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东：抵抗遗忘的画者

　　我们都曾经是雇农、贫农、富农、地主，我们都曾经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工农子弟兵。今天，我们向前大步走，我们将全部变成有产阶级，至少我们拥有水泥和砖头

　　《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 | 北京报道

　　今年7月到10月，画家刘小东在故乡辽宁省金城将他的家人、儿时的伙伴以及镇上的一些角落一一描绘在画布上，同时用日记、速写、照片等多种形式记录下他这段时间的生活。在此期间，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率团队跟拍了刘小东的创作并制作成纪录片。

　　一个月前，《刘小东：金城小子》在北京的尤伦斯艺术中心展出，内容包括油画、创作日记与同名纪录片。儿时的伙伴们都来看，一个个称赞：画得真像。然后感动地回家了。

　　“感动之后呢？该怎么过还得怎么过。”刘小东苍白一笑，“艺术家就是个废人。”

　　自然他也早已认清了这样的事实，每每告诫自己把自我看轻一点，只要完成擅长的那部分就够了。他知道艺术家在艺术中远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时间才是最伟大的艺术。”

　　被遗忘的小镇与“工人阶级”

　　时间让昔日的少年成长，也将封闭的小镇遗忘。

　　在侯孝贤监制拍摄的纪录片里，可以看到金城的面貌：孩子们在河沟旁追鸭子，工人们搭上运送干草的小火车上班，一排排红砖平房整齐排列在夕阳下，唯一高出它们的是镇医院，护士站在高高的窗台上探出身子擦着窗玻璃。

　　金城，曾经拥有全国排名第四的造纸厂，许多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中小学课本等所需纸张都产自此地。厂史里还骄傲地写着：“1979年，凸版印刷荣获国家同类产品唯一一块银牌奖，并独享该项殊荣达10年之久。”

　　在刘小东的儿时记忆里，“工人阶级永远有力量，制造业理直气壮地占据着各个地区主要街道。”如同那时的许多地方工业，造纸厂维系着镇上人们的生活起居，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在厂里工作。

　　刘小东的父母也是该厂的工人。后来母亲提早退休让哥哥顶了班，如果不是刘小东考入中央美院附中读书，几年后父亲也会提早退休，好让他继承这个“铁饭碗”。

　　不久市场经济来了，“铁饭碗”被打碎。2006年造纸厂由国企改成股份制，因竞争力不足而濒临倒闭。如今工厂方圆几里内都看不到一个工人，刘小东在日记里写道：“城市看不到制造业，看不到工人阶级⋯⋯走在街上的人都像游客，好像一个军团，作战部队没了，都变成后勤人员了。”

　　油画《金城飞机场》最能展示这种变化：六个人围坐打牌，两个人在旁观战，他们身后是一架骨架齐全的飞机，周围却是蔓草丛生的荒野。几个互不搭界的意象同时出现，仿佛一个时间的纵切面，将不同年代的景物荒谬地扭在一起。

　　这里曾是造纸厂兴盛时建的公园，附近军队捐赠了废弃的飞机，给大人小孩们添一道娱乐。厂子衰落，公园也随之荒了，承包人在公园养起鸡鸭，盘算着再养几头猪。飞机只剩一层外壳，里面的机器零件被偷得精光。另一侧还有个游泳池，里面肆无忌惮长满芦苇。

　　小城镇与“工人阶级”的双重被遗忘令刘小东伤感，他在《金城小子》展览前言中写道：“我们都曾经是雇农、贫农、富农、地主，我们都曾经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工农子弟兵。今天，我们向前大步走，我们将全部变成有产阶级，至少我们拥有水泥和砖头。”

　　历史过程的“在场者” 　

