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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科技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23日15:42  中国新闻周刊

  2010·科技

54研制人员在检测“天河一号”二期系统的运行情况。54研制人员在检测“天河一号”二期系统的运行情况。

  在世界超级计算机权威组织TOP500今年发布的榜单上,中国的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打破了美国长期保持的世界第一的纪录,成为超级计算机新的世界之冠。“天河一号”研发团队赢得的并非只是一场“看谁更快”的竞赛,而是一场为荣誉为国家的理想主义之战。

  由国防科技大学的年轻科技工作者组成“天河一号”研发团队,平均年龄只有30岁。他们出于对“银河”(我国第一台亿次巨型计算机)的热爱而聚到一起,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努力突破核心元器件技术瓶颈,冲到了该领域的世界之巅。

  “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参与者都有莫大的自豪感,这是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

  天河一号:中国速度

  通过攻克种种难题,不断创新,中国人自行研制的“天河一号”在超级计算机的奥运会上打破美国的多年垄断,摘得金牌

  本刊记者/钱炜(发自长沙)

  皮肤白净、身材高挑的卢宇彤,在以男性居多的“天河一号”研发团队里,可算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当记者问她身为一名女性,当初为何要来军校这么枯燥单调的地方时,她不假思索地说:“因为我从小就从书上知道,这里是银河—Ⅰ诞生的地方,我向往这里啊!”

  随着“天河一号”再次载入史册,卢宇彤完美地实现了自己的“银河梦”。

  2010年11月17日,世界超级计算机权威组织TOP500发布了最新一届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由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研发的千万亿次级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荣膺第一。

  从国防科大的北门进去,一眼就能望见按照“天河一号”的样子新建起来的计算机学院科研楼。由于整台机器现已安装在天津的超算中心,一楼近千平方米的机房如今已是“机去楼空”。倒是在旧楼实验室里,记者看到了一台正运行着的小型超级计算机,深银灰色的机组群上闪烁着蓝色的指示灯,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身为团队主任设计师的卢宇彤告诉记者,这里,就是“天河一号”开始的地方。

  成功“翻墙”的混搭结构

  2007年夏,天河研发团队总设计师、国防科大副校长杨学军教授在国际计算机体系结构年会上发表了论文《64位流处理器体系结构研究》,引起轰动。其原因,不仅仅由于这是近十几年来中国内地学者首次独立在这一顶尖水平会议上发表成果。

  普通个人电脑的结构,就是主机+显示屏,而主机的心脏是CPU。据“天河一号”工程办公室主任李楠介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超级计算机的主流技术路线是大规模并行,简单地说,就是把几十、几百、上千个CPU联结在一起。但到了2000年,当超级计算机的速度达到了万亿次并向更高的水平发展时,人们发现,CPU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并不能带来运算速度的提高,却遇到了一系列的瓶颈无法解决。

  科研人员将这些问题形象地称之为“墙”。比如,有“内存墙”,CPU多了但内存带宽有限,这会影响CPU读取数据的速度,就像一条4车道的高速公路上挤满了车,跑不快。有“功耗墙”,超级计算机规模越来越大,用电量也随之增大。一台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机的用电量就将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用电量。曾有专家说:“如果不解决功耗问题,今后超级计算机只能与核电站建在一起。”还有“造价墙”,国外建造一台超级计算机往往要斥资上十亿美元,投入巨大。

  为翻过这些“墙”,国际上有人提出“异构”的概念,将CPU与某种加速器结合起来以提高效率。但至于用什么类型的加速器,二者如何融合,大家都在研究。

  杨学军的论文,正是从理论上确定了CPU+GPU这种异构结构的可行性,意义非凡。于是,国防科大决定根据这个思路来研发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

  科研人员从国外买回性能最好的GPU,将其与CPU连在一起,却发现运算效率只有20%。“当时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心里都凉了半截,但经过分析发现,从技术原理上来说,这个结构是应该能达到更高效率的。”李楠说,

