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他在专栏里写了《好词好句与陈词滥调》。但批判归批判,为了减轻女儿的痛苦,他和妻子还是得耐着性子帮乔乔划好词好句。
在杂志社编审稿件时,叶开给国内很多知名作家提过修改意见,但他对女儿的作文指导,大都以失败告终。
他经常告诉乔乔,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把意思表达清楚。然而几乎每次老师的批语都是,“再多用些好词好句”。
这时候,叶开会安慰女儿,“不是把所有色彩斑斓的颜料泼到墙上,就会成为一幅画。做一个诚实真诚的孩子就好。”
在他眼里,中国传统的国文教育注重修辞和交流,以此形成个人道德观和社会人生观;而现在的语文教育则跟外语教育一样,光注重语法。语文课不仅违背了语言规律,而且“极其乏味,肢解了整个语文教学的整体性思考”;在肢解了语文的同时,也让孩子变得分裂。
“孩子就是一个易碎品,语文课把他们弄得遍体鳞伤,然后家长回家再把这些碎片,一片一片给粘起来。”叶开直言,自己和许多正上小学的孩子一样,都有这样的感受。
有一次,乔乔的考题是划去括号里不正确的拼音,为“打量”的“量”找出正确的读音。全家三口人都认为“量”应该念四声,但老师给的答案是念二声。后来大家分头查字典,发现答案也不一样。
“然后我爸爸妈妈说,在家里就念打量(四声),在学校就是打量(二声)好了。”乔乔比划着说。
最近,如何解释“矜持”这个词,也难住了两位博士。他们查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发现解释并不相同。尽管叶开认为词典释义也欠准确,但又必须选,最终他们在“拘谨”与“庄重严肃”之间选择了后者。
结果,乔乔又得了一个红叉,因为教辅的标准答案是“拘谨拘束”。
这一次,还没等父母叮嘱,乔乔自己已经明白,在学校就按“拘谨拘束”,在家就按“庄重严肃”。
“我感觉一半在学校里,一半在家里,在中间被切了两半。”乔乔皱着眉叹口气,像个小大人。
叶开曾经拿女儿的这种感受跟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文学教授交流。教授说,自己的儿子刚上初一,小学6年一直“分裂”得特别好,“学校说一套,家里说一套,从小就学会应付”。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如果我们的教育和实际同步,我们就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应付和对付上了。”教授感慨道。
针对这种现实,叶开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孩子必须受到摧残,这就是他们的命。”在去做讲座的路上,他跟一位朋友重复这句话时,眼泪几乎快要流出来。
他唯一庆幸的是,女儿乔乔从8岁起,便学会了用他推荐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排毒”。
三聚氰胺奶粉毒害孩子的身体,垃圾课文伤害他们的心灵
看到女儿在这些经典作品间流连忘返,也让叶开对真正的语文有了信心。晓苏邀他写专栏时,他有过犹豫。在和妻子商量了一个晚上后,他觉得还是要做些事情,来对抗现状。
开家长会的时候,叶开发现很多家长对语文教材根本不懂,不少孩子平时由爷爷奶奶接送,父母偶尔来开一次会,光顾着围上老师问孩子的分数。
看到讲台上的老师年复一年已经麻木,而很多家长又浑然不知,叶开最终答应写专栏。“三聚氰胺奶粉毒害孩子的身体,垃圾课文伤害他们的心灵。”他决定为孩子们做一些“排毒”工作。
他批评小学三年级学的第一首诗歌《信》是虚伪的诗,质疑中学语文教材里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是在宣扬“恨的教育”。在看了老师给女儿列的书单后,他批评“乱读书不如不读书”。
他还批评教材编写者添加各种文字篡改朱自清的文章,“不仅厚诬前贤,且贻害后生,更败坏了求真求实诚信的风气,而小孩子从一入小学开始,就进入了造假大本营”。
为了写朱自清作品如何被篡改和肢解的文章,叶开花3个月通读了朱自清文集。在女儿已经将这些教材的内容忘到九霄云外,沉浸于经典作品中时,他却得重新捡起那些教科书,以对比课文的原始出处。
结果是,他着实领教了所谓的“教材体”,即教材编写者根据教学大纲的需求,“生产”出的主题先行的课文。
在乔乔的语文课本上,叶开发现编者将安徒生作品《一个豆荚里的五颗小豌豆》中的故事,改编成了《一颗小豌豆》,但那是颗“做好人好事的雷锋版小豌豆”。乔乔看过四卷本《安徒生全集》,在课堂上指出课文中不符常识之处,老师告诉她“可能你看的那个版本不一样,入选时有所删改”。
