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海外

　　获奖理由★

　　魏可欣和同事们正在中国做的事，类似于中国成语“授人以渔”——给想发展的穷人提供必须的资金、培训和支持，让他们自己成全自己。这样的帮助才是最有价值的——它比给予单纯的金钱与物质更让人自尊自信自立。

　　人物简介：魏可欣(Casey Welson)生于美国加州的奥克兰，爱好跑步，珍惜身材，是有机食品忠实支持者。最喜欢的书是《伊甸之东》(East of Eden)，它讲述了华人Lee与美国家庭共处的故事。

　　2007年，她和另一位美国女孩孟康妮一起创立的“我开”组织，通过网站在线募集来自全球的不限数额善款，通过与中国本地的NGO组织合作发放和回收小额贷款。

　　从两个人开始，到现在拥有全球数千志愿者，4个国际分部和数百万捐款的正式机构，魏可欣用一天13小时的工作和无私赤诚的人格魅力，赢得了身边人的爱戴和支持。

　　言论：

　　“我认识的人中最勤劳最有企业家精神的，就是来寻求贷款的农村人，他们愿意把一切都用来投资小生意，想让家人生活得更好。他们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

　　魏可欣：授人以渔的美国女孩

　　“现在中国是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间点上，要么收入鸿沟越拉越大最终不可逆转，把数千万人永远抛弃在贫困中。”魏可欣认为，对最穷的中国人而言，第一要务不是施舍，而是给他们机会

　　本刊特约撰稿/何婧

　　2010年，比2009年变化很多。首先，“我开”小额信贷机构北京办公室的占地面积扩大了约6平方米。

　　在东四胡同的院子里，“我开”多了一间小长方形的会议室。2009年“我开”CEO魏可欣接受采访的时候，这里是房东堆放杂物的封闭库房，窗户上挂着破蛛网和枯叶碎片。现在这里装了暖气，自己用淡黄色油漆刷了墙壁，配备了些不同款的二手桌椅板凳，跟大办公室风格统一。大办公桌上的鱼缸里生活了一年的金鱼已下了小崽，原来院子里爬墙头的野猫，现在是油光水滑干干净净的家猫。

　　去年的这个时候，魏可欣说她希望2010年能够推出“我开”的中文网站、提高网站流量；而她现在在规划每年募款100万美元、帮助数十万人脱贫的目标。

　　一年的时间，“我开”的办公室多了两位网络技术工程师，可欣也有了自己的“幕僚长”和“新闻秘书”。

　　在办公室里侧的简易厨房，魏可欣会用小电器做饭，虽然其他人都不在办公室吃饭。

　　“她吃的非常简单。”“我开”中国区负责人张圣指着厨房台子上的几个塑料饭盒说，“就蒸米饭，白米，加上这种橘红色的有机大米，然后有的时候加点核桃，搁点盐，也没有菜。”

　　“这样比较健康，也不容易发胖。”可欣靠着厨房门，为自己辩护。

　　看不见的中国

　　魏可欣从22岁来北京到现在，4年过去中文已经非常老练，不仅能接受陈鲁豫的中文采访，还能跟操五湖四海方言的中国农民工交朋友。魏可欣最初到中国，是在清华参与一个发展研究项目，但她没成为北京CBD里那些拎公文包西装革履的外国白领，而是潜进了光鲜中国的里层，因为她的许多朋友是蜗居的农民工。

　　她去到内蒙古、四川、甘肃的田埂山坳里，寻找中国贫困线下想要改变命运的人们，联络世界各地愿意提供帮助的人。23岁的时候，魏可欣和在麦肯锡工作的美国女孩孟康妮两人，创建了针对边远农村贫困人口的“我开”小额贷款机构。

　　中国姑娘春苗并不知道自己在其中的作用。春苗遇到可欣的时候也是22岁。魏可欣当时刚到北京，每天都去租房附近的一个小饭馆解决吃饭问题，春苗是给可欣端菜的服务员，可欣会说中文，日子久了春苗跟她熟悉起来。

　　在那个小小的饭馆里，春苗就像“7-ELEVEN”便利店一样，一天工作16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不干服务员，她只能去工厂或者工地做体力活，不管去哪里做什么，春苗的工钱都不超过每月900元人民币。

　　“所以我决定要教会她英语，这样她就有可能去星级酒店或者星巴克这种地方工作，在职业选择上提高一个档次。”魏可欣回忆说，那时每天晚上都教春苗2小时英语。春苗非常好学，而且让可欣吃惊的是她很聪明，学得很快。可转折点毫无预兆地来了。

　　一天晚上，春苗在可欣对面坐下，对她说“我很喜欢跟你学英语，但家人催我赶快回老家结婚，这就是我的命，咱们都改变不了。你就像我在北京的大姐一样，但是你也只能为我做这么多了”。

