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界线”仅是心理而非实质上的锁闭

　　人的天性永远超越“分界线”

　　文|黄世瑾

　　导语：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人是不可能被阻隔的，因为人性中有对生命、自由和幸福的天然向往。

　　1516年，威尼斯共和国开始修建“隔都”，限制犹太人的自由居住和迁徙；1797年，“隔都”大门在群众的欢呼中被焚毁。

　　1961年8月13日凌晨，一道以水泥、电网、壕沟和地雷组成的“防卫墙”将东西柏林强行隔开；1989年11月9日深夜，自柏林墙两侧涌出的人群齐聚勃兰登堡门下，庆祝德国重获统一。

　　历史一次又一次以无言的真实嘲讽了障碍修筑者们的智商——“当下存在着的，最终都要消亡。”(黑格尔语)

　　人与人生而平等。他们有血有肉，也有着“不可能”与“可能”的二重性。人类或许永远无法更改肤色、语言、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带来的隔阂，无法避免冲突，无法超脱现实政治；但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借助更智慧、更人道的方式解决现存的争端，而不是简简单单筑起高墙、拉上铁丝网。

　　克什米尔有围墙，印巴之间的冲突从未因此阻断；塞浦路斯有隔离墙，该国的内部纷争反而因此加剧；北纬17度线一度成为南北越势力的分界线，但在1975年越南统一战争中，“边界”没有起到任何阻遏作用。

　　就是那道公认的戒备最严密、利益关联方最多的“三八线”，在冷战高潮时期也曾多次被朝鲜挖掘的地道穿越。制造“隔离墙”、“分界线”、“缓冲区”的人们满以为栅栏、高墙和铁丝网就能锁闭住已经存在的冲突，冲突却以其他方式继续着无孔不入的蔓延。

　　每一种“分界线”都仅是心理而非实质上的锁闭。当聪明人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态度研究如何设置人工界限时，何尝不是自行锁闭了通往交流与和解的道路？倘若人们可以为“隔离”设计出无比精妙的系统，为何不能将类似的努力用于理解和沟通？

　　笔者愿以美国历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森在其著述中的结语为朝韩间的纠葛做结：

　　“如果说这次战争的胜利除却变更了国际均势外还有些别的内涵的话，那便是始自希腊的永恒价值与恒常道德的复归。这些信条常遭折损，当人们为生存拼杀时，往往对其视而不见。但人类终将复归于斯，且诚然复归于斯，以期安享造物主之伟大馈赠——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之权。”

　　一个韩国媒体驻华记者的一线报道

　　韩国民众是怎样看待“炮战”的？

　　特约记者/王元涛 

　　(韩国《亚洲经济》报社驻北京记者)

　　导语：尽管韩国人生活如常，但“炮战”已经悄无声息地冲击了韩国民众过去一成不变的惯性思维。

　　韩国延坪岛遭北方炮击后三天，本人赶赴首尔，去报社总部述职。忙完工作回到家，我很严肃地对爱人说：“万一南北方突然开战，你我被阻隔在不同的地方，通讯又中断了，根本没办法联系上，那时候怎么办？咱们约定一下吧，使馆方面肯定会组织撤侨，国内要是来飞机了，咱们不要互相等，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分头回国，然后在国内见。”

　　爱人想了想，半开玩笑地说：“不行，我要和韩国人民在一起，哪能一打仗自己就先跑了呢？”

　　爱人的玩笑话里，至少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尽管韩国不是自己的国家，但生活久了，在这儿有相知的朋友，有自己工作付出的汗水，当然也会有很深的感情。第二个，炮击事件并没有给处于风暴中心的韩国民众及在韩华人，造成太大的恐慌。

　　可以说，是马照跑，舞照跳，生活如常。相比之下，反倒是置身事外的中国及日本民众的反应更为强烈一些。我离开北京前，就有多位朋友致电问候，担心韩朝会爆发大规模冲突，甚至是全面战争，怕我一去不得返。

　　炮击事件发生后，我马上与多位在韩国的朋友联络，其中有韩国人，也有在韩华人。正如我所料，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紧张感来。韩国人非常清楚，他们的国家，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目前的和平只不过是“停战”而已。

　　这一点，是普通中国民众无法体会的。而且，就是发生炮战的延坪岛周边海域，1999年和2002年，韩朝海军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军事冲突，造成双方近百名官兵死伤。当时的情况比现在严重得多，但最后也都不了了之了。

　　因此，他们相信，这一回的炮击事件，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阳光政策”成幻象

　　但是这一次去韩国，紧锣密鼓见了许多人之后，我还是能感觉到一些变化。最明显的，是在普通民众当中，怀念“阳光政策”的调门降低了，他们都认识到，阳光政策所带来的南北关系改善是虚假的。

