年,我说一句话,恐怕有的人会不高兴,如果不是龚泽林的话,那80%都得拆。”

  在后湖村,村民没有房产证很普遍。外来户杨慧介绍,她来建房子时曾问过村里的干部,得知后湖村村民的房子办房产证的最多不超过10家。

  采访中,记者听到了“种房”一说。所谓“种房”有牟取暴利的意思。在当地有“种房子比种庄稼来钱快”的说法。

  按照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拆迁办的观点:大咀村已经形成了一个违法建房产业链,有职业违建户疯狂参与。比如本村村民卖地给外来户,外来户又充当掮客把地卖给别人建房,从中牟利。为了控制违建房政府早已有通知,2002年之后建房被冻结,不再让村民私自自建房屋。

  尽管不排除有“种房”牟利现象的存在,但很多村民和外来户均表示建房子是为了住。

  湖北大冶市的外来户张庆生说:“我在武汉打工多年,两个孩子年纪大了,他们不想再回老家,武汉的商品房我哪买得起,后来听朋友介绍在这建房子,就是为了住。”

  在拆迁现场,记者看到,废墟中到处可见直径近2cm的粗钢筋、水泥混凝土、铁窗等货真价实的建筑材料,甚至还有没来得及卸下的窗帘,废墟中的砖看起来也是新的。“显然,这与突击建房即所谓的‘种房’牟利是有明显区别的,种房不可能用这么好的建筑材料。”一位人士向记者分析道

  现在大多数外来建房者都承认违建,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一直在问这个问题:我们建房子不是一两天就建出来的,村民卖地,甚至村里干部也卖地。建房时间最长的达4年,房子离村委会最近的有30米,为什么在违建之初就没有人管呢?

  事实上,违建房在后湖比较普遍,在很多乡村都存在这种问题。像江岸区后湖乡三金潭村的村干部知道要拆迁时,投机“补”房扩大建筑面积,把电线杆都围在了“新”房内,捞取高额补偿。

  该村村主任、村支书带头卖地,拆违时,老百姓不同意,村里组织的拆迁小分队就采取砸门窗、放火烧等强制措施。

  外来户潘建梅介绍,2010年11月7日,她在屋子里守着,忽然村干部带来一帮人不由分说,进行围殴推打,强行将她房子拆掉。

  控违办的苦衷

  “11·16”事件的第二天,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杨松对此作出批示:“抓紧救治伤员,依法严惩凶手,坚定不移拆违。”

  对行凶者严惩的同时,有法律界人士表示,还应该追查、挖掘潜伏在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

  黄陂区政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控违、拆违,势在必行!

  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如果每平方米补偿1000元,按现在如果拆迁10万平方米就要补偿10亿元,这不是一个小数字。不拆,补偿数字还会扩大,这种情况肯定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现在,非法卖地的人已经被抓了4个,还有几个在逃。

  被拆迁户杨慧认为:“我们的房子都建了一到两年,这么长的时间,这些执法部门都去了哪里,为什么偏偏等到我们的房屋已经建好时才说我们是违建?”

  在后湖村,村民自建房屋每平方米只有500元的成本,而一旦被征用为建设用地,价格就会迅速飙升,周边同样的商品房售价每平方米已达到3000元以上,中间的差价,有巨大的利益。

  2010年12月6日,武汉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拆迁办、控违办主任王冠向记者解释道:“这块土地政府是要重新规划,并没有售出,平时我们也去拆除违建,但外来户和当地的小混混拿着棒子不让我们进去。有一个城管大队长脑袋都被这些外来户和小混混打破了,车子玻璃也全部被砸碎。我们只有二十几个工作人员,无法执行拆违。”

  拆迁前一周多,开发区管委会就向后湖被拆迁户下发了《违法通知书》和《违法建筑拆除通知书》,并粘贴在每一幢楼房的外墙上。“并不像网上炒的那样,实际是没有一家住人。管委会贴通知时,很多做的房子都没封顶,还在施工,这些外来户应该都看到了。”

  “这些房子基本上都是今年6月以后盖的,到现在,我们连房主的姓名都不知道,你和他们接触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报姓名。没办法,我们只能对房屋编号。”

  对于11月16日的强拆是否存在拆错的问题,王冠很肯定:“并不存在拆错的情况,事先我们都通过了充分的调查,错是错不了的。”

  龚泽林的婚期越来越近了,显然,仍在黄陂区看守所的他注定将与这个婚期擦肩而过。

  我们的要求不高,只想争取一点补偿。房子已经拆了,但是应该和我们协商,把损失降到最低。我们建房时间长达一到三年,不是两三天就盖起来的。村委会离我们这么近,为什么在我们建房的时候他们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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