　　坐在春苗对面的沙发里，可欣很受冲击，但她知道春苗说的是事实。可欣和春苗这两个同岁女孩的区别，在于她们降生的时候，一个生在中国四川农村，一个生在美国加州的奥克兰。可欣的父亲年轻时得到帮助从学徒奋斗成为企业家，而春苗的父母没有这样的机会。太多太多春苗这样迁移到城市却依然无法谋生的人，只能静悄悄地回到她们穷困的起点。

　　魏可欣对中国有很敏感的观察：“当我们想到中国的时候，我们想到一个不断膨胀的经济体，北京上海到处都是写字楼。可是还有我们看不见的另一个中国，在那里有超过一亿两千万像春苗这样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工，数量相当于美国人口的40%。”

　　魏可欣想如果能让这些人都有份小产业，有奋斗的起点，事情就会不同。

　　得道者，多助

　　如何能最好的减贫和促进发展，是魏可欣来中国时带着的问题。不同人和不同群体对此有各自的认识和模式，比如慈善已在而今中国成为一种时尚。但魏可欣认为慈善不是长久之计，还会助长懒惰消极。

　　“现在中国是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间点上，要么收入鸿沟越拉越大最终不可逆转，把数千万人永远抛弃在贫困中，要么是通过微型贷款等方式让最穷的农村经济发展起来，扭转这个趋势。”魏可欣说，对最穷的中国人而言，第一要务不是施舍，而是给他们机会。

　　在与地方NGO组织大量交谈和研究数据之后，魏可欣非常确信，“小额贷款这种可持续的援助模型，是我所知唯一靠得住的消除贫困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让从出生就弱势的人群获得再一次拉平差距的机会，对贫困人口基数巨大的中国尤其适用。”

　　而且小额信贷的迷人之处在于，哪怕只有一个人都可以做下去。魏可欣就从两个人开始，建立了现在拥有全球数千志愿者，4个地区分部和数百万捐款的机构，帮助了数百人开办了养殖种植的家庭小产业，借钱的农民还款率都在99.5%以上。

　　2009年下半年，“美国24岁姑娘发贷款扶贫”的故事吸引了几十家中美新闻媒体。2010年曝光率少了很多，但“我开”继续在做事。

　　除了发展更多的地方合作伙伴帮助发放回收贷款之外，魏可欣去很多地方演讲和宣传，不久前拿到了台湾一家基金会10万美元的支持。这笔钱使得魏可欣能聘请拿工资的全职人员打理网站、管理志愿者和策划宣传。

　　“我开”现在的技术总监，本·班森(Ben Benson)11岁开始编程，14岁就接美国政府委托的业务，超过20年的时间里不管是刚起步的小公司还是大银行、世界500强，他都曾经为他们提供过服务。魏可欣认为自己撞了大运，随机在网上贴的招聘广告，让本加入了团队，“他真是百万里挑一的天才”。

　　现在每一笔捐款流转于哪位贷款人，贷款人的生产状况都全透明地在“我开”网站上公布和实时更新，你可以看见自己一笔20美元的捐款和其他人的捐款加在一起，兑现成农妇抱回家的新猪仔。“我开”还有自己的博客、网络社区，经常上传工作视频。

　　更多的人了解和加入“我开”。主管人事常务工作的“幕僚长”迷晓兰(Julia Meek)原来在英国的NGO工作。她经常被邮件惊到，“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主动来帮助我们。”最近一次，一个北京律师发来邮件，表示愿意志愿服务，帮助“我开”处理在中国的法律事宜。

　　“我开”有名义上的董事会，由魏可欣的家族靠人脉请到。可欣每次回美国，都与董事们见面。董事会测算“我开”的商业模型后认为，只要能够达到每年300万美元的筹款能力，“我开”就能实现资金循环、永续运作。

　　魏可欣非常骄傲地表示：“现在已经朝这个目标前进了五分之一。”

　　可欣在中国有自己的事业之后，每年回家四五次，回去有很多的会见和演讲日程。她很恋家也很爱父母，在家很喜欢做饭和陪母亲四处走，她还是家庭聚餐爱好者。周末的时候，一家人喜欢开很久的车去一个能够俯瞰旧金山湾的餐馆吃饭，或者是去有机超市买蔬菜。

　　二十年后说

　　魏可欣反复说，她认识的人中最勤劳最有企业家精神的，就是来寻求贷款的农村人，“他们愿意把一切都用来投资小生意，想让家人生活得更好。他们这样做，需要很大的勇气。”

