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钢在南非19年，经历了获取审批、人员流失、国企高管更迭动荡，以及市场低迷、部落冲突和南非投资政策转向等重重考验，为正在蜂拥而至的中国企业揭示机会与陷阱

　　《新世纪》周刊

　　特派记者 陈竹 发自约翰内斯堡

　　在19年里的大半时间里，中钢在南非思考的都是如何生存，这种情况，直到近一两年才有些改变。

　　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向北15公里，远离为治安和HIV(艾滋病)所困扰的拥挤街区，建筑越来越分散和欧美化。跨国公司通常会在开满紫楹花的山顿(Sandton)商业区里选择一栋两三层高的办公楼，几家公司共享，以分摊安保支出。一圈圈三米来高、架着高压电铁丝网的外墙，将企业园区和街道阻隔开来。

　　在一群矮小分散的西式建筑里，17层高的中钢大厦，披着蓝色的外墙玻璃，矗立在Rivonia和Grayston街口，显得突兀而豪气。

　　这栋楼由南非本土开发商艾居地产(Edge Properties)建造，2009年甫一落成就被中钢以5亿兰特(按2009年3月汇率，约合3.33亿元人民币)买下。平时，这座大楼颇为冷清——中钢集团派驻非洲的中方员工仅有19人，大多居住靠近矿山、距约翰内斯堡市向北约三小时车程的林波波省省会波罗瓜尼市(Polokwane)，一些楼层已对外出租。对中钢集团来说，这栋楼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功用，直到最近才有了些变化。

　　随着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11月中旬南非之行，中钢大厦楼里不时闪现来自国资委、国家发改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非发展基金等机构的高层人士身影。此前，南非中国工商会也在中钢大厦挂牌。国内兄弟企业赴非开拓，也倾向于将办公楼租在中钢大厦。

　　从最早的南非铬矿基地开始，中钢在南非19年磨练，俨然成为中国资源类国企中在南非投资规模最大、根基最深的企业。最近五年，中钢以南非为大本营，在非洲加快布点——2006年进入加蓬，2008年进入津巴布韦和喀麦隆，目前在非洲共有十家公司，投资额总计10亿美元，账面总资产89亿元人民币，产能90万吨铬铁。加上国内铬铁生产能力，中钢已是仅次于Xstrata的全球第二大铬铁生产商，年产能约130万吨。

　　“我个人认为非洲盈利性在全球属于前列，利润还是很好的。”来到南非整整十年的张素伟站在一张两米宽的南非资源地图前，笑得谦和而自信。37岁的他有三张名片——中钢非洲代表处总代表、中钢南非铬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中钢南非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实际上，他身兼中钢在非洲五家公司的总经理职位——除了开采铬矿，生产铬铁，中钢开始将目光投向南非丰富的锰矿、铀矿和煤炭资源。

　　在张素伟看来，中钢已经站稳脚跟，熟悉了游戏规则，新的课题，是如何在资源国家主义情绪高涨的全球大环境下与社区共生共赢，如何在铬铁主业稳定发展的前提下抓住机遇搞好多元化，如何在集团资产负债率高达90%的逆境中获得事业成长所需的资金，并通过有限的激励机制留住人才。

　　借力外交开路

　　吉佩定一听说中钢要投资南非铬矿，十分高兴，认为经济往来是政治建交的第一步

　　1991年，44岁的董志雄作为中国冶金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第一次踏上南非。那时中非两国政府尚未正式建交，之所以冶金部总工程师吴溪淳组团前往，是因为听说南非有个铁合金项目的合作机会。中国的铬铁缺口，那时就已显现——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不锈钢的产量是其钢产量的4%，但当时全国钢产量1000万吨，不锈钢产量却只有30万吨，缺的正是镍、铬。

　　“当时的想法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家用电器增加，不锈钢需求也会增大，所以一定要出去找资源。”董志雄对本刊记者回忆说。

　　1992年，董志雄再赴南非，这次是直奔位于南非北部林波波省的Dilokong矿。日本三井财团和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的代表们热心地为他当向导。两家日本企业之所以愿意牵线搭桥，是他们对南非铬矿又爱又怕——看好品质，但也担心投资风险，因而很愿意拉一家大型中资企业进来。

　　Dilokong矿位于布什维尔德杂岩体地区(Bushveld Igneous Complex)的东部。这里以矿产丰富而闻名，铂族金属(PGM)储量全球第一，铬矿储量也占全球储量的70%。仅Dilokong一处，就有5000多万吨的铬矿储量，是中国国内铬矿储量的整整5倍。

　　董志雄清楚记得，当考察团的车子开入矿山，黑人矿工们喊着“我要工作”的口号围上来，排成两队转圈，以示欢迎。这让他看到了希望。而在上一次访问时，董志雄留下的总体印象是，种族隔离制度之下的南非对来自中国投资商并不欢迎。