　　即将休学入伍的原州大学中文系学生黄一盛就说，所谓阳光政策，实质上就是南方无条件地支援北方，粮食、化肥、农药、石油、

　　水泥，以及用开发旅游和开设工厂的方式提供的美元。可是支援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北方的核爆炸！也就是说，南方出钱，在壮大敌手毁灭自己的力量。

　　黄一盛说：“我注意到，那时候，连中国都使用了‘悍然’这个词。我是学中文的，我知道悍然在中国的官方话语当中有什么样的分量。”

　　韩国侨社的中文报纸《知己知彼》主编黄春杰分析说，李明博政府上台后，重新审视了阳光政策，不再像从前一样无条件提供物资与金钱，而是将援助与半岛无核化挂钩，要求北方同步做出实质性的举动。

　　于是北方的恼怒了，因此才有了金刚山枪击游客事件、天安号军舰沉没事件，以及现在的炮击事件。这都是一条线下来的，是北方在向南方施压，因为北方一直认定，南方的政府与百姓，都是深深惧怕战争的，他们就想抓住南方的这一软肋，榨取更多的好处。

　　实际上，北方的认定基本上符合事实，南方的确是惧怕战争。

　　韩国庆熙大学中国留学生岑默说，大部分韩国人有房产，有汽车，有体面的工作，有安定的家庭生活，一旦发生战争，他们将失去这一切，所以，怎么可能不怕？可是，这种怕，难道不是一个正常人的正常反应吗？不怕冲突，不怕暴力，渴望战争，渴望流血死亡，那是暴徒心理！

　　在韩国，我也注意到，延坪岛事件过后，韩国整体的舆论氛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朝鲜日报》、《东亚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社论，表达了一种强硬的态度。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北方如此“胆大妄为”，是因为他们确信，不管自己做了什么，韩国也不敢动自己一根寒毛。

　　事实也的确如此。多年来，面对双方大大小小数十次摩擦，韩国没有做出一次实质性的回击。就连这一次，延坪岛遭到炮击后，李明博的第一个指令，也是“克制”，以防事态扩大。

　　因此，韩国媒体评论说，北方的“挑衅”行为，是韩国自己招来的。如果韩国敢于在遭到攻击后施以两倍、三倍的回击，情况肯定会与今天不同。

　　对和平的反思和幽默

　　韩国媒体还引述军方人士的话说，罗马的一位军事学家指出过，没有守护和平的力量，就没有资格享受和平。所以，为了防止战争，韩国反而更应该为战争做好准备。

　　“如果双方开战，隐藏在三八线北侧山洞里的万门大炮，半小时内就可以把首尔化为火海。”这一说法流行了多年，可以说是韩国人尤其是首尔人心头的一块阴霾。对此，有国际军事观察家指出，这是一种恐吓，实际上北方做不到。

　　在北方的武器装备中，射程最远的是170毫米口径的谷山型自行火炮，射程有40公里。使用火箭增程弹后，射程可达50公里，而首尔距离三八线，只有40多公里。可是，使用火箭增程弹后，相应的，必须减少炮弹装药，其威力必将大为降低。

　　因此，如果是不宣而战的奇袭，第一波的攻击会对首尔造成一定损害，但却绝对达不到“火海”或者毁灭的程度。而韩军凭借强大的空中力量随即发起的反击，将会大大压制北方炮火。

　　观察家同时也指出，现代战争最终拚的是国家实力和科技能力。在这一点上，韩国与北方相比，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韩国迅速转为战时体制，现

　　代汽车、三星重工、浦项制铁等大企业全部加班加点转产武器，短时间内全民武装(韩国男性除残疾人及奥运冠军之外几乎全部有过入伍经历)，即使没有外力介入，战胜北边也是完全可能的。

　　在韩国的一般百姓当中，我还接触过一种非常乐观的说法。

　　他们设想，就算首尔被北方占领了，他们也无法实现有效管理，然后，会自己主动退兵。为什么呢？因为现 代大都市毕竟太过复杂了，北方人无力面对。不用提无线通讯的运营和互联网的处置，就算是公交车与地铁的运行，以及下水的处理，就不是他们能够胜任的。北边的士兵到了南边，面对齐天的高楼大厦，面对纵横的立交桥，他们会被淹没在其中，茫然无措，就算想全部摧毁，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任务。

　　当然，这也应该算是一个玩笑，一个冷幽默。对韩国百姓来说，最好的，还是能过上平常日子，不用去想那些宏大冷酷的话题。在战争面前，可能难有一个中立的是非判断，但是，战争本身永远都是丑恶的，战争造成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永远是绝对的。

　　这一点，无论韩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应该是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