　　贷款人付亚军，总让魏可欣想到现已失去联系的春苗。

　　付亚军是个年轻妈妈，她过去跟春苗一样没有休息日地工作。她跟丈夫两人每天这样工作，才能让两个孩子有饭吃，他们不购物、不生病，因为承受不起。

　　几年前，夫妇两人在一个蘑菇种植场里打工，学会做蘑菇生意。夫妻俩攒了两年钱之后，自己搞了个小种植场。但是种植场很快遇到了规模瓶颈，扩大规模能显著提高收益，倘若发展得好，两个儿子将来有可能上得起大学。但关键是，他们手上没闲钱。付亚军幸运地听说了“我开”，贷了600美元(不足4000人民币)购买原材料。而这样实用的小数额贷款，银行懒得做，政府也做不来。

　　第一次贷款之后，付亚军的蘑菇养殖走上正轨。现在付亚军借了第二笔数额更大的贷款，来自全球的20位捐赠人一起提供了这笔贷款，魏可欣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在付亚军的计划中，用不了三五年她家的生活就能“完全变样”，孩子们未来能接受高等教育变成城市人。

　　魏可欣会说一句中国古语，“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2010年《时代》杂志影响力百人评选中，克林顿提名瓦伦丁·艾伯，这个桶状身材的美国中年男人在海地地震后，孤身跑去海地教当地人养鱼，还负责收购和分销，帮海地人获得收入。

　　魏可欣以为自己和同事在做的，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给想发展的人提供必须的资金、培训和支持，让他们自己成全自己。

　　魏可欣的蓝图不是一日之功，具有变革性的扶贫，要等到猪仔长大，蘑菇成熟。贷款人的后代能骄傲地说起父母如何改变命运的时候，才算是功德圆满。收获，需要5年，10年，甚至20年。

　　但变化说快也快，魏可欣相信时间，也相信中国变化的速度：“每次回美国几个星期之后回来，东四街上就会有两家餐馆要么新开张、要么关门或改了招牌。”

　　目前“我开”最大的问题，是作为海外机构还不能接受中国境内的人民币捐款。新年将至，在回答“如果可以实现三个愿望会想要什么”的时候，魏可欣说：

　　“第一，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合作的中国机构，让‘我开’能够吸收人民币捐款；第二，希望‘我开’覆盖全中国每一个省份，每年有超过100万捐款人(最好多数是大城市年轻人)参与，能帮助到数以十万计的人；至于第三……”她大笑说，“希望我头发永远不变灰，脸上永远不长皱纹！”  ★

　　获奖理由★因“公开课”而誉满全球的哈佛教授桑德尔，今年在中国学子中赢得千千万万的粉丝。他的“正义”课，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探讨道德和哲学问题产生了同样的渴望。

　　人物简介：迈克尔·桑德尔，美国哲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当代西方社群主义(共同体主义)最著名的理论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讲席教授”之一。

　　1975年，桑德尔从布兰迪斯大学毕业后，有机会去牛津大学读研究生。当时他以为，他只是用一个学期的时间来学习政治哲学，然后就会去当政治记者，但是政治哲学把他迷住了。桑德尔最终在牛津度过了四年时间，念完了博士学位。言论“我是在教‘大家已经知道的东西’。我要取得的教学效果，就是要把那些我们已经熟悉的、认为无可置疑的情境，变成陌生的东西来进行重新考察。”

　　“我的目标不是试图用什么理论去说服学生，而是把他们训练成有头脑的公民。这门课的名字叫做‘正义’，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的主题是公民意识。”

　　桑德尔：哲学教授的“全球教室”梦

　　一旦把一门在剧场里讲授的哲学课搬上网络和电视，一名哲学家就会迅速变身为明星。这正是桑德尔最近所经历的

　　本刊记者/ 安然(发自美国)

　　只用5分钟，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便从略显局促的办公室，走到壮观的纪念大堂。这座堪称哈佛“地标”的哥特式建筑矗立于校园之中，既有宗教式的神圣感，又有生活化的亲近感。桑德尔教授的“教室”，就设在位于其中的桑德斯剧场。这里，正是他讲授道德和政治哲学入门课——“正义”的绝佳场所。

　　桑德斯剧场跻身“美国最具历史性的剧场”之列。作为哈佛校园里最大的室内会场，它通常用于举办演讲、典礼、音乐会、节日庆祝等重要活动。全木质结构的剧场共有二层座席，阶梯状排列的座位环绕讲台，剧场内部宏伟庄重而不失温馨。

　　“这样的环境给教学平添了历史感和戏剧性。”桑德尔说，“环状排列的座位让课堂里的人彼此容易看得到，有一种个人之间的亲近感，同时也让我觉得自己不像是在作演讲。”

　　1980年桑德尔首开这门课的时候，学校只给他安排了一个能够容纳15人的小教室，但当年就吸引了100多名学生参加。其后，随着选课人数的迅速增多，“正义”课不断转移到更大的教室里，最后“不得不” 入驻“桑德斯剧场”。其时，这位年轻的教授也因为批评新自由主义哲学的代表性人物、同是哈佛教授的约翰·罗尔斯而蜚声学界。

