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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公共利益守望者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23日15:42  中国新闻周刊

  2010·公共利益守望者

于建嵘,2010年12月3日摄于北京大学。于建嵘,2010年12月3日摄于北京大学。

  获奖理由★2010年,于建嵘到处演讲,大声疾呼,致力在体制内寻找弥补社会裂痕的方法。他与万载县委书记在拆迁问题上的交锋,引发社会巨大反响,显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

  人物简介:于建嵘,48岁,湖南衡阳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等书;近年来在网络上撰写了大量关注民生的热点文章,影响广泛。

  言论:只要评价我的时候说“他,于建嵘,讲了人话”,我就满足了。

  于建嵘:“最焦虑”的2010

  只要评价我的时候说“他,于建嵘,讲了人话”,我就满足了

  本刊记者/赵杰

  2010年年末,于建嵘怒了,一怒而走红网络。

  “看到到处这么拆,心里很着急。”12月3日傍晚,在连续三次在饭桌上“拍案而起”之后,48岁的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眉头锁紧,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自己这一年“火气很大”,因为遭遇了人生当中“最焦虑”“最辛苦”的事情却“常感无奈”。

  “最痛心”之事

  直接把于建嵘怒火点燃的是江西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他在餐桌上指责受邀前来讲座的于建嵘,原因是当天(11月1日)后者在县委七百余人课堂上号召不要强拆老百姓房子。殊不知早已为强拆事件心急如焚的于建嵘“不识抬举”,愤然离席,并用手指急扣,通过手机发出了一条引发轩然大波的微博。

  该微博仅140字:“昨晚深夜赶到万载县,今天给七百多人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刚才吃饭,县委书记言称,为了发展,就得拆。我怒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就是确保个人权利。他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我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

  事隔一月,于建嵘坚持认为自己当时做得对,“放在今天发生此类事情,我依然会和他这样交锋”。在于建嵘看来,这是捍卫公民基本权利的斗争,并非一时冲动针对陈晓平个人。

  于建嵘说,让他生气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一种行为——明明知道做了错事还要理直气壮地强拆老百姓住房。

  今年3月份,他的心被一位跪地不起的老农深深触动了,埋下了11月发怒的导火索。

  一天凌晨,天尚未放亮,于建嵘的家门就被敲开。敲门者是一位老农民,进来就跪下,哭诉自家房子要被拆掉了,希望于建嵘能帮他一把,否则一家人将身无居所。

  “他就那样跪在我家里,我心里特别特别难过。”于建嵘说,这个老农的房子是祖祖辈辈住下来的,并不是违章建筑。“如果一个农民天天只想着保护自己的房子,那是件多么悲哀的事情!”

  30年多年前,在于建嵘6岁到13岁整整七年里,由于没有户口、因租不到房被母亲带着到处流浪,“全部的家当就是一个锅、两床被子,母亲用一个平板车一拉就走。”

  为了一位老农不再拉起平板车背井离乡地流浪,这件2010年“印象最深刻、最痛心的事件”让于建嵘踏上了为反对强拆鼓与呼的道路。

  “最焦虑”之年

  身材不高的于建嵘走路很快,一提起拆迁话题很容易就激动起来。他不住向记者重复一句话:“今年是我最感焦虑的一年。”

  这一年,除了那位到家里长跪不起的老农,中国大地上发生过多起恶性拆迁事件。“今年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农村的大拆。”七年前曾获得“为了公共利益诤言奖”的于建嵘说,他并不反对因发展需要依法进行的合理拆迁,但是坚决反对践踏老百姓基本生存权利的强行拆迁。

  其实,强拆问题存在已久,围绕该问题在去年岁尾已经有了著名的北大法学院五学者公开上书,要求修改拆迁条例,也曾一度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关注。

  “他们当时讲的是城市拆迁问题,但是今年触到了这个社会最低的底线,就是农民的基本生存底线。”于建嵘认为,当持有公权力的一方为着短期利益要践踏老百姓、尤其是除了房子没有生活保障的农民的生存权利的时候,“必须有人站出来讲,一定要去呼吁”。