  “原因很简单,就好像我俩跑步速度不一样,我要等你赶上来了才能一起执行下一个任务,效率肯定低了。”天河研发团队副总设计师胡庆丰解释说。实际上,GPU适合处理结构比较规整的批量数据,而CPU擅长复杂的逻辑运算,如果能合理分配任务,让二者分别干自己适合的事情,这样就能大幅提高效率。

  “但这就不只是硬件的问题了,而是要从底层软件的层面让二者更好地融合。”胡庆丰说。

  为了突破这个难关,他们拉着核心团队去长沙郊区一个叫母山基地的地方去“闭关”。那个地方手机信号差,不通公交车,人呆在那儿更容易沉下心来思考问题。

  长达半年的“闭关”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实验室条件下,CPU+GPU的性能最高达到了70%,之前的那些“墙”都被一一成功翻越。

  目前整个“天河一号”二期系统,共使用了16384个CPU,7168个GPU。GPU结构简单,功耗低,价格也比CPU便宜很多。

  美国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主任比尔·戴利教授就曾表示:“中国的天河计算机采取的CPU+GPU的结构,代表了未来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趋势。随着计算机规模的不断拓展,这种结构虽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但目前看来是最好的。”

  “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杨学军还清楚地记得他在1988年曾经历的一幕:中国气象局有一间专门的屋子,里面放着从国外租来的超级计算机。因为美国人不愿意把这种计算机卖给中国,中国气象局只能租用。计算机拉到中国后,放置它的屋子有24小时监控,中国人不能进,连操作的技术人员都是外国人。

  “过去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心里都有种被刺痛的感觉。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超级计算机。”他说。

  超级计算机的发展规律是每十年性能提高1000倍。2000年的国际先进水平是万亿次,那么到2010年左右将会达到千万亿次。因此在2005年,当国产超级计算机才刚刚突破十万亿次之时,杨学军感到,如果要占领制高点,就要尽快攻克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

  “我们在‘天河一号’的研制过程中,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努力突破核心元器件技术瓶颈,极大增强了自主创新能力”,团队副总设计师、计算机学院院长廖湘科教授说。

  整个天河研发团队非常年轻,平均年龄只有30岁,总设计师杨学军也才46岁。“因为大家都是年轻人,每次开会讨论问题,大家都争得脸红脖子粗,就像吵架一样,没有老师学生的区别,没有上下级的区别。这样轻松开放的氛围,才利于我们尽快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才能出新。”卢宇彤告诉记者。

  团队里,有很多人都像卢宇彤一样,出于对“银河”的向往而来到这里。“‘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银河精神’,才能有今天的成绩。”国防科大计算机学院政委刘学民表示。

  据说,曾有外国公司以年薪30万美元的高薪来挖团队里的骨干,却空手而归。

  “天河一号”除了在结构上有突破,还拥有多项创新,如自主设计的高阶路由芯片和高速网络接口芯片。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天河一号”的CPU芯片中,有一部分为国防科大自主研发的飞腾—1000。

  “目前之所以没有全部使用国产CPU,一个重要原因是考虑到用户使用的很多第三方软件都在基于国外芯片环境开发的,在飞腾上无法运行。”李楠解释说。

  TOP500自1993年发布以来,就成了超级计算机的“奥运会”。而美国长期在此占据第一名的位置,并在榜单中拥有最多席位,只在2002年,被日本研发的“地球模拟器”首次超越。两年半后,美国重返榜首。此次“天河一号”的后来居上,再次打破了美国已连续保持6年第一的纪录,在国外同行中引起震动。

  然而,超级计算机究竟有什么用?是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各国争相研发超级计算机只是一场单纯的“看谁更快”的竞赛?