　　桑德尔的课每两年开讲一次，多年来课堂规模一直保持在1000人左右，在哈佛大学的所有课程中它是最大的一个“班”。至今已有超过15000名学生选修过这门课，因而被认为是哈佛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课。

　　宽敞的讲台上，他语调柔缓地讲话，若有所思地踱步，就像是在自家的书房里。没有高亢的声音，没有花哨的手势。此时，桑德斯剧场变成了安静的教室，只有近千名学生集体敲击键盘的声音，如远方隐约传来的涛声，是对台上讲课者的款款回应。

　　这是2010年11月29日，感恩节假期后的第一堂课，也是桑德尔教授30年教学中一堂普通的“正义”课。

　　像苏格拉底一样讲哲学

　　“我是在教‘大家已经知道的东西’。”桑德尔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我要取得的教学效果，就是要把那些我们已经熟悉的、认为无可置疑的情境，变成陌生的东西来进行重新考察。”

　　“如果有轨电车刹车失灵，你会为了避免撞死轨道尽头五个正在施工的工人而变道，宁愿选择去撞死另一条轨道上的一个人吗？”

　　“如果有五个病人分别需要一种器官来做移植以挽救生命，医生为此去杀害一个健康的人，取出他的器官来，救活了那五个人，他的这种行为是道德的吗？”

　　“中国的医院门口有‘号贩子’，他们雇人连夜排队挂专家号，然后倒卖给愿意出高价的病人。他们的这种买卖行为是公平的吗？”

　　桑德尔的教学方法被认为是“苏格拉底式的”。不论是“脑筋急转弯”式的伦理困惑，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例，都成了他课堂上的“作料”。在鼓励学生阅读经典的哲学著作——亚里士多德、康德、边沁、穆勒、罗尔斯的同时，在他的课堂上可以开放地讨论一切与现实生活贴近的问题：华尔街的分红、贫富不均、税收政策、反就业歧视、同性恋婚姻、堕胎……从这些人们不得不面临的道德选择出发，桑德尔带领学生引出哲学领域里的各种经典命题，着重说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事。

　　对每一个站起来发言的学生，桑德尔都会先问清他的名字，然后叫出学生的名字来讨论问题，他觉得这样的对话更显亲近，虽然这并不妨碍他用一连串的问题来“刁难”学生。

　　桑德尔说，“我的目标不是试图用什么理论去说服学生，而是把他们训练成有头脑的公民。这门课的名字叫做‘正义’，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的主题是公民意识。”

　　哲学明星到亚洲

　　一旦把一门在剧场里讲授的哲学课搬上网络和电视，一名哲学家就会迅速变身为明星。这正是桑德尔最近所经历的。

　　今年3月，复旦大学“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邀请桑德尔作为主讲人前来参加。出乎他意料的是，当他进入一个能够容纳二三百人的报告厅时，那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不仅过道里站满了人，甚至在讲台上，席地而坐的听众也把他围成一个圈儿，让他远没有了在桑德斯剧场的讲台上踱步的自如。

　　后来他听说，为了听这个晚上六点半开始的讲座，有人下午一点多就前来“抢座”，很多人提前两个多小时就进场等待。

　　事后，主办方给他演示了一家中文网站的“正义”课视频，那里显示的点击数达50万次之多。

　　今年8月，当桑德尔应邀在日本东京开讲“正义”时，主办方通过“摇号”方式发放的500张免费入场券，竟然被黄牛炒到500美元一张。那一次，他索性“将计就计”，一开场就抛出“黄牛倒票是否道德”的问题，当场引发了热烈讨论。

　　在哈佛，“最受欢迎的”桑德尔教授也许仅仅是在课堂上，而他最近觉得，自己在很多地方比在哈佛校园里还受人追捧。

　　“我从青年人身上，直接看到了他们强大的动力和好奇心。”桑德尔说，他讲到的西方政治哲学、伦理学经典思想家的著作，已经被很多中国学生所熟悉。在中国进行的学术活动中，学生们积极、活跃地参与讨论和辩论。

　　让桑德尔感到兴奋的是，自己的课程通过互联网在中国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这一现象也让他对教育的未来模式产生了新的思考。

　　让“中国的教室”和“哈佛的教室”同时上课

　　把大学课程搬上网络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自麻省理工学院10年前创办“开放课程项目”以来，全球已有200多所大学加入到教育资源共享的行列中。

　　“哈佛现在还不是开放课程联盟的成员。但是，学校以我的‘正义’课作为尝试，力争创造出新的模式。”桑德尔透露，哈佛的目标是，通过精良的制作，为观众和学习者提供“全教室体验”。