  不但一个人讲,于建嵘还呼吁知识分子一起讲,“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大家都要出来讲,否则将来真的是要有祸了。”身为国家社科基金关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土地问题的调研专家,他认为当社会现实与基本理念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有责任讲出来。否则将愧对历史。这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是严重的失职。

  针对时下拆迁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于建嵘认为,首先需要呼吁的是推进制度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法治建设,“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司法如何承担起公平公正的重担”。

  但是,利益立场不同的人并不会因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言论而达成理解,这种现实也加剧了于建嵘的焦虑。回顾这一年,他的语调从高亢走向低沉,“实际上今年是我最焦虑的一年,也是收效不大的一年。参与推动的一些地方政改也都失败了。现在又天天吵架,心里特别焦虑。”

  不做道德典范

  10月8号下午北京市东城区党校讲课;

  10号上午江西公安厅,下午南昌公安局;

  11号—14号清华、人大、北大、清华;

  15号山西编办;

  19号厦门大学;

  20号广西编办;

  22号杭州市委党校;

  23号山东大讲堂;

  25号浦东干部学院

  ……

  以上是于建嵘给《中国新闻周刊》出示的今年10月份讲课表,“除了长假和一天休息,其他每天都在到处讲。”

  于建嵘坦言,他有时“真的不想去讲了”,但是,“我想了一下,自己没有别的本事”。于是,只有硬着头皮讲,希望让更多的地方官员和相关主管单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推进解决问题而不是与老百姓对抗。

  为此,他三个月前刚刚出版了《抗争性政治》一书。在书中他认为,当今,国家和社会之间依然没有明确的边界划分,“导致国家不断侵入社会领域,‘合法’掠夺社会拥有的正当利益”,从而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

  他著此书的目的,就是试图划定涉及冲突的各个因素的清晰边界,从而使得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社会冲突。

  不停讲的结果,收获很多正面反馈,有些人在现场就哭了,也有些人在课后找到于建嵘进一步探讨。

  但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于建嵘也很清楚,自己所讲的其实很多地方执政者都心知肚明,这也成为他最辛苦之余备感无奈之处。有些人夸赞讲得好,但私下里找到他说:于老师,我们没有办法。

  类似经历也让于建嵘“感觉很没有办法”,但是,他用“即便如此,我还是要一直讲下去”的话语来告诉记者自己并不悲观。

  对于自称“最辛苦”的于建嵘,围观者也不是个个买他的账,一些人用“作秀”“为出名”之类的词语评论他。

  “有人追问我的动机,我说没有为什么,我要出名,做梦都为了出名。”于建嵘反问,“我出名有错吗?”

  于建嵘认为,目前就是要把问题放在道德的最低点来讲。“我脾气不好,没有崇高的道德,我承认。但是大家应面对自己的问题或错误,才是正确的态度”。

  同时,于建嵘有些遗憾地说,由于到处讲课,他这一年疏于学术研究,“有点不安分”。但是,在静态的理论研究和动态的奔走之间,他还是选择了后者,甚至称“我在想明年是不是开着车到处去揭露”。

  “但是估计无法实现。”于建嵘说完,自我解嘲地哈哈大笑。

  不管怎样,无意于树立道德典范的于建嵘,用他的“火爆”脾气在虎年之尾彰显了自己的活力。他说他要寻找填补社会裂痕的办法和合力;他说这一年如果别人评价他的时候说“他,于建嵘,讲了人话”,他就满足了;他说他不考虑有权者、有闲者和社会舆论对他的评价,“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

潘家华潘家华

  提名理由★当气候讨论越来越与百姓生活相关,当气候谈判越来越政治化,潘家华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频频出招,为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争取碳公平发挥了积极作用。他的言论和姿态,不仅代表着学者的智慧与良心,更代表着中国的妥协与坚持。

  人物简介:潘家华,1957年出生,湖北枝江人,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代表处高级项目官员、能源与环境顾问,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社会经济评估工作组高级经济学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言论:“碳排放就是生存权的体现,争取碳排放的基本需求,就是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权。”