  对此,李楠表示,超级计算机可以帮助众多领域的科学家更好地理解自然世界、发现科学规律,从而推动科技进步,涉及的领域包括生物医学、气候预测、地球物理勘测和材料科学等。尤其在国防领域,目前美国已基本停止了核武器试验,而改在超级计算机上进行模拟试验。因此,超级计算机对于国防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卢宇彤告诉记者,“天河一号”在天津超算中心投入使用后,已经有几十家用户排队预约。中石油有项运算任务,在以前的超级计算机上,需要3个月才能算完,在“天河一号”上只跑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完成了。

  不过,即使是目前“天河一号”的运算速度,也不能完全满足目前的科研需要,胡庆丰说,“估计当计算速度达到百亿亿次时,才能满足需求。但到了那时,也许科学上又会出现新的更复杂的问题,对超级计算速度提出更高要求。不过我们也树立了新的目标,要向亿亿次发起冲击。”  ★

施一公,2010年12月3日摄于清华大学。施一公,2010年12月3日摄于清华大学。

  “人活着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让自己内心最深处得到安宁与满足。中国还有很多东西亟待改进,我今年43岁,正可以全力以赴地做些事,这种成就感对我来说很重要。”

  施一公,43岁,结构生物学家。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2007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08年2月至今,受聘清华大学教授。2009年,入选第一批“千人计划”。2009年9月28日起,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获2010年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学奖。

  作为中国实施“千人计划”引进的第一批海外高端人才,施一公有资格也有能力站在国际水准的高度对中国的科研体制提出批评。他和饶毅今年联名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短文,以直率之辞呼吁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施一公:经得起推敲的理想主义者

  “我们在《科学》上写这篇文章的唯一出发点就是希望中国科技界居安思危,改进体制和机制。”施一公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从“挟洋自重”之类的角度去揣度他们

  本刊记者/钱炜

  一面在《科学》杂志上公开指出中国科研体制的弊病,一面在这些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连续发表有分量的学术论文????

  当镁光灯聚焦到施一公身上时,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位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并不像一些“学术明星”那样光说不练,他在为公共事务鼓与呼的同时,从未停下手中的科研工作。

  “我很高兴成为科学界有争议的人物”

  今年将施一公推上了风口浪尖的,是《科学》上那篇只有676个英文单词的短文。这篇题为《China's Research Culture》(中国的科研文化)的文章,由他和北大教授饶毅联名发表。

  此举并非出于书生意气或沽名钓誉。就在文章发表的当天,9月3日,他还与饶毅、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陈十一等人一起,在科学网的组织下召集了30多位科技界专家学者开一个小范围的研讨会,讨论人才引进的问题。这个会议还特意邀请了相关政府部门的官员参加,希望他们能将意见和建议带回去。

  施一公和饶毅发表在《科学》上的文章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和研究起到应有的强大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

  有人质疑文章里为什么只谈缺点,避而不谈中国已经取得的科技成就。对此,施一公解释说,这是受篇幅所限,文章只允许写这么长,不可能面面俱到。

  作为中国实施“千人计划”引进的第一批海外高端人才,施一公在2008年正式辞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席职位回到清华时,就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此后,他并没有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由于在不同场合对中国的科研体制提出意见和建议,他的名字常见于各大媒体,名气也更响亮。

  这一趋势在此次事件后达到了顶点。他和饶毅的联名文章刊登后,立即被国内各大媒体转载,在科技界也掀起波澜。网上民调显示:95%以上的网民认为科技体制亟待改革。“我收到了几十、上百个电话、短信和邮件,从大学校长到普通研究员,甚至还有在沙漠里勘探石油的地质人员,他们都支持我们的观点。”

  尽管如此,施一公和饶毅还是承受到来自某些方面的压力。有人指责他们“挟洋自重”,也有人说他们“自私、要夺权”。对此,施一公表示,“我回国近三年,亲眼目睹、经历了科技界的众多于科技创新不利的潜规则,从心里深处感到焦急。我们写这篇文章的唯一出发点就是希望中国科技界居安思危,改进体制和机制。”他表示,很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从“挟洋自重”之类的角度去揣度他们。

  当大家都在担心施一公会不会因此而“倒霉”时,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意料。他接到了相关部委的多次邀请,请他为科技界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咨询或论证,“这令我挺感激的”。尤其在10月3日,科技部部长万钢邀请了包括他在内的一批科学界人士,就科研体制问题举行座谈,“会上气氛很热烈、融洽”。