　　这是由于Dilokong矿情况特殊。在南非历史上，白人政府自1975年开始将多数黑人移居到分散于边陲地带的十个黑人家园，发展一些边缘性矿业，Dilokong矿就是其中之一，它的主要用途是培训黑人矿工。由于当时铬铁缺乏市场渠道，矿山的技术、管理水平又落后，连年亏损，成为十足的累赘，董事会才想到招商引资。

　　董志雄将信息带回北京，很快获得冶金部的重视。1993年2月，适逢中国冶金进出口总公司和中国钢铁炉料总公司、中国国际钢铁投资公司、中国冶金钢材加工公司联合组建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中钢集团的前身)，董志雄升任总经理助理。他向国家计委递交预可行研究报告，1994年提交可行性报告，期待着项目尽快做成。

　　可现实相当复杂。由于中国和南非尚未正式建交，审批程序很慢。最重要的是，那时还没有多少人深刻意识到海外能源资源对中国长远利益的重要性。一些审批部门的领导认为，中国外汇储备不足，与其花外汇去海外收购，给别人安排就业，不如先利用国内资源。

　　万难之中，这个交易得到了中国外交部的大力支持。由于非国大党在1994年大选前拿了台湾1100万美元的助选经费，曼德拉当选总统后，在是否与台湾断交问题上举棋不定。1994年6月，外交部将非洲司司长吉佩定派到南非，担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驻比勒陀利亚研究中心主任。这个研究中心主要任务就是做南非各界工作，推动两国早日建交。吉佩定当时正在四处寻找突破口，一听说中钢要投资南非铬矿，十分高兴，认为经济往来是政治建交的第一步。在吉佩定和外交部的推动下，国内其他审批部门也加快了进度。

　　1996年11月，中钢集团子公司EAMI(East Asia Metallurgical Investment Co. Ltd)与当时的南非林波波省北方省发展公司(NPDC，现名LimDev)成立合资公司亚洲南非金属有限公司(即中钢南非铬业有限公司的前身，下称ASA)，其中EAMI占股60%，LimDev占股40%。1997年初，合营企业在南非正式注册成立。

　　一度有意参与投资的日本企业在最后一刻掉了链子。按照最初约定，三井财团可以参股9%。“对方提出要回国请示总部，最后日本公司总部认为南非政局动荡，风险太大，没有批下来。”董志雄回忆说。

　　董志雄又开始四处筹钱。按照规划，ASA首期投资2600万美元，国内筹2000万美元，剩下600万美元在南非当地筹集。董志雄一度一筹莫展，最后，中钢通过中信实业银行转贷国家储备外汇，利率是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加1.75%。

　　“这么高的利率，又很快遭遇亚洲金融危机，中钢集团的财务天天催我要钱。压力很大，七上八下，一会儿觉着能成，一会儿又觉着不成。有时也会自觉委屈，怎么为国家做事就得不到支持呢？”董志雄回忆说。

　　2002年，ASA第一个铬铁电炉投产，企业终于开始有利润，合作伙伴LimDev舒展愁眉；当初临阵脱逃的日本人也回来了，丸红株式会社提出要出高价入股，但中钢拒绝了——只卖产品，不卖股份。

　　“以前，我一直拿日本人当老师，认为他们在海外矿业投资方面严谨，有经验，但这次我们赢了，他不敢做的我们做了，而且做得还不错。”这是董志雄职业生涯最为自豪的一个章节。

　　大扩张冲动

　　中信实业银行有阵子天天上门催贷，把总裁白葆华的门踢得咚咚作响

　　在海外做资源项目开拓的人，不免有个隐忧——生养“孩子”时充满艰辛，压力独自承受，而等“孩子”长成，羽翼丰满，自己却要退居二线。2003年，董志雄就面临这样的尴尬。

　　这一年，ASA开始修建第二座电炉，中钢集团总裁白葆华宣布退休，56岁的董志雄不得不让道于新一代领导班子。当年12月，浙江绍兴人黄天文从五矿集团空降至中钢集团，担任总裁。董志雄则由分管海外的副总调为全面分管经营的第一副总。

　　“这有些明升暗降的意思，因为国内生产并非董所长，新的部门不熟悉也不大指挥得动。”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内部人士如此评价。

　　董志雄1999年就在中钢内部提出，南非ASA、澳大利亚恰那铁矿只是开始，中钢要将海外事业当做核心业务。无奈时机不好，他的提议石沉大海。

　　实际上，直至2003年，中钢大部分子公司都处于亏损状态；集团全年销售收入130亿元，利润只有2亿元。有人回忆说，中信实业银行有阵子天天上门催贷，把总裁白葆华的门踢得咚咚作响。2002年左右，中钢高层甚至有人建议，卖了海外资产，专心做国内业务。