  潘家华:“碳”性人生

  在今年10月“基础四国”第五次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上,德国、日本、印度明确表示支持潘家华所提出的“碳预算”思路框架。这被潘家华列为本年度最高兴的事情之一

  本刊记者/刘子倩

  2010年2月23日晚,潘家华出现在了《新闻联播》中:坐在薄熙来旁的他侃侃而谈,对面的胡锦涛总书记不时低头记录。这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中,潘家华向大家讲解有关实现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问题。

  10个月后,埋在资料堆中的潘家华不停地接着各种电话,几乎都与“碳”有关。这位中国气候变化领域的顶级专家最终不得不关机,才使采访进行下去。

  不少电话冲着坎昆而来。与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舌战群儒不同,潘家华因时间关系并未出席在墨西哥小城坎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会议。但在今年10月,他出席了在天津举行的“基础四国”第五次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并主持了“碳预算方案与碳公平”边会。国际普遍认为,在哥本哈根会议没有对2010年的谈判作出安排,导致气候谈判比较被动的情况下,天津谈判为坎昆会议的成功举办创造了良好条件。

  为发展中国家发言

  作为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53岁的潘家华长期从事环境和气候变化研究。2008年,在波兹南气候变化会议中,潘家华第一次向世界介绍了基于“碳公平”原则的构建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碳预算”方案。外交部曾做过一个统计,大会期间国际主流媒体上出现次数最多的中国人名字便是潘家华。

  根据该方案,1900~2050年间全球碳预算大约为年人均2.33吨,排放量超出预算的发达国家,以支付转移和累进碳税等方式交换发展中国家排放额度的盈余。同时,方案中提出的保障基本生存需求、累进碳税、存量流量等重要元素对打破国际气候谈判僵局,建立公平合理秩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前,国际上已经提出了许多方案,但多数提出者为发达国家学者,难以兼顾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未从根本上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根本利益。

  其实,潘家华在国外的名气比在国内大得多。他曾任联合国能源与环境顾问,并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任职,当年他曾提出:碳的排放权中的基本需求属于人权,不可转让。一经提出,迅速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美国州长议员组成的访华团曾点名要见潘家华,请其介绍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情况。

  作为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和数次谈判的中方成员,潘家华在国际上奔走疾呼,介绍解决方案,解释中国政策立场。中国社科院规定,所长一年中出国时间不能超过30天,但潘家华是唯一特例,一年有三个月的时间都在国外。

  若干年前,潘家华就开始为争取中国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作努力。2001年,他婉拒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工作组留任他为资深经济学家的邀请,谢绝数家外资机构的百万年薪毅然回国。

  一年之后,在潘家华的努力下,首个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注册的中国学术研究性NGO组织成立,并前后四次参与缔约方会议,推出研究成果,宣传中国低碳政策和行动。

  这位剑桥大学环境经济学博士深知,若不进入发达国家的话语体系,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即便再合情合理,也很难令西方接受。在他看来,唯一的办法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在一次“碳的捕获与埋存”的国际会议上,发达国家明确提出,此项目技术成熟,经济上可行,并要求把其写入最终的协议文本中,而发展中国家均表示反对。到潘家华发言时,他让与会代表翻开此项目的评估报告,逐字逐句念道:这个技术还在研发之中,存在着成本高和不确定的风险。还未读完,全场鼓掌四起。

  熟悉潘家华的人都知道,他口才极佳,语速甚快,采访过他的记者均感叹,他的话“信息量大”,而他那口略带荆鄂音调的英语也颇有气场。在与他相识多年的美国环保协会中国项目负责人张建宇眼中,这位温文尔雅的学者即便争论问题也饱含激情。