　　为此，桑德斯剧场布置了特别的灯光和音响设备，并安排了三台高分辨率的摄像机专门用来捕捉学生参与互动的画面——这是桑德尔的课堂上不可或缺的环节。

　　“作为一个试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哈佛的第一个开放课程项目通过专业的制作，体现出高水平、高质量来。”据桑德尔介绍，“正义”课电视专题节目及其学习资料除可以在其专用网站(www.justiceharvard.org)上看到以外，目前已在非商业性的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和日本放送协会(NHK)播出，英国广播公司(BBC)也将于2011年2月开始播出。

　　“把‘正义’课搬上网络和电视只是一个开始。”桑德尔说，“它是我的‘全球教室’计划的基础。”

　　以桑德尔“正义课”的教学内容为蓝本的《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一书的中文版出版在即，他希望这本书成为他的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按照构想，桑德尔希望以“正义”课目前的视频、书和网络资源为基础，寻求和中国知名大学的合作，邀请中国的教授和他一起分别开设“正义”课。“中国的教室”可以使用他在哈佛的视频、书籍等资料，以类似于他在哈佛的方式进行教学，同时加上中国教授的授课，并引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实例来进行道德、伦理和政治哲学的探讨。

　　桑德尔也期待着亲自走进“中国的教室”，探讨中国的问题，并把它们带回到“哈佛的教室”里去进行讨论。

　　“互联网为真正的全球对话和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基础，它是人类共同的‘装备’。”桑德尔说，他期待着和中国同行合作，能够在一两年的时间里，在中美之间以一种“视频实时连线”的模式，让“中国的教室”和“哈佛的教室”同时上课，对人类道德和政治哲学的普遍问题，进行双向对话和讨论。

　　在用“全球教室”来描述这一盛举的时候，这位儒雅的哈佛教授露出兴奋的表情。他说，这是他的一个梦想。  ★

　　人物简介：卢安克，德国汉堡人，毕业于汉堡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1990年夏天为期3个月的中国之旅，改变了他的人生。从1997年到2010年11月，他先后在中国各地的偏远山区支教十多年，过着简朴的生活。

　　2010年11月，因为媒体和社会的过度持续关注，卢安克备感压力，决定离开中国。

　　言论：

　　“很多来过我们板烈的人都把传说当真，但在他们发现理想主义者的描写有多空洞的时候，他们就对我失望。我最害怕的人就是崇拜者。”提名理由★一个德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扎根农村，为了乡村教育，一干就是7年。

　　他做事的目的很简单，惟其简单而让以功利为出发的人不能理解。而也正是因为他的单纯简单，从而产生出感人的巨大力量。

　　卢安克：他真的成了传说

　　卢安克觉得在中国支教是幸福的人生，回到故土却是无可奈何，因为和别的城市人一样进入了迷惘又空虚的生活

　　本刊记者/刘炎迅

　　12月2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给卢安克写信，很快就收到一封自动回复，落款是卢安克，时间却是11月7日。

　　他说，“不知道该如何接受那么大的热情”，“做不了被大家关注的一个”。

　　后来，他又亲自回了一封信，告诉记者，他已经不在中国。

　　从1997年开始，他就在广西的大山里和孩子们在一起，辗转多处山村，过着简朴的生活。他努力帮助那些乡村留守儿童，让他们能接受好一些的教育。

　　这个消瘦的德国青年，此时显得局促不安，他说不想再被采访，此前密集的报道，让他感到有些糟糕。

　　如今在老家，他终于有大把时间去看今年收到的无数个电子邮件，每天要回50至100个。

　　“偶像”的惶恐

　　卢安克1968年出生在德国汉堡，是一对双胞胎中的弟弟。

　　1990年的夏天，他从汉堡美术学院毕业后，来中国旅游，3个月里，他做出一个决定，留在中国，留在那些乡村里。

　　有媒体说，卢安克获得了中国共青团国际志愿者的身份，成了广西唯一的国际志愿者，但在今年的博客里，卢安克这样说：“我在这要声明：我没有获得正式的志愿者身份。”

　　去年12月，第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柴静的采访后，网络上的关注给他造成困扰。

　　很多人骂他，很多人赞他，还有很多年轻人，抱着各种念头，跑到板烈找他。板烈村是个小村庄，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东兰县境内，村子默默无闻了很多年后，因为卢安克，因为电视镜头，瞬间成了各地“有理想有抱负”青年的朝圣之地。

　　卢安克原本安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了。

　　为避免引发争议和误解，卢安克关闭了自己的博客，只留下了简短的几句说明。“我不是本国人，还是去管一些外来人不应该管的事情，使得本国人有些难受。为了不伤害你们的自尊感，我是不应该管留守儿童的事情。”他说。