  然而,其后的11月8日,科技部突然向媒体发表了一份正式回应,称此文“与事实不符”,并指施、饶二人“承担了我国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的科研项目,国家通过多个渠道对他们在科研经费和条件保障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我和饶毅不会再对此事做公开回应。”施一公强调说,他们的本意特别不希望将矛头指向某一个政府部门,因为这是整个科研大环境的问题,不单单是哪一个部委或官员的问题。

  “我很高兴成为国内科学界‘有争议’的人物。以我个人受些委屈,来唤起更多人对这件事的关注,是值得的。”施一公如是说。

  “科研本身就是不断纠错的过程”

  尽管回国后施一公把相当一部分时间花在科学界的公共事务上,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科研。

  即使在最忙的时候,施一公也保证用60%的时间来“泡实验室”。按照他的说法,“每天早晨六点就起了,晚上先回趟家,赶在孩子们睡觉前给他们讲故事,然后再回实验室。每天的睡眠不到6小时。”

  超负荷的运转,给施一公带来了学术上的丰收。2009年,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科学》上发表了首个对转运蛋白晶体结构的研究。但此后不久,美国布兰戴斯大学Christopher Miller的实验室用更高的分辨率解析出了同一个类似蛋白的晶体结构,其结果与施一公小组的有所不同。于是,网上有人就此对施一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质疑。事情甚至惊动了国内科技界的一些著名专家。

  今年1月底,施一公小组再次在《自然》上发表论文,进一步阐述了该转运蛋白的底物识别和转运机理,并纠正了之前他们自身以及美国研究小组的偏差。

  说及此事,施一公有些哭笑不得,“之前由于我们的分辨率偏低,数据质量有限,所以在允许出错的范围内,出现了一些偏差。而美国那个研究小组尽管用了比我们更高的分辨率,也还是照样出错。再者,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纠正过去错误的过程,这与学术造假有本质不同。越是前沿的创新研究,越容易出现偏差。这种学术争论恰恰是科学发展最重要的原动力。但一些外行不懂,就拿来炒作,这是中国现阶段发展的一个怪现象。”

  由于施一公领导的研究组在膜蛋白结构与功能以及生物大分子研究中连续取得重大进展,今年11月1日,在第12届科协年会上,他与另外两名科学家一道被授予“求是杰出科学家奖”。

  “让自己内心最深处得到安宁与满足”

  今年“两会”开幕前,在总理与教育界的座谈会上,施一公作了17分钟的发言。“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如果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全方位成为世界强国。而目前国内大学和国外大学的一个显著差别是:国外的行政是服务于学术的,教授发言权很大;但在国内,行政对学术的控制太多。”

  在施一公的建言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高校自主权下放”这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终这两句话出现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人才培养是施一公的一大夙愿。他早在回国时就说过,回来最想做的事,就是教书育人。他的这个院长也当得与别人不大一样——只负责人才引进与人事制度改革,别的统统不管。

  “过去三年,我参与面试了80多位申请者,最后有40多位海归全职回来建立他们的独立实验室。这些人的到来,改变了我们的学科布局,增强了清华在这一领域的实力。同时,与国际接轨,实行终身教职制度。”对此,施一公解释说,具体的操作办法是等这些人员回国满6年之后,将他们的工作成绩交由国外的同行专家评议,以避免国内的潜规则,如果通过,即获得终身教职。

  而最令施一公感到欣慰的,是他所带的实验室培育了一批优秀的博士生。他们将成为今后国际结构生物学界的中流砥柱。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不是教学生们怎样在《科学》杂志上发文章,而是教他们怎样做研究课题,这是一个方法论的培养。”

  回国三年来,尽管有所成就,但其中艰辛,言谈间施一公也有流露。于是记者不禁问:“您在回国前,难道不知道国内的情况么?”