  潘家华在国际会议上总喜欢用西方经济学中的福利分析举例:当人饥饿时第一个面包的福利最大,随后逐个递减,尽管面包的价格一样,但后面的面包就没有价值。美国人均碳的排放量为20吨,目前已处于“吃饱”阶段,而发展中国家连生存问题都没解决。“印度人均是1.3吨碳,如果每个国家排标准都减排一吨的话,印度只剩下0.3吨,还怎么生存呢?”潘家华想要以此证明,发达国家在碳排放上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但事实上,在潘家华看来,“碳预算方案”也并不是一个特别优惠中国的方案。中国近些年经济快速发展,目前人均年碳预算已经超过了2.33吨的平均水平,今后可能进一步增加。但据估算,中国历史和未来的碳预算几乎刚好平衡,既没有多余的出让给发达国家,又不需要向其他国家购买额度。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松口气。站在未来的角度,中国依然必须倡导低碳经济,否则碳预算肯定不够。潘家华的建议很简单:节流——从生产上降低能耗,提高能源效率;开源——大力开发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零碳能源;还有,最重要是从消费着手,不能引导高浪费的消费方式。

  潘家华痛恨广告里动辄号称“尊贵”“奢华”。他说:“中国人要有全球意识、环境意识、气候意识,如果大家都奢侈浪费的话,再来五个地球也不够用啊!”

  潘家华总结说,他的“碳预算方案”是基于两个公理——人的基本需求有限而欲望无限,这就要求满足基本需求而遏制奢侈浪费;地球资源的刚性约束又决定了人的基本需求要用社会正义的方式解决,而奢侈浪费则要用市场化的手段进行调节。

  低碳之路应“高歌”却不“猛进”

  “他在国际交流和政府关系方面能力强。思想活跃,还有几分书生气。虽然不穷,但依然比较简朴。”正在坎昆参加会议的人大教授邹骥如此评论老友。

  但工作已改变了他的生活。潘家华的爱好从爬山到游泳,最后被迫改为散步。如今连散步的空闲也没有了,晚睡早起的作息表使他要靠浓茶提神。潘家华说,现在很少有时间锻炼,全靠年轻时打下的好底子。

  鲜有人知潘家华是行伍出身。他曾是名身体素质过硬的武警战士,多项军事训练名列第一。年过半百之时,潘家华在布鲁塞尔参加中美欧三边论坛时,他的存有敏感数据的笔记本电脑被抢,他竟狂追不舍,硬生生地从歹徒手中夺了回来。

  潘家华由武警战士变成气候谈判专家的30年中,中国也经历了30年的高碳发展。之后,“低碳经济”一夜间成了人人皆知的流行词汇。但低碳经济学家潘家华却没有高兴起来。他正在从一个理论研究者,向解释者和批判者转变,试图改变人们对低碳的误解,批判“伪低碳”行为。

  比如,为完成节能减排指标,河北安平县规定,从9月3日起,企事业单位、公共设施及普通百姓,每隔两天停电22小时。潘家华连用三个“荒谬”批评此政策。他分析说,断电降低了社会福利;一些不能断电的医院、企业只能购买发电机发电,发电机的发电效率远远低于电网的发电效率,造成了资源浪费;最重要是,简单限电对于节能减排提高能效的目标没有任何帮助。

  他还认为,利用财政对电动汽车进行补贴的政策也属“荒谬”。“纳税人的钱,为什么要补贴消费者?”在潘家华看来,电动车是一个尚处于研发阶段的新经济产品,国家其实更应该将补贴直接投入到研发部门,而不是简单地用补贴政策将产品推向市场。

  “中国的低碳之路目前可以‘高歌’,但绝不能‘猛进’”。潘家华解释说,低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要警惕西方发达国家设下气候问题陷阱,中国只能通过发展来达到低碳化。

  普通人往往很难理解诸如气候谈判及碳排放权的意义。潘家华的解释很直白:碳排放就是生存权的体现,争取碳排放的基本需求,就是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权。

  潘家华和他的研究团队的努力没有白费。“基础四国”第五次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上,德国、日本、印度明确表示支持潘家华所提出的“碳预算”思路框架。这被潘家华列为本年度最高兴的事情之一。另一件让他开心的事是,他面对面地说服了马尔代夫总统接受“碳预算”方案。