　　在过去的7年里，他喜欢在博客里记录自己在乡村和孩子们相处的点滴。

　　“我承担不了社会反应所带来的后果、责任和压力。”卢安克坦率地说，但如果他放弃，他的学生又很难过。这让他颇为纠结。

　　今年的暑假，显得喧嚣。卢安克当时在广州参与纪录片拍摄，他并不知道，板烈已经人声鼎沸。

　　来了三拨人。一拨给学生补课；另一拨人从什么地方拿到了学生的花名册，去学生的家做调研，并擅作主张说，他们是被卢安克委派的。

　　还有一拨，因为板烈小学已经被前两拨占领了，所以不得不到乡里的中心校去开展了以游戏为主的10天的活动。

　　还来了几个说要长期呆下去的志愿者，但卢安克都没有跟他们接触。

　　那些来自城市的青年，大多显得踌躇满志，他们要“带给板烈新的明天”，他们很喜欢讨论一些问题，比如讨论农村、讨论与当地老师的关系。

　　但卢从不参加，“因为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有人跑过来对他说：“我觉得你很特别，从你那里能得到一种力量。”这让他感到不安，他说：“一些理想主义者编出来传说。很多来过我们板烈的人都把传说当真，但在他们发现理想主义者的描写有多空洞的时候，他们就对我失望。我最害怕的人就是崇拜者。”

　　村庄很小，志愿者青年无处不在。周末从学生家回到学校的时候，卢安克发现，有陌生女人在他的房间里等着他。而在他午睡醒来之时，随时都会看见一张或几张陌生的脸，等他起床，想和他聊聊。

　　这些陌生客人的友好和好奇，如同一口大锅，盖在一只小瓷碗上。

　　卢安克感到压力巨大，一连病了几次。“由于媒体闹我个人的事，我就对不起我所在的国家；由于我吸引了那么多而给学校带来不安，我就对不起我所在的学校。”

　　有人在网上呼吁，别来烦卢，他们用三毛的话说：“有心的人啊，我们就在自己的位置上好好努力。”

　　卢安克说：“你们跟着我也学不到跟我一样的事情。不如你们跟着我的老师学习。我的老师——以前是我翻译的书，现在是我的学生，我不想躲开的命运。”

　　让他们自己参与创造文化

　　入秋后，卢安克已经打算离开。他不想孩子们中途换老师，所以秋季学期，他没有继续给学生上课。

　　他留在板烈，帮广州的朋友做纪录片的剪辑。

　　这时候，他有了更多空闲的时间，一些孩子来邀请他，去学生宿舍神聊，聊着聊着，大家就靠在一起睡着了，像兄弟一般。

　　10月，卢安克带着五六年级的学生，拍摄完成了一部“歌曲录像”，名叫《还有谁在乎我》。

　　这首3分42秒的视频，记叙了卢安克和孩子们的故事，背景歌声是一群孩子在合唱，参差不齐，却显得很真诚。画面很质朴，剪辑由卢安克一人完成。

　　一开场，卢安克穿着集市上买来的金黄色的仿制湖人队篮球服，外面还套了一件天蓝色的运动服，衣服敞开着，没拉上拉链。

　　这是一场“搏斗”，卢安克被包围在中间，尽管他高出大半身，但很快就被几个男孩绊倒在地，大家都在笑。四周是山坡野草，枯黄一片，远处的天很蓝。

　　画面很简单，村庄，泥路，庄稼地，水潭，到处是卢安克和孩子们玩耍的乐土。

　　看看歌词，似乎能明了卢安克的某种心境：“我孤独躲在黑暗，在世上有何用？伤心的我无奈站在冰冷的窗外。你却告诉我英雄会孤独，好汉不需要有面子。”这个词是他和六年级的学生一起写的。

　　在村子里，卢安克带着孩子们拍了好几部视频，在其中一部长达40分钟的《和平剑》中，这些孩子们很认真地演出，笑着，闹着，讲述着一个关于正义和控制的传说故事。

　　带孩子们拍视频，做“电视剧“，卢安克的想法是：“这里大山区的孩子，都是现代文化被动的消费者，比如香港录像片，我想让他们自己参与创造文化。”

　　“他们默默地照顾了我。我一直都知道”

　　很多人不理解卢安克，甚至认为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农村，和一帮孩子呆在一起，是另有图谋，比如有人会反复去求证：“卢安克有没有恋童癖”？

　　像柴静说，当下的人们不习惯没有目的的行为。

　　“我仅仅是一名教育研究爱好者。”卢安克说。

　　有的学生问：“什么是最幸福的生活？”他说：“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是最幸福的。比如，我想当研究家。”

　　多年前，卢安克在广西一个县城的初中义务当英语老师。不过，因为他的课程不是按照标准来开展的，家长有意见，过了一个学期他就被解雇了。

　　“我那种不重视成绩的教育害了学生的升学率。如果不想让他们被淘汰，我只能自己离开。”他回忆道。

　　身边的人总是会问，你干吗不接受工资？

　　“拿工资的人是不自由的。”卢回答：“我的教学工作是义务的，但我还有第二份工作：周末和放假时，我经常帮人做翻译、维护网站、制作纪录片。”