　　在这次展出的画中，刘小东个人最喜欢的一张是《肋骨弯了》：两个儿时的朋友光着膀子站在野外小径上，细细研究一张拍摄肋骨的X光片。

　　“在这个没心没肺的时代里想要找到心在哪里是徒劳的，能看到的全是弯弯的骨头。”刘小东这样解释。

　　这张画的创意来自于他在北京街头看的一个场景：二里庄河边的小路上，有两个老头在看X光片，四下无人，安静得很。“在被喧闹的城市忘记的臭水沟边上，两个老人在研究自己的身体⋯⋯被遗忘的气息。”

　　他总是被这些被遗忘的东西打动，比如今天的城市化，“农田变成楼房了，野生树林变成人工小树苗了，过去的河滩变成沙漠了。每个人的家乡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这也是促使他提起画笔去记录故乡的原因之一。他希望在这个历史过程里，他可以“在场”。

　　也是出于这样的心情，他去画三峡移民，画青海马匹交易市场的人们，画玉树的天葬台，画北川迁居出来的小姑娘。“很多偏远地方希望‘被发展’，有时候挺欢迎这种建设的。但我总觉得作为一个发展的总体规划者，除了均衡性以外，应该保留各个地方的具体东西。比如说做好马桶、通电、通讯，但是保留人家一亩二分地的自留地权利，不能借着要发展的说法让他们家家住楼房去。”

　　金城至今并未盖起太多的高楼，刘小东清楚，“这不是保留，是拆不动，小地方没有那么多钱，能拆明天就都给拆了。”

　　另一个时时让他警觉的变化是越来越紧张的社会空气。

　　他去画儿时的武术老师，现在是一名警察，刘小东很想画他把枪搁在桌子上喝茶的画面，画了没一会儿，警局领导出现了，命令说枪不许离身。最终的画面里，那位警察佩着枪笔直地坐在茶桌旁。

　　“9·11之后这个世界全变了，自从有一个词叫‘恐怖主义’后，许多以前想象不到的事情都发生了。现在坐火车、开会、上人民大会堂，都要安检，人人变得非常紧张，也非常脆弱。”

　　10月19日夜里，刘小东“金城创作”的倒数第二天，他突然接到电话，说有人开车把他搭在路边的画棚撞了，白天刚刚完成的一幅大画完全挤在一团，撕了几条长长的大口子。

　　后来知道，那位肇事者在酒桌上被问及“怎么有人在你家门口扎了个灵棚啊”，这人一怒，灌几杯白酒下去，出来就开车把画棚撞塌了。

　　“今天这个社会充满了偶然事件，偶然事件背后充满了怨恨，比如杀幼儿园的孩子。(我碰到的)这个事件的发生也是个小浓缩，正好发生在我身上，我能怎么办？我不愿意把它升格为阶级仇、民族恨，我就希望就事论事：他喝多了。他平时的愤怒积攒到这个时候一定要爆发，他平时的愤怒不是我给予的，爆发在我身上我只能忍耐，没有任何办法。”

　　巧合的是，这幅画本来就是要表现人与人之间紧张又暴力的关系：两个东北汉子谈话，其中一个手握菜刀背在身后，争斗一触即发。“画跟暴力有关，又被暴力摧残。这也是命。”

　　“没有人敢于在这个时代乐观” 　

　　艺术家艾未未曾评价刘小东的作品“呈现出一个国家的伤口和一个艺术家的无言的立场”。 刘小东的好朋友、作家阿城则有一个更有趣的说法：“人有一个快感中心和一个痛感中心，直接刺激快感中心而获得愉悦的，我们说它媚俗；通过刺激痛感中心使人们获得快感的，我们说它牛逼、深刻。刘小东的作品里从来没有媚俗，都是走‘痛’的路子的。”

　　刘小东198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1990年的首次个展掀起了“新生代”艺术序幕。多年来他坚持直面现实，“只画自己看见的东西”，在大玩观念、后现代、政治波普和强调自我表达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中，属于少数坚持写实主义的“异类”。

　　这些年来，他画过三峡库区的移民、曼谷的妓女、台海两岸驻军士兵、波士顿的高中生、哈瓦那公寓里的古巴家庭⋯⋯他惯常将目光对准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着力表现他们在大时代中的生活与忍耐。