  但这位充满激情的学者仍担忧未来。按照现在的消费速度,我国的石油储量只能维持11年,煤炭也只够使用41年。在他看来,碳的总量降低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提高碳的生产力。“当一吨碳创造的价值从10000元变成12000元时,就说明碳的利用率提高了,这也是低碳。”潘家华说。  ★

王维平王维平

  提名理由★当垃圾焚烧成为城市中的敏感话题,引发反对派民众与政府发生冲突之际,“垃圾专家”兼人大代表王维平拿出了自己可行性报告,以“垃圾参政者”的姿态,试图参与决策,从而开启了从冲突走向对话的“破局之旅”。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发生民众与政府间的冲突并不罕见,中国真正缺少的就是这样以理性建立沟通的人。

  人物简介:王维平,61岁。北京市第十二、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兼职教授。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环境工程,作为评估专家对上海、重庆、北京等近百个工程项目的方案进行过评审。

  言论:“人民群众反对污染是对的,政府要倾听群众的意见。咱们观点不同没关系,但应该互相沟通。如果政府不出面把真实情况告诉群众,那政府有责任。只有沟通才有社会和谐。”

  王维平:沟通化解垃圾困局

  当民众反对派与政府的冲突发生后,面对谩骂,王维平坚持以理性来说服大家,最终搭建起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桥梁

  本刊记者/王婧

  有人骂他“王自焚”,有人给他寄子弹、带血的菜刀。在中国风起云涌的反垃圾焚烧运动中,已过花甲的“垃圾专家”王维平陆续收到这样的恐吓。

  他曾经想过要沉默以对,但最终,他走进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在节目现场,他看到有人拉着血书写的横幅——“反对焚烧”,甚至还有脏话。

  “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是人大代表,又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必须在这样的公开场合让老百姓知道真相,了解垃圾焚烧。”王维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搭建沟通桥梁

  在一片吵骂声中出场的王维平,发现自己被请上了PK台,对面坐的是“反烧派”的意见领袖和专家,台下坐的是打着横幅的“反烧派”群众。

  2009年9月,为了反对在社区附近3公里处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厂,100多名奥北社区的居民在东三环农业展览馆附近“散步”。共有7人因此被拘留。

  这一次,王维平和对他“恨之入骨”的“反烧派”在节目中相逢了。

  身材高大的王维平镇定自若,先给在座的嘉宾和观众提了三个问题:

  “第一,在座的有没有不排垃圾的?如果有,请举手。”演播室一片嘘声,没有人举手。

  “第二,谁住过垃圾场,请举手。”还是没有人举手,演播室渐渐安静下来。

  “第三,谁去过焚烧场?”依然没有人举手。

  在“反烧派”眼中“臭名昭著”的王维平,却是一位真正住在垃圾场里调研的垃圾专家。在垃圾堆里摸爬滚打十多年,为调研垃圾问题装成乞丐混入“丐帮”,捡垃圾,吃苍蝇饭……他甚至要求博士生也要住在垃圾场。他最终成为了“丐帮”的精神领袖,并由此成为中国对垃圾回收及相关产业链进行调研的第一人。

  “我不是主烧派,我主张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王维平说。正是这句话,让奥北社区的“反烧派”意见领袖“驴屎蛋儿”决定和这位专家加强沟通。

  王维平告诉大家,“垃圾焚烧历经百年,已经是相当成熟稳定的工业化技术,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垃圾处理的主流技术就是焚烧。而垃圾焚烧场的核心技术正是烟气净化,它的净化标准比燃煤炉的烟气净化技术都成熟,排烟标准比其他燃炉要苛刻得多。”

  他甚至提出,政府应该带领大家去垃圾焚烧厂参观,“人民群众反对污染是对的,政府要倾听群众的意见。咱们观点不同没关系,但应该互相沟通。如果政府不出面把真实情况告诉群众,那政府有责任。”王维平说,“只有沟通才有社会和谐。”

  节目录制后,王维平向在场的人群公开了自己的联系方式,表示愿意和大家沟通,随时回答大家的提问。

  一场连主持人都担心失控的节目在沟通中和平结束了。

  事后,王维平的办公室就成了“驴屎蛋儿”等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因为找的人多了,在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只要有人打听王维平的办公室,门卫不用查便脱口而出:“东楼211”。