  “当然知道!”他回答得很干脆,“但人活着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让自己内心最深处得到安宁与满足。中国还有很多东西亟待改进,从科技体制到大学建设,各方面与美国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我今年43岁,正可以全力以赴地做些事,这种成就感对我来说很重要。”  ★

杨功焕,2010 年11 月30 日摄于北京杨功焕,2010 年11 月30 日摄于北京

  “我不希望控烟成为形式主义的工作,说得更刻薄一些,别作秀。”

  杨功焕,63岁,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专家。现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主任、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1987年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习,1990年回国以后担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监测室主任,负责建立和运转全国疾病监测系统。

  举十几年之力,杨功焕牵头建立了一个覆盖全中国的疾病监测网,所搜集的关键数据以及开展的相关研究成为中国烟草死亡归因的最有效证据。她始终站在控烟战斗的第一线,不仅与庞大的利益部门讨价还价,还要与人类的自制力较劲。在这场尚未结束的战争中,她的身影尽管孤独,却无畏而光荣。

  杨功焕:清醒的唐·吉诃德

  她手中掌握烟草导致死亡归因的翔实数据和研究报告,这是一把利器。而如何以巧劲儿用好这把刀,她依然在苦苦思索

  本刊记者/王家敏

  在中国,“控烟”看似一张不痛不痒的宣传海报。

  这令杨功焕感到尴尬。她是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控烟奖得主,也担任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主任、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的职位。

  中国在2003年签订《全球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之后,人们才更多地关注到她。然而,到了今年,承诺期已到,而中国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履约,于是,这位控烟斗士被称为“唐 。吉诃德”——无畏、执著,却又孤独、悲情。

  在记者面前,这位63岁的女士举止从容缓慢,笑起来还有酒窝。她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个疯狂而孤独的骑士。她说自己清醒着,还有志同道合的兄弟。她语气柔和,却又斩钉截铁:“吸烟一定会带来健康危害。”

  “吸烟有害健康”,已是众所周知,但对于杨功焕这并非只是随口而出的陈词滥调。在参与控烟之前,她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工作了10年,负责中国疾病监测系统的组织与运作。

  她手中掌握烟草导致死亡归因的翔实数据和研究报告,这是一把利器。

  “四面楚歌”

  用杨功焕的话说,她不是官员,也不是御用学者,烟草公司也把她列进了黑名单。总之,就是“四面楚歌”。

  她一直战斗在控烟运动的第一线。1999年,杨功焕在世界卫生组织无烟行动倡导组织(TFI)任职,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准备流行病研究及法律文本。2001年,中国作为谈判成员国参加公约的讨论,杨功焕被聘为卫生部专家参与其中。

  但随着中国烟草专卖局的介入,她发现自己并非“主流”。

  在公约的筹备工作会议上,烟草局就表现出“反对倾向”。他们在公约文本上,试图减轻烟草危害的措辞。比如将吸烟“极具破坏力的影响”改为“有害影响”。

  “控烟并不会在短期内对烟草工业造成影响,”杨功焕认为,但烟草对公共卫生的影响会更快到来。如果一国政府当年的烟草税是若干亿美元,那么20年后,这个政府将不得不用当年所征收的烟草税的2.8倍来支付吸烟带来的健康危害。

  在2008年11月南非德班的国际控烟大会上,中国得了一个“脏烟灰缸奖”。

  中国控烟的主导部门,曾是卫生部、发改委经贸司等。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导中国履行控烟公约,却又管理国家烟草专卖局。

  冲破利益的盘根错节,杨功焕显得无能为力,“如果不改变执行部门,控烟就是一纸空文。”

  有些时候,她甚至感到,除了这个庞大国家的烟草利益部门之外,自己身边的战友也是“敌人”。

  基层卫生人员跟她说,控烟谁不会,“无烟医院”我们搞了好多年。在杨功焕看来,医院准备了 “禁止吸烟”的铜牌,贴在墙上,年复一年,迎接检查。

  “从疾控的角度,这些工作的结果是无效的。”杨功焕说,过去创建的“无烟医院”,有领导小组,有控烟标识,有数据库,就是没有“没人吸烟、没烟头、没烟味”。

  “死亡地图”

  数据,是杨功焕最为忠实的战友。她也用科学的依据,打出了感情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2009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就这样开篇,“中国吸烟者超过3亿,每年死于烟草相关疾病者超过100万,大约每分钟2人死亡。当你用15分钟读完这本报告,意味着又有30个因患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永远离开了人世。

  “100万是个宣传数字?”记者问。

  “不,这来自流行病学的科学调查。我们把不确定性放到最小,这个数值,甚至低估了。”

  在发展中国家,最为缺少的是客观准确的数据,公共卫生领域也不例外。传染病、慢性病对人群的危害究竟有多大?中国不同地区的人群处在疾病模式转变的哪一阶段?

