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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中的新生活:“杜拉拉”们的生活话题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22日17:28  CRI透视中国
脚步匆匆的“杜拉拉”们。摄影:张一夫 脚步匆匆的“杜拉拉”们。摄影:张一夫

都市“杜拉拉”们对生活有期待,也有踌躇。摄影:张一夫 都市“杜拉拉”们对生活有期待,也有踌躇。摄影:张一夫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消息(记者:张一夫、徐艳清、刘轶瑶):对于中国百姓而言,2010年和其他的年份一样,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元纪年;但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收官之年,2010年在中国人心中却具有指标性和阶段性的意义。这一年,时尚电影《杜拉拉升职记》热映,中国女白领们的生活在大荧幕上被“杜拉拉”的故事美化甚至贵族化;而实际上,现实中的“杜拉拉”们正体味着生活本身的喜悦与艰辛。

  31岁的公司女白领费雁是湖南人,大学毕业后来到广东东莞工作。2008年,她与先生一道买了房,见证了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和精彩;2009年,他们结了婚,体味了国庆阅兵的庄严与自豪。2010年,这对夫妻最兴奋的是孕育了新生命。但作为准妈妈,费燕也有自己的担心和困惑。“我喜欢八宝粥的,但是(物价)涨了以后,现在都没喝八宝粥了。今年的豆子价格涨得蛮快的,为什么东西涨价,涨上去了以后降不下来啊?以前绿豆最便宜的时候是三块(每斤),贵的时候是五块(每斤),这是季节的一个更换。但现在绿豆价格(应该)便宜了,但还要七块(每斤),不知道为什么。”

  中国各个城镇里的女白领,虽然有着体面的工作,但却都与费燕一样,在操持家务的过程中深深为不断上涨的物价所困扰。刘雯雯在北京东三环一家著名的男装公司担任管理职务,经常到超市采购的她深感物价涨幅之大。“物价就不用说了,肯定就觉得增长得很快,尤其是菜价啊。自己去超市的感觉,就是以前也许一个星期采购一次两百多(元),现在可能两百多就不行了,可能得三百多(元)了。”

  根据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新近公布的《2010年第四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居民对物价满意度为有调查以来十一年的最低, 73.9%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

  所幸,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抑制物价的“密集组合拳”政策。根据中国农业部最新监测数据,12月初以来,全国大豆、玉米、小麦、水稻、土豆、面粉等农产品主产区市场报价连续几日涨幅为零。中国商务部披露的监测数据也显示,食用农产品价格出现了近半年来的首次下降。市场似乎正在“退烧”。

  让“杜拉拉”们觉得有盼头的是,“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把“居民消费率上升”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并提出要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但是,让“杜拉拉”们操心的还有家人看病的问题。刘雯雯的女儿体质较弱,为此,她和丈夫没少折腾。“只是简单的打喷嚏这么一个小感冒的话,(孩子)去一趟医院大概是两百块钱左右。如果还有咳,有可能这个感冒我会跑两三趟医院,前前后后下来花一个五六百也是正常的。”

  其实,按照中国目前的儿童就医规定,如果孩子大病住院,费用是有报销渠道的。刘雯雯更希望孩子“非住院”的日常看病,也能被纳入报销渠道。“就‘一老一小’那个(政策),咱们国家每年每个孩子交好像是五十(元)。但是这个保险只是针对孩子住院。我倒是建议政府把每年交的这个(标准)提高一些,让我们多交一些,但能让我们适当报销一些门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所有父母都愿意看到的。”

  刘雯雯也听说了国家正在进行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及将在明年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等政策。她最关心的,就是改革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孩子看病的压力。

  在公司里担任管理职务的刘雯雯,对家里的看病、上学、买房子、买菜等大小事务也“统筹协调”。2010年,刘雯雯在高房价的压力下,毅然换了房子。她卖掉了在北京南部的135平米的新房和四川老家110平米的房子,之后又补了十几万人民币,在北京的二环外卖了一套已经有20年历史的90平米的房子。

  为什么要如此折腾房子?刘雯雯说,就是想方便孩子能上个好学校。“(对于换房子,)交通是个主要问题,随后呢也是考虑到孩子的入学。目前来讲的话,孩子幼儿园和小学的问题解决了。之后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呢。走一步算一步吧,也许等孩子读完小学或小学读完以后,我们还得换房子。或者是,如果未来孩子能去比较好的寄宿的学校,那我们就不考虑买学区房了,我们可能会卖掉这个房子,去买新房住。”

  在面对种种生活问题的同时,中国城市的“杜拉拉”们也做好了职业变化的准备。“准妈妈”费燕可能会辞职。“我计划明年生完小孩可能会辞工,然后那个时候(经济)可能就会稍微紧。”

  而在杭州从事房地产营销策划的27岁女白领王丹,则在2010年做出了让所有人吃惊的职业选择——她辞去了写字楼里的工作,自己开店卖起了豆浆。有意思的是,卖豆浆的月收入竟然是以前的四倍。谈起自己职业转变的初衷,王丹说,这是自己在目前的人生阶段所做的最好的选择。“其实我觉得,工资的高低、工作的好坏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的感觉可能都不一样。我到了这个年龄、这个阶段,觉得(以前)这份工作已经不再适合我了,因为我想家庭、生小孩(这些因素)到要考虑的,(以前)这份工作毕竟经常出差也比较忙。并且我觉得(以前)这份工作我所能达到的高度也就是我领导的高度,但是我领导的生活我并不喜欢。”

  都是为了要当妈妈而选择改变,但与王丹在工作上的迅速转型相比,费燕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期待也许还要再持续一段时间。费雁告诉记者:“小孩户口应该是跟我和我老公随便一方。我们计划是不办(广东户口)的,但是如果说小孩读书一定要在这边上户口的话,那就没办法一定要办了。这几年还是不想办。(中国的)户籍(制度)应该会有一些改革,我希望改革到我们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不用去办理户籍。”

  其实,2010年,一场波及全国的变革正在中国各地小心翼翼地推进。中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已经触及户籍制度、土地产权等核心问题,城乡之间、各城镇之间的壁垒坚冰,正在逐渐融化。

  谈到未来,几位“杜拉拉”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年提出的新概念——包容性增长。这种增长的因素包括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重视社会稳定等。

  也因此,这些正感受着社会变革种种压力的“杜拉拉”们,依然对未来充满期待,比如刘雯雯。“未来几年,我还是很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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