　　卢安克每天上午备课，下午上课，晚上写东西或学习，“很自由”，周末和放假时，他都去学生家。

　　当地的村民慢慢接受他，和他说笑。而在五六年前，这个金头发的老外，还被人说成是个特务。

　　早在2006年，卢安克注册的德国鲁道夫·施泰纳教育友好协会驻中国办事处就已经到期，他的中国居留证也到期了，为方便留在中国做研究，他打算加入中国国籍。根据有关规定，他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

　　今年6月，卢安克说：“这几年以来，我的工作一直都是半合法半非法的。没有支持我工作的法律，但有支持我工作的负责人和领导。每次办签证的时候，他们为了我的事情就默默地照顾了我。我一直都知道。

　　11月，他走了，当他去北京上飞机时，觉得自己“已经跟别的城市人一样进入了迷惘又空虚的生活，整天在做些不必要的事情，让自己无可奈何”。  ★

　　提名理由★他们两人拥有的财富，相当于越南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可是他们没有将财富留给子女，而是选择把绝大部分财富捐给了基金会，用于慈善事业。在非洲尼日利亚的乡村，在南美洲的热带丛林，都可以看到盖茨基金会飘扬的旗帜。他们用行动，告诉了中国新兴的富裕阶层，如何去更有意义地生活。人物简介：比尔·盖茨，1955年10月28日出生于美国西雅图，微软公司创始人之一。在1995年到2007年的《福布斯》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中连续13年蝉联世界首富。2008年6月27日正式退出微软公司，并把580亿美元个人财产尽数捐到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沃伦·巴菲特，1930年8月30日出生于美国奥马哈市，全球著名的投资商，他倡导的价值投资理论风靡世界。2006年6月25日，巴菲特宣布捐出总价达300多亿美元的私人资产投向慈善事业。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一笔私人慈善捐赠。

　　言论：

　　我深信遗产对于子女只会“弊大于利”。

　　——沃伦·巴菲特

　　慈善是人们作出的一种选择。我们要向大家显示，它能带来许多乐趣，会产生很大影响。不管在什么国家，我们都要鼓励更多的慈善行为。

　　——比尔·盖茨

　　“巴比”：富人应更有意义地生活

　　盖茨和巴菲特也意识到，做慈善中外有别。观点只是挑战之一，更大的难题在于体制

　　本刊记者/周政华

　　“中国的慈善事业是中国人民自己决策的事。”2010年9月，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在一场事先过度张扬的慈善旅行中，对着50多个中国企业家说，“我们不想给你们施加压力。”

　　二人已对有关来华劝捐的说法多次澄清。早在出发的两周前，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在回复新华社的公开信中就写道：“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倾听，以及解答那些对我们慈善活动感兴趣的朋友们的问题。”

　　回到美国两个多月后，盖茨和巴菲特开始推动一个名为“捐赠誓言”的项目，游说富裕的美国家庭把绝大多数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12月14日，当盖茨夫妇和巴菲特受邀做客白宫时，他们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聊起了“捐赠誓言”，这一次似乎连总统也成为他们的劝捐对象。

　　年轻时也曾不想分心做慈善

　　要是放在24年前，在那时的盖茨看来，“劝捐”可不是一件让人舒服的事情。

　　1986年3月，微软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31岁的盖茨融到6500万美元。不久后的一个晚上，在盖茨父亲的律师事务所里，母亲对他说，“你应该捐出一些做慈善”。当时，这个被创业激情包裹着的年轻人，这样回应了他的母亲：“我只是想经营我的公司。”

　　这不过是母子二人无数次的争吵中极为平常的一幕。11岁时，盖茨就经常和他们的父母争论。母亲对儿子的一切期待──保持房间干净、按时吃饭、不要咬铅笔──都有可能成为双方摩擦的起源。

　　后来，当心理医生告诉盖茨父母，他们的儿子最终将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他们最好减少对他生活的干涉。从那以后，父母决定放手，默许了盖茨一系列决定：包括转学到更自由的湖滨中学就读，考上哈佛后又中途退学，搬到新墨西哥州阿尔帕克基开创微软。

　　“家庭给了我很大的影响。”盖茨日后回忆，当时他并不反对慈善事业，只是不想从微软的工作中分心。后来，盖茨还是跟随着母亲的脚步，在上世纪80年代，加入了美国联合慈善总会的董事会。

