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中日学界的共识与分歧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刘星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73周年祭日。两天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网站正式公布了今年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活动安排。其中一项活动是举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名单墙”(民间又称“哭墙”)延长工程开工仪式。“哭墙”将向“万人坑”方向延伸，上面将再镌刻1000多个遇难者的姓名。“哭墙”上的遇难者的姓名将突破1万个。

　　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的惨案之一。20年来，中日两国学者在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搜集和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中日两国学界以及日本学者内部在南京大屠杀的概念、死亡人数、大屠杀成因以及对史料的解读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分歧，争论至今没有停止。

　　为了破解困扰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问题，2006年中日各派出10名学者组成委员会，进行共同的历史研究。2009年底，委员会宣告第一阶段工作结束。

　　2010年1月30日，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在北京公布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分中方报告书和日方报告书两册。报告书上的论文由双方委员各自撰写，体现的是作者本人的观点。

　　报告书显示，中日已就南京大屠杀的定性问题取得共识，中日战争的性质为侵略战争，南京大屠杀为大规模反人道屠杀。但对于南京大屠杀人数，中方坚持认为“牺牲者为30万人”，寸步不让，日本因为“有从数万人到20万人的各种各样见解”，所以将两种结论并列记录。虽然死亡人数没有达成一致，但中日学者都引用了两组数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是20万人以上，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认定是30余万人。

　　中国学术界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才真正开始。研究材料包括档案、文献类、口述历史资料。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有关南京大屠杀史料搜集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最具重大影响的是一批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的日记、书信等文献资料的发现，如《拉贝日记》、《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年—1938年)》。

　　进入本世纪以来，南京大屠杀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于2005年开始陆续结集出版，目前已出版55卷，约3000万字。该书的出版将会极大地推动南京大屠杀史的深入研究。

　　日本国内围绕南京大屠杀真实性的争论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激化，南京大屠杀很快成为日本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形成了承认南京大屠杀的“肯定派”和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否定派”。此外，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

　　“肯定派”大都具有历史学专业的背景，理性和学术性较强。1984年，以洞富雄、藤原彰等人为首成立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至今每年仍定期举办多次研讨活动，持续不断地整理出版史料和学术专著，成果丰硕。

　　“否定派”成员主要以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为主。为了否认南京大屠杀，他们常常从史料中断章取义，或只选择对己有用的史料，而无视反证的史料，或对反证史料进行曲解。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时空概念，中国学界与日本的“肯定派”和“否定派”存在不少对立和分歧。在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厘清南京大屠杀的时空概念显得十分重要，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联到南京大屠杀的规模。

　　中国学者近几年来认为南京大屠杀的上限时间应该定位1937年12月上旬，以日军进入南京地域范围为起点，下限时间应为1938年3月。在地域范围方面，有学者认为考虑到暴行的时间相同、施暴部队相同、发生地点邻近等各方面的因素，“似以在南京市区12个行政区的基础上，外延至与市区直接相邻的江宁、江浦、六合为宜”。但大多学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杀时，还是以当时南京特别市的辖区(即7个城区和5个乡区)为讨论的基点。

　　日本方面，“肯定派”以笠原十九司为代表，认为南京大屠杀时间上限为日本大本营下达攻略南京命令、中支那方面军进入南京战区的12月4日；下限应为1938年3月28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他认为尽管南京攻略战结束的日期是1938年2月14日，但南京日军的残虐行为仍在继续。关于区域范围，他认为应包括南京特别市行政区域及其周边6个县(江浦、六合、江宁、句容、溧水、高淳)。

　　目前，尚未发现“否定派”方面的专门论述，一般他们将“南京”的概念限定在南京城内(甚至将南京城区同南京安全区混淆)。由于他们一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所以更少明确大屠杀的时间概念。

　　在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中，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人数争论最为激烈。中国方面认为被杀害人数30万这个数字既是一个约数，又是一定意义上的确数。

　　在日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却有不同的看法。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从无限接近于零到10多万、20万、30万人以上，其数字悬殊如此巨大，这在历史学研究中可能是亘古未有的。

　　探讨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对历史学者来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近几年来，随着学者们研究的不断深化，对南京大屠杀的成因有了更多的历史解释。

　　中国和日本学者在分析南京大屠杀原因时各有侧重。中国学者认为南京大屠杀是由日本侵略者的本性决定的，是必然会发生的。日本“肯定派”学者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官兵有组织的行为。“否定派”不承认有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也就谈不上大屠杀的原因。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中日学界的选择也各有不同。中国学界运用的材料主要包括南京大屠杀亲历者回忆、慈善团体的救济报告和埋尸记录、抗战胜利后的社会调查统计、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南京大屠杀案审判资料。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国内“否定派”围绕南京大屠杀部分史料的真实性问题不断提出质疑和批判。“否定派”经常篡改原始史料以遮人耳目，对敢于正视历史、公布历史真相的老兵进行无情攻击。

　　另外，他们对一些证据确凿的史料，则通过各种方式试图论证其不可能，甚至通过法庭诉讼的方法来施加压力。最为明显的例子便是“百人斩”报道。“否定派”对第三国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也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

　　但历史是无法篡改的。日本的“否定派”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也遭到了中国学界和日本国内“肯定派”的揭露与批驳。

　　如何使中日两国真正拥有共同的“南京大屠杀”，历史学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