这件事发生之前半个多月,乔乔发现课文中的普罗米修斯盗火种跟原著有出入,向老师提出疑问时,得到的也是同样的答复。
叶开认为,这不应该怪老师,而是由于“教材体”编写者“非常无趣乏味”,他们编出这种课文,对小孩子的美学和人文教育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叶开本来正在创作一部100万字的三部曲小说,到2008年底已经写了60多万字。但他决定暂停下来,全力写这些专栏文章。
他把文章贴到自己的博客上以后,不少人给他留言或发私信。这些人来自四川、青海和浙江等地,有一线的语文老师,也有学生家长。
当然,还有人将材料递到了政府有关部门,声称教材编写是很专业的事情,叶开不懂却在那里“大放厥词”;编写这些“教材体”,是为了适合小学生阅读。
但在叶开看来,这是这些编写者在贬低孩子的智力。他以自己的女儿为例进行反驳:瑞典名著《骑鹅旅行记》50多万字,乔乔两天就看完了,而且记得很清楚;《哈利·波特》7本250多万字,乔乔每本都读了好几遍;《安徒生全集》4卷乔乔都看了,内容几乎都记住了。
在给别人推荐书目时,叶开总喜欢推荐女儿乔乔喜欢读的《哈利·波特》、《吹小号的天鹅》、《昆虫记》、《天上掉下个大蛋糕》、《小王子》、《丛林之书》等外国儿童文学名著。
有人质问他:“中国就没有好的作品吗?”
“有,但适合孩子阅读的不多。”叶开直截了当地回应道。他的一个重要证据是,《哈利·波特》中文版拿到的版税是9800万元,比同期中国所有畅销书拿到的版税总和都多,这还没考虑数量可能比正版更多的盗版书——“孩子们用脚投票,他们是识货的。”
就在叶开因批评语文教育而饱受一些人的非议之时,乔乔的生日到了。叶开问她想要什么生日礼物,乔乔说想要一套英文原版《哈利·波特》。那是2009年春天,乔乔小学三年级第二学期。叶开花了1300多元买了一套精装全集。乔乔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打开那个精致的匣子后,她“高兴到了难以形容的极点”。
语文废品流水线:从小学的虚假道德、中学的空洞理想到大学的无趣审美
现在,英文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乔乔已经读了四分之三,但是拿起自己的语文课本,她依旧非常痛苦。
“尤其是这学期的课文,开始讲战争故事。我是女孩子,不喜欢打打杀杀,我特别讨厌动不动就死人。”乔乔晃着自己的马尾辫说。
她更受不了的是,当老师讲到课文中有人牺牲时,男生们就说,那个人“挂了”。这让乔乔觉得,他们像在玩电子游戏一样,别人死了都无所谓。
“这个单元原本是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结果却让孩子们对生命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妈妈王琦遗憾地说。
与课本里的英雄故事和课堂上放的电影《闪闪的红星》相比,乔乔更喜欢自己书架上的那些书,那里带给她童年更多的快乐和欢笑。
这学期的语文期中考试,乔乔又没考好。有人说:“你看了这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是才考80多分?”
乔乔当时有些伤心,但回家后王琦告诉女儿,“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不是为了期中考试。”
而叶开在那所小学的讲座结束时,有老师站起来说:“我们能怎么办呢?教材就是这个样子,考试就考这个教材,我们不能不用啊。”
叶开给出的建议是,语文课可以上得再简略一些,老师自己可以多看一些经典,然后把孩子带向经典之路。
关于这一点,他和不少人达成共识——现在不少老师在自信而勤奋地做着愚蠢的事情,如果大方向错了,老师越负责,对孩子的伤害就越大;把这个易碎品摔得越碎,家长要想粘起来,就越不可能。
在叶开看来,能把这些碎片重新粘成成品,便属万幸。他担心的是,这条语文教育流水线,会把一个个像乔乔这样原本爱读书的孩子,在读教材做习题的过程中,完整地教成废品。
在一篇专栏文章的结尾,他沉痛地写道:“在教育工具化,教育关系物化的理念控制下,语文教材的编选,从小学的虚假道德、中学的空洞理想到大学的无趣审美,形成了一条严格运行的废品生产的流水线——学生们寒窗苦读10年,毕业之后,人人都成了合格的废品。这才是语文教育的真正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