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应运用企业力量
中国如何“向海而兴”
现在每次遇到争议，我们都说“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个有没有用？美国就200多年历史，没有自古怎么办？人家就信现实。还有，夏威夷离美国那么远，为什么是美国的？关键是要把历史研究和国际海洋法结合起来，让国际上认可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 | 北京报道
“大家都去炒地皮，能炒多少年？应该重视海洋资源，像抓航天一样抓海洋。而且就资源开发来讲，开发海洋比天空更实际。”在近日接受本刊专访时，同海洋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王佩云对中国人的海洋意识表示忧心。
原任《中国海洋石油报》总编辑的王佩云，长期致力于海洋问题研究。近日他刚刚出版了新著《激荡中国海》，详细梳理了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中国如何“背海而衰”，呼吁国人加强海洋意识，加紧开发海洋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不久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发展海洋经济”首次在国家五年发展规划中被单独列出。其中，“坚持海陆统筹”、“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说法都是首次提出。
这让王佩云兴奋不已。据他了解，中央的规划为海洋开发带来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在制定国家海洋战略研究方面，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等机构已经起步。
但他依旧认为中国进行海洋开发的形势紧迫。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原副司令员张序三对此颇有共识。他在给《激荡中国海》作序时提到，该书副标题“最后的海洋和迟到的觉醒”，“说出了海洋问题的现实严峻性”。
地大物博论的“贻害”
我们常说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但却很少提及大约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而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可划归为中国管辖的300万平方公里海域中，有100多万平方公里同时也被周边一些国家单方面宣布划归他们所有。
王佩云打趣道，相比中国，一些国家的海洋意识之强已经达到了“敢认他乡是故乡”。
比如日本的“冲之鸟礁”涨潮时露出海面的部分只有几厘米。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必须要有人居住才能划为专属经济区，那个地方实际上是不适合居住的，但是他们通过自己造陆创造条件。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说是“最后的海洋和迟到的觉醒”？
王佩云：世界历史上有三次大的瓜分海洋的热潮。第一次是在大航海时代，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了整个海洋。第二次是在19世纪末，美国人马汉提出海权论后。马汉把海权分为两部分，即用于控制海洋的军事力量和用于开发、利用海洋的非军事力量，两者互为因果。美国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就是在这之后。第三次是杜鲁门提出《大陆架宣言》，当时他提出大陆架是国土延伸的一部分，这个宣言发表后，很多国家跟进，掀起新一轮“圈海运动”。后来争得不可开交，联合国才出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进行调解。
我国对海洋历来重视不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出来后，各国对海洋的争夺主要分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两部分。现在不仅近海的大陆架部分争夺异常激烈，甚至很多岛屿的争夺也在加剧。只要是符合公约岛屿制度概念的，都免不了被争抢，剩下的只有公海了。而且，已经有一些国家开始加紧开发深海。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中国“背海而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佩云：关键是没有海洋意识。前些年沿海大省广东编写的《新三字经》，还依然是“我疆域，广无垠，黄土地，育斯民，从昆仑，到海滨”，把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排除在外。
我们一直说地大物博，因此忽略了海洋资源。实际上，海洋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在资源最丰富的南海，光是石油总储量就有大约550亿吨。大庆才50亿吨。
关键是法律上认可
中国军事科学院海洋战略研究所专家潘石英是“南沙学”的积极倡导者。这位为了南沙研究耗尽心力的学者，在晚年忍受着肺癌的折磨写就了《南沙群岛·石油政治·国家法》，希望从法理角度在国际上起到“以正视听”的作用。但是，因为内地出版社担心成本收不回，这本书后来只在香港出版，且反应寥寥。
就在这本专著出版当年，潘石英曾约见王佩云等人讨论建立“南沙学”的事。潘石英当时说，建立“南沙学”的念头还是被外国朋友激发出来的。一次他去华盛顿参加关于南沙的学术活动，本是要“单刀赴会，舌战群儒”。谁知他只讲了一些南沙的ABC，却引来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不少外国专家、学者向他表示，这样的交流多一些，让外边的世界多听听中国的声音。
《瞭望东方周刊》：国内的海洋研究现状怎样？
王佩云：拿最热点的南海为例。现在国外出了很多关于南沙研究的专著，每年都要开很多专门的研讨会，但很少看到中国人露面。1996年挪威奥斯陆大学的一名教授要召开南沙研讨会，通过挪威大使馆找到我。当时在会上他们就告诉我，国际上很少听到中国的声音。
潘石英去美国一所大学的计算机网络上检索南沙资料目录，发现菜单上林林总总一大片，想要下载一时都不知该从何处下手。而反观国内则是凤毛麟角，这个很可悲。
相比来说，日本非常重视海洋研究。哪怕只露出海面一点点的岛屿，他们都会有很好的历史档案。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此前研究进展如此缓慢？
王佩云：此前有一些研究，但是太零散，比如潘石英的研究就是个人行为，现在关键是要把大家零零碎碎的研究成果集合起来，这需要一个权威部门牵头。
在技术研究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现在海洋科研主要是由中海油、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和一些科研院校合作，其中很多是个人研究，缺乏国家部门牵头。
我国有20多个涉海单位，一个很简单的海洋问题，如果没有更高的部门牵头，就没有办法解决。比如渤海油气勘探，如果出现军队导弹试验场，这边打靶，那边勘探的要不要停下来？所以我建议成立国家海洋委员会，作为最高的协调机构统一管理。
《瞭望东方周刊》：在研究内容上，国内研究有哪些问题？
王佩云：不能单纯以历史或者地理上的远近来确定主权，关键是法律上认可。
现在每次遇到争议，我们都说“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个有没有用？美国就200多年历史，没有自古怎么办？人家就信现实。还有，夏威夷离美国那么远，为什么是美国的？关键是要把历史研究和国际海洋法结合起来，让国际上认可。
让企业先行，让民间发声
2005年3月的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时任国家海洋局局长王曙光与他的前任张登义提交议案，建议我国应尽快制定国家海洋发展战略。
王佩云认为，缺乏国家海洋发展战略是我国产生众多海洋问题的重要原因。因为没有海洋发展战略，使得我国在很多问题上非常被动。
《瞭望东方周刊》：你所说的被动主要指什么？
王佩云：因为没有战略，很多东西都是临时协商的，不知道底线在哪里。比如我们现在讲了很多年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实际上，邓小平最初提出这个原则，前面还有“主权属我”。现在我们提共同开发，但没有实际行动。共同开发的前提是我们要去开发，要主动开发，否则资源要大量流失。
越南现在在南海的做法是，让企业先行开发。
《瞭望东方周刊》：越南这种行为国际上怎么评价？
王佩云：尽管越南在我国传统疆界线内打井是非法的经济行为，但国际上目前的情况也就是不闻不问。
所以我们也要充分运用企业的力量。企业是经济行为，但经济行为实际上起到了维护国家主权的作用。
问题是，现在国家太强调统一口径，民间和政府完全是一个声音。现在民间的协会很多，应该放手让民间去做，让专家学者发声，让企业行动。
我们原来一直是渔业先行，但是这有个问题，渔民打完鱼就走了。我认为海洋石油和渔业都要走在前面，国家站在后面。这样才好接着行使渔政权、海监权，地方政府行使地方行政管辖权。我们要充分运用一切和平的和非战争的手段维护我们的海洋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