  这些公共卫生的基本信息,是对未来几十年疾病发生及流行模式进行预测的关键性依据。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疾病监测网,就是杨功焕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十数年的主要工作。

  监测网络把全国农村地区分为四类,分别设点。前四年里,杨功焕跑遍了各省,每个省她至少要去一两个监测点。这些监测点按照科学抽样方法,搜集了中国3000多个县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监测数据。

  至2000年,监测网络1000多名工作人员共搜集了60万例死因报告。杨功焕带领课题组对这些数据进行反复校正,根据每种疾病的死亡率和变化趋势,按照严重程度划为6档,以不同的颜色清晰地标记在每张地图上。

  这就是中国“死亡地图”,客观而系统地回顾了过去50年(重点是近10年)来中国人群不同死因的流行水平、变化趋势和分布特点,勾画了中国人群的行为危险因素的地区分布。

  中国烟草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流行。基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调查结果,烟草流行20~30年后对健康的影响将达到高峰。

  杨功焕决定尽早搜集数据。1994年,她依托疾病监测系统建立了25万人的队列,进行吸烟与健康的研究。该队列已经维持了16年。前期5年的观察结果证明了在20世纪末烟草使用导致了12%的超额死亡。由此推论出中国到2000年,每年有100万人死亡归因于烟草使用;2025年,这个数字将扩大为200万人;到2050年,会上升为300万人,并且有1/2的死亡发生在35~64岁之间。

  这些数据和研究成为中国烟草导致死亡归因的最有效证据。

  未竞之业

  带着这些数据与研究成果,杨功焕自然理直气壮。但她也承认,从公众的角度,这些努力还是一场“秀”,报告止步于报告,一些严苛的行政控烟手段也让众多烟民多感不适。

  于是,杨功焕还要和人类的自制力讨价还价。

  说起来很简单,一个人应该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每个人也应该尊重并保护他人拥有健康的权利。不过,人们很难为20年后才发生的危害而限制目前的行为。

  杨功焕当然明白其中的道理,人们不可能都是流行病学专家,明白其中的利害。吸烟的危害不像是甲流,明天就有症状。吸烟也并不一定会导致肺癌等疾病,这就像饮酒驾车,危险系数增高,但不一定会出事故。

  “我们研究的结果,应该得到专家体系和政府的认同,最终由政府发布给公众。”她说,无论如何,我们的最终目标还是建立政府控烟的公信力。政府需要向市场和社会设计健康生活的观念,发布有关烟草客观、科学、公正的知识,定期发布烟草的行业和消费报告。只有让人们自由选择烟草、或者摒弃烟草,控烟效果才能更为稳固。

  在美国,这场“控烟战争”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研究,1964年,美国卫生部发布“外科总结报告”,美国政府也认同这个结果。1967年,“吸烟与健康大会”激起了以美国为首的戒烟浪潮。

  在戒烟浪潮中,公众不清楚烟草消费和接触烟草烟雾造成的健康后果、成瘾性和致命威胁,而带有“警示图形”加文字警告的烟草包装是一种最具有成本效益的手段。

  杨功焕认为,中国每年生产大约1千亿盒卷烟,如果在烟盒上都印上健康警示标识,将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控烟健康宣传。但在目前,中国烟盒的精美包装仍在延续,而参与控烟工作的政府专家,也改由烟草部门的人员担任。

  杨功焕转而“押宝”在知识界,希望顺应整个中国的经济政策,以发展绿色工业为目标进行控烟。她组织了数十位公共卫生领域专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等,准备在2011年1月发布2010年度控烟报告。

  “中国社会还不太具备对科学信息辨别和信服的习惯。我们以专家组名义发布报告,具有独立学术的价值,希望得到公众的认可。” 她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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