　　黄天文来后，彻底否定了这个思路。一方面他大力“削藩”重组，力图清除多年计划经济遗留的体制积弊，改变中钢二级单位业务范围重叠，多头对外，自相竞争格局。2004年开始，黄以歇业、关闭、划转、挂牌等多种方式，先后对48家子公司进行了处置和改革，消化处理历史潜亏几十亿元，并在原有基础上，合并组建了14家专业公司。

　　同时，黄天文通过一系列并购重组，在国内外齐头并进，迅速把中钢“做强做大”。尤其是2006年以后，国资委提出要在2010年前将央企数目从155家调整和重组至80家至100家。做不到行业前三名，国资委就要给找“婆家”。中钢压力颇大。

　　2005年8月至2007年12月，中钢集团先后重组了西安冶金机械有限公司、洛阳耐火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衡阳有色冶金机械制造总厂、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邢台机械轧辊集团有限公司、吉林新冶设备有限公司和吉林铁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在海外，黄天文将海外办事处改组为海外控股公司，提出三年内实现国内、海外销售收入各占一半。2005年7月，黄天文将40岁出头的蒋宏提至副总，分管中钢海外业务。

　　澳大利亚的铁矿项目被当做重中之重。中钢2008年9月以大约13亿澳元收购中西部公司，今年4月又与澳大利亚新兴矿商Brockman Resources Limited签署谅解备忘录，计划未来五年内每年向其购买1000万吨铁矿石。

　　在南非，铬矿和铬铁项目的扩张也在展开。中钢2007年决定在ASA增加33亿兰特(约4.4亿美元)投资扩建铬矿项目，包括新建年产24万吨铬铁的封闭式电炉和两条各年产54万吨铬原矿的新斜井。这年5月，中钢还支付1亿-1.2亿美元，收购全球第二大炉料级铬铁生产商Samancor的Tubatse铬矿和铬铁冶炼厂的50%股权，双方组建中钢－萨曼可铬业有限公司(Tubatse Chrome Minerals Pty Ltd)，该公司由Tweefontein铬矿山和五台炉料级铬铁炉组成，铬铁年产能28万吨。

　　黄的海外扩张战略得到中钢驻南非管理团队的欢迎。最实惠的变化是，工资终于涨了，事业前途不那么晦暗了。这些人私下半开玩笑地说，当初被调到南非，一是因为英语能力和工作阅历，二是因为“好说话”，愿意听从组织安排。他们原以为趁着年轻锻炼几年就能回国，但由于中钢近些年海外摊子铺得太快太大，驻外人才严重短缺，人出来了就回不去，自嘲“不定期徒刑”。

　　2005年，ASA常务副总刘伟和妻子在波罗瓜尼市的家中被三个黑人持枪抢劫，受到惊吓，再次提出调回申请，但最终还是被领导劝留。他们在南非待得时间长了，也隐隐担心回国之后不能适应，或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毕竟他们最宝贵的工作阅历和人际关系都在非洲，只有集团的非洲业务越走越宽，他们的个人前途才有希望。

　　渐入佳境

　　中钢集团内部，也有声音批评黄天文激进、好大喜功，但在南非，中钢运气不错，把握住了几个关键时机

　　2006年，作为ASA总经理候选者，张素伟的简历摆上黄天文的案头。

　　在此之前，中钢南非事业部在短短十年里经历了三任总经理。第一任总经理张力行，1993年就投入ASA的前期筹建。1997年一场车祸中，张被撞断肋骨，回国休养，后被集团派驻俄罗斯所任首席代表。1998年，杨效平接班。四年间，杨迫于工作压力屡屡失眠，又深感投入与回报不呈正比，适逢2002年酒泉钢铁赴南非谋求开拓，杨被对方以高薪和期权激励挖走。这一年，销售经理罗宏生接手总经理之职，但不过五年，他也被竞争对手Xstrata以高薪带走。

　　张素伟属于中钢在海外一线一手培养起来的高管。在同事们看来，张能吃苦、有想法，也很有耐性。1997年，中钢前身中国冶金进出口总公司去东北大学“选秀”，从采矿冶炼等专业的3000名毕业生选出十人，作为集团未来管理人才来培养。此后13年里，十人中七人中途跳槽去外企或私企，留下的仅有三人，张素伟是其中之一。

　　即使在同事们最为困惑的时段里，张素伟也目标明确，为未来可能敞开的机会做准备。2000年，他被集团派到南非，先是在杨效平的指导下做市场，然后接任财务部经理，负责ASA的外汇操作、财务预算、决算、税务、成本控制以及现金流管理。那时ASA还没扩张，工作并不太忙，张用了三年时间拿下南非本地会计本科学位，又用了一年多时间取得英国国际执业注册会计师资格，并成为ASA乃至整个中钢集团惟一具有签署会计师报告资格的高管。