  办公室只有10余平方米,却放了一张约2米长的三人沙发和两张单人沙发,墙上挂着北京市的垃圾处理场分布图。

  “垃圾问题是关系民生的公益性事业”,王维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需要政府、企业、公民三方面共同努力,不是对抗,不是指责,不是示威游行。”

  他说,“我的身份最合适,我是民主党派,不是官,是这行‘不能动摇’的专家。我是市人大代表、也是61岁的老人了,如果不是因为市政府参事身份就退休了,我早已没有升迁机会。他们会信任我。”

  政府方面也表现出了善意。2010年2月,王维平带领着7人考察团前往日本考察垃圾焚烧。除了北京市市容市政管理委员会的官员、专家和两位记者之外,还有了反对派意见领袖——市民代表“驴屎蛋儿”。

  “比三甲医院还干净。”这是“驴屎蛋儿”对日本垃圾焚烧厂的评价,“如果中国的垃圾焚烧厂能做得像日本现在这样,我也愿意住在它的隔壁。”

  冲突就这样走向了对话。

  搞垃圾搞出了名

  如今,王维平和“驴屎蛋儿”,以及垃圾场附近的人都成了很好的朋友。知道王维平曾经拉二胡卖艺,“驴屎蛋儿”还特意送了王维平一把二胡。

  聊到兴致处,王维平从书柜里拿出这把精致的二胡,颇为专业地拉了一段G小调。他捋捋花白的头发,说,“有点儿伤感吧?这音乐是表达——我们也曾有过美好的岁月。”

  与共和国同岁的王维平,因家境贫穷,吃过野菜、草根,为了谋生,年少时曾经拉二胡卖艺。后来,刻苦攻读8年,他成了一名传染病专科大夫,并陆续出版了5本著作。但在37岁那年,他突然转行了,要去研究垃圾。

  转行的原因是他发现怪病越来越多,参看国外资料后才知道,致病原因来自环境污染。

  王维平心里有笔账:当医生,一天看25个病人,一辈子不过看5万个病人,可是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环境污染这么严重,不从根本上诊治,看再多的病人也只能是“头痛医头”。于是,他决定研究垃圾处理。

  那是80年代中期,在中国庞大的科研队伍中,尚未有专门研究垃圾问题的专家,更没有垃圾研究所。王维平于是自费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环境应用专业学习。当时他给自己订了两个目标,一个是学习日本的特殊污水处理,一个是研究垃圾处理对策。毕业后,他放弃在日本俸禄优厚的职业,回到北京,在市环卫局继续从事垃圾研究。

  随着环保日益被重视,2000年,北京市环卫局被并入市政管委。作为北京环卫行业唯一的留学人员,王维平被调到固体废物部门从事研究。

  “我搞的研究对象就是垃圾,人家说这是下里巴人,可是,我搞垃圾也搞出名了,不过,我可不是坐在屋里抄出来的。”王维平常常以“下里巴人”来自嘲,又以没有关起门来做学问而自豪。

  在垃圾场摸爬滚打10余年后,王维平提出了“循环经济”,当年被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后来被写进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

  王维平一直在促进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在2008年的北京市人代会上,王维平对此领衔提交建议。

  2009年4月28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发文,各委办局、各区县都签了责任书,明确哪个部门负责净菜进城,谁来监管过度包装,都有了明确分工。

  从2010年4月中旬开始,北京把每周四定为“垃圾减量日”。11月18日,《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发布,这意味着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已经将垃圾管理提升到立法计划中。

  “垃圾对策真正实现了战略性转移——从末端处理垃圾到实现减量化、资源化——这是我们呼吁了15年,努力了15年的结果。”王维平自豪地说。

  努力似乎仍在继续生效。最近,又产生了一个让王维平很高兴的数据——从去年开始,北京市每天产生1.84万吨垃圾,在2010年11月,这一数字减少到了每天1.74万吨。“一天减少0.1万吨,这是北京史无前例的垃圾负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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