　　经历了漫长的坚守和等待，艺术市场也终于对他敞开大门。2006年11月北京保利秋拍，刘小东的《三峡新移民》以 2200万元创全球中国当代艺术拍卖最高纪录。2008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他的《战地写生：新十八罗汉像》以6192.75万港元刷新了这一纪录。几乎同时，他的另一幅作品《温床》在2008年中国嘉德春拍中拍出了5712万元人民币，创下内地油画拍卖最高价。

　　有人问刘小东出名之后生活有什么变化，答：“唯一的改变是亲戚朋友觉得我很有钱了，出去吃饭都是我埋单，生活成本高了。”

　　他很难向故乡的亲人朋友们解释，那些拍卖的高价跟艺术家都没有关系，而是经过几轮收藏家换来换去形成的价格。“真正的艺术家拿到手里的就是菜农的价格。一个菜农就收卖菜的钱，至于菜到超市、到饭馆卖多少钱跟他都没关系。”

　　儿时的伙伴、现在造纸厂的下岗工人们饭桌上说了心里的愿望，希望刘小东把造纸厂买下来，既然他有这么多钱，买一个厂肯定毫无困难。“可我既买不下来，也治理不好一个厂，我什么都做不了。”

　　他只能像之前一直做的那样，静静看着，记录下想要表达的一切。他说自己不敢言什么艺术家的使命、指责，怕把自己逼到绝境，只希望自己在尚未丧失对于社会的本能感知之前，多做一些。

　　“我不能简单说自己是乐观还是悲观主义者。没有人敢于在这个时代乐观，不确定的因素太多。我这么有名我的工作室也是不稳定的，天天都面临着房价的上涨和拆迁。今天在这儿，明天可能又搬走了。包括你买个房子，七十年，七十年以后呢？也许还不到七十年你的房子就毁了，或者又拆迁了，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也希望中国人都是那个样子，多美”

　　还处于刚刚走出创作期的疲惫之中，刘小东常常面对问题丧失了表达的欲望，但是提到这些年来接触的诸多现实，他还是有太多话要讲，“我想今天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会抱着十年的预期，因为我们眼见着这些年的变化都是以前无法想象的。”

　　这种对现实的一贯关注与电影领域“第六代”导演颇为相投。

　　他们差不多都是在上世纪60年代出生，80年代上大学，经历了一场时代变故，因而知道什么都不能相信，只有亲眼见到的才是真的，自此奠定了价值观和世界观。90年代在创作鼎盛期又亲身经历了市场经济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眼看着周围的人们发生了怎样的裂变，包括那些在变革中没有获益只能忍耐的人生。

　　在美院附中时就与王小帅、路学长等人是同学的刘小东，最早便是中国独立电影的发起者和参与者。

　　1992年他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画家喻红出演了王小帅的首部电影《冬春的日子》，这部影片被BBC评为电影诞生以来的一百部佳片之一，也是惟一入选的中国影片。同年，他担任张元电影《北京杂种》的美术指导；1995年他的画作《儿子》取材于张元的同名电影；2000年他的另一画作《自古英雄出少年》取材自王小帅的电影《十七岁的单车》，这次，他又邀请了侯孝贤团队记录《金城小子》的创作历程。

　　意想不到的，侯孝贤的团队让他生出很多感慨。

　　“台湾人比我们更单纯、更善意，和他们接触过的金城人都觉得他们太好了。他们就像不存在一样，永远躲在人后拍，不影响别人的生活，也没有大导演的架子。他们可能随便到饭馆里买一瓶小二锅头，就在饭馆和人喝上了，没有任何隔阂。”刘小东很喜欢这次的纪录片团队，“他们不像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心情变得复杂了。我们这个社会，‘文革’的遗留和商业社会两方面的恶结合在一块儿，人心很难平复，愤怒很难平复。”

　　他以一贯安静平和的口气说：“我们能从他们身上认识到老派中国人真的很优秀。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也希望中国人都是那个样子，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