　　33岁的张素伟之外，似乎很难再找到一个同时拥有冶炼采矿、管理、国际贸易和注会背景的复合型人才来接替罗宏生。

　　张素伟和黄天文，虽然一是内蒙古包头出生的北方人，一是绍兴长大的南方人，但都属于外表谦和，看上去没什么棱角，却软中有硬、坚持己见的人。他们都看好海外业务前景，工作思路上，他们有时也不谋而合。在集团，黄天文要求每个子公司都要主业清晰，“卖钢笔的你就不要卖茶杯”。在南非，张素伟也提出“搞矿就专心搞矿，不要搞你不懂、不擅长的东西”。

　　张对基础建设十分敏感，一听说南非哪里要建铁路，他都会亲自去看看。“一旦运力提上去，周边资源的价格肯定翻番，甚至上十上百倍地增长。”但他不同意一些同事想在南非自建铁路的看法。“一是南非铁路国有，这一块没有完全放开；二来，即使放开了，投入很大，风险很大，你又不太懂，有这个时间，不如多拉一船矿。不懂的就是不懂，别装懂，害人害己。”张素伟说。

　　张素伟执行力很强。他甫一上任，就配合黄天文“做大做强”的思路，为ASA铬铁厂的进一步扩产做准备——计划再建两个电炉，将ASA的铬铁产能从当时的每年12.8万吨增加到每年36.5万吨。

　　中钢集团内部，也有声音批评黄天文激进、好大喜功，但在南非，中钢运气不错，把握住了几个关键时机。

　　据行业人士介绍，中钢最初创建ASA时，国内不锈钢行业处于发展初期，用不了ASA生产的炉料级铬铁，而必须用高碳铬铁。但高碳铬铁在全球分布很少，仅有津巴布韦、印度、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等地供应，而且量少价高。但2006年以来，随着不锈钢炼钢工艺的不断改进，尤其是2008年、2009年炉外精炼两步法普及后，炉料级铬铁可直接用于装炉，ASA产品的市场销路愈发看好。据芬兰钢材产商Ruukki集团首席执行官Danko Koncar预测，中国不锈钢产量将从目前的1000万吨提高至1500万吨，这意味着，中国对铬的需求量将提高50%。

　　谈起这个话题，张素伟满脸都是兴奋。他认为，纵观全球，铬的需求看中国，铬的供应看南非。而南非的铬铁供应，瓶颈不在于储量，而在于支持电炉正常运行的电力。南非的电力紧缺已持续了好几年。南非全国能源管理委员会今年3月宣布，南非电价将于4月1日开始的2010-2011年度上涨24.8%，2011-2012年度上涨25.8%，2012-2013年度上涨25.9%。

　　最让中钢铬铁厂商们头疼的还不是电价上涨——考虑到南非在全球铬矿铬铁供应方面的相对垄断地位，电力成本的上升并不会折损企业的相对竞争力——而是想增加产能却发现根本无电可用。垄断着南非95%以上的发电能力和供电系统EskoM2008年就提出，南非铬铁企业需要削减至少10%的产量。

　　令张素伟庆幸的是，他在Eskom出台限制政策前，就通过预付款方式，促使Eskom提前签署合同，锁定了未来新炉的供电量。Eskom后来还因此事被其他供电客户告上法庭，追悔莫及。

　　“2013年前南非不会建新的炉子，这也意味着在此以前南非不会产生新的铬铁产能。我们就等着2011年至2013大挣一笔了！”张素伟得意地说。

　　资源矿产行业因为价格和汇率的变幻莫测而不可避免地充满投机性。作为这场游戏的前沿参与者之一，张素伟发现自己时常在焦虑和兴奋的边缘徘徊。全球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候，别的铬铁生产商都在减产，ASA却在按照集团部署筹备扩产。企业资金流吃紧，短期市场前景又不看好。“当时不能减产，因为一旦减产，成本就要攀升，所以我们拼足马力生产。”张素伟回忆说。

　　为了将产品推销出去，他亲自出马，游说国内的囤货商趁市场低价将货接走。

　　神经终于在数月的紧绷之后松弛，最后结局皆大欢喜——被说服的国内囤货商们拉走了货，并在市场行情转好后大赚一笔；ASA是2008年整个南非没有减产的铬铁生产企业，别人都在赔钱，ASA反而赚了。

　　这件事给林波波省省长玛蒂尔(Cassel Mathale)留下很深印象，此后中国企业来访，他总是格外热心。“我最关心的是就业，在别人都减产裁员时，ASA没有，这让我相信，我们的未来是与中国息息相关的。和中国合作，能更好帮助我们抵御经济波动。”玛蒂尔在11月10日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