　　而此时的巴菲特已经是名满美国的股神。到1994年，巴菲特拥有的财富已经超过200亿美元。而巴菲特在1986年写给《财富》杂志的一篇文章里就表明了自己对财富的态度：“我深信遗产对于子女只会‘弊大于利’，巨大的财富不仅会使他们好逸恶劳，成为纨绔子弟，而且并不能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1992年，盖茨才与年长他25岁的巴菲特，在一次华尔街CEO聚会上见面了。巴菲特和盖茨有很多共同的爱好，他们都喜欢吃汉堡、看橄榄球比赛，也喜欢在网上打桥牌或解数学题。这些为他们成为终生的朋友奠定了基础。

　　这时的盖茨几近工作狂，盖茨的创业伙伴、微软CEO鲍尔默说：“他浑身充满了活力，尤其是一到晚上就活跃起来。当时的情况是，经常在我早上醒来时，他才准备睡觉。”

　　人类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

　　盖茨曾计划60岁以后，专心做慈善事业，但母亲的病故，再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93年，盖茨母亲被确诊患上了一种罕见的乳腺癌。1994年，就在盖茨与梅琳达结婚的头几个月，盖茨母亲在写给梅琳达的一封信里说：“对于那些接受了许多帮助的人们，他们还在期待更多的帮助。你的能力越大，人们对你的期望也就越大。”

　　“她从没有停止督促我，去为他人做更多的事情。”2007年盖茨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说。

　　不久，母亲离世了，盖茨决定加快他的慈善计划。母亲去世的第六个月，盖茨从他的私人账户里拨出了1亿美元，给他父亲成立了一家基金会，这也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前身。从这里，盖茨的父亲开出了第一张支票，给当地一项癌症计划捐款8万美元。

　　这时的盖茨已经不再是当年落寞无名的互联网小兵了。在1995年的《福布斯》杂志全球富豪排行榜上，盖茨以129亿个人净资产，排名世界第一。从那以后，一直到2007年，盖茨一直保持着他的世界首富的地位。

　　巴菲特也正是从那个时候成为福布斯富豪榜上的老二。2004年，巴菲特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打击之一。这年7月，他的妻子苏珊中风去世。巴菲特很长一段时间无法从悲伤中走出来。

　　“苏珊比我小两岁，一般来说，女性通常比男性长寿，她和我一直都认为，她会继承我的财产，并看到我们的财富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我们都觉得，财富应该回到社会上。”巴菲特说，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的基金会去做慈善。

　　2000年，盖茨和妻子梅琳达成立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按照盖茨基金会的规定，盖茨夫妇每年必须捐赠其全部财产的5%，也就是超过10亿美元。

　　“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平等。人类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它们使得无数的人们被迫生活在绝望之中。”盖茨说。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非洲儿童，最终促使盖茨夫妇全身心投入到全球卫生保健和教育事业上。

　　2008年6月27日，盖茨从微软退休，专职慈善。从那以后，盖茨开始变得行踪莫测。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媒体经理张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有时候在非洲的村庄里，有时又去拉美。盖茨把绝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疫苗和教育上。

　　去年夏天，在非洲尼日利亚的一个村庄里，消失多年的小儿麻痹症疫情突然爆发。在看到那些因患病而无法站立的儿童后，盖茨决定消灭这种可怕的疾病，截至今年4月，盖茨基金会在这方面已经投入了超过10亿美元。

　　盖茨基金会的成立，为巴菲特提供了值得信赖的捐款渠道。2006年6月25日，巴菲特宣布，他将从2006年7月起，陆续捐出85%的个人财富，大约是300多亿美元，用于慈善事业。巴菲特把这些钱几乎全部捐给了盖茨基金会。

　　巴菲特成为了盖茨基金会的活广告。“如果你的目的是把钱回赠给社会，但却困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基金会，那最合适的选择莫过于由一对既年轻又聪明的夫妇运作的机构了。他们(盖茨夫妇)已经展示了他们的能力。”

　　“关键的一代人”

　　巴菲特显然对中国的富人们抱以厚望。在北京的慈善晚宴上，巴菲特说，现在这一代人是“关键的一代人”，当今一代成功的企业家将有机会引领并激励后来人为慈善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据跟踪中国富人动态的组织胡润百富的数据，2009年，中国捐赠最多的前50人，其捐赠额度较前一年翻了一番，达到82.1亿元人民币。

　　来华之前，“巴比”二人曾计划游说中国富人捐出一半以上财产。但今年9月的中国之行后，他们取消了这个计划。

　　盖茨和巴菲特也意识到，做慈善中外有别。观点只是挑战之一，更大的难题在于体制。在慈善晚宴上，盖茨和巴菲特都强调，中国需要探索适合自己独特国情的慈善模式。

　　“我们做慈善有各自的方式，有些人可能非常愿意公开地去谈，他是怎么去做慈善的。我们能够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大家对慈善事业的关注和努力，我们也会继续进行这方面的合作和帮助。”比尔·盖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