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中的鸭绿江大桥，见证了中国与朝鲜的关系。（CFP/图）

　　有学者认为，“如果朝鲜能够成功地向中国模式转型，中国的经济负担和外交成本都会大幅降低。”

　　而其前提，是朝鲜能成功挺过此轮半岛紧张态势，毕竟外交局势的稳定是内政调整的必要前提。

　　12月20日，在延坪岛演习的韩国军队刚刚发出第一炮，国际黄金价格应声上涨超过1%。一个多小时后，当朝鲜人民军终于没有还击时，那1%在半小时内跌回原价。

　　朝鲜《新闻联播》的女主播以一句“不值得还击”，像拒绝前男友一样拒绝了韩国军人。就在同日，美国媒体称，朝鲜已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官员回返朝鲜。

　　还是在这一天，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说，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在内的安理会成员为避免朝鲜半岛再次发生武装冲突“作出了最大努力”。这种努力的结果是，在中国的坚决反对下，单方面谴责朝鲜的安理会“联合声明”没能通过。

　　事实上，从天安号事件以来，为缓和朝鲜半岛局势，中国外交付出了很多。如果再上溯至朝鲜战争，60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无论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中国和朝鲜一直是对方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然而中国对朝鲜的“坚定支持”，在不同时代下包含着不同的内核。

　　1950年代 “由中国同志统一指挥”

　　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半岛的炮声穿过鸭绿江时，可以想象另一侧新成立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何等讶异。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和朝鲜战争》提到，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对这场战争的具体开战时间毫不知情，对“社会主义兄弟”朝鲜的作战计划一无所知。

　　那一场战争令中国付出18.3万士兵的生命；那场战争奠定了此后数十年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基本政策；而东亚政治、经济和军事数十年的分裂格局将在那一场战争之下固定化，历经几十年而难以撼动，直到今天。

　　当人们仔细查证这段半个多世纪前的战争历史，会发现除了两国舆论曾多次肯定的“唇亡齿寒”和“亲兄弟般”的战斗情谊，中朝两国在军队指挥权、在中朝联军越过三八线后是否继续南进、朝鲜铁路管理权等问题和朝鲜战争停战时机等问题上，意见也并非完全一致。

　　1950年11月，斯大林指示，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统一指挥”两国军队。12月，中朝双方成立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中方任正职。“金日成在民族感情上可能难于接受交出军队指挥权，但从战场形势和现实利益出发，这是朝中结盟必须面对的事实。”沈志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不过，“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很快就融解了。朝鲜半岛停战后，中朝关系第一次走进低谷。据沈志华研究发现，朝鲜劳动党内最高层，曾经长期在中国工作、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延安派”，与莫斯科关系紧密的“苏联派”，以及“南朝鲜劳动党派”在数次党内运动中被清理出局。1956年，时任苏联副总理米高扬和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赴朝斡旋，也未能奏效。

　　1952年，中国召回驻朝大使。直到1955年1月都没有再派新大使。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库尔久科夫在当时一份特别报告中谈到，中朝关系有“不正常”现象。如，“(志愿军司令部)居住条件很差，朝鲜领导同志也极少去那里”，“平壤的战争展览馆，12个战绩展厅只留给中国志愿军1个……”

　　中朝关系紧张，金日成选择向莫斯科靠拢。沈志华注意到，1956年11月，在朝鲜驻苏大使李新八赴任前，金日成对他说：“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

　　1957-1970年代 “志愿军驻地一片节日景象”

　　但“其他的政治路线”总是可以有的。

　　波匈事件和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分歧逐渐扩大，中国不得不对朝鲜采取友好的方针，以求稳固并扩大自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力。而朝鲜也多次在中苏之间摇摆，以求最大利益。

　　1957年10月26、27和30日，《人民日报》连续三次报道，朝鲜高调开展志愿军入朝作战7周年纪念。除了在平壤纪念集会，朝鲜官方还组织群众慰问志愿军、扫墓。“志愿军驻地一片节日景象。”报道说。

　　事实上，中朝不仅重回蜜月期，而且进展迅速。一年后，中国人民志愿军44万余人全部撤离朝鲜，大量营房、设备和物资无偿移交给朝鲜人民军。撤军前夕，中朝签署了贷款、供应成套设备、提供技术援助等协定。朝鲜一如从前，对中国人民“兄弟般的深厚情谊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深表感激。

　　然而朝鲜并没有疏远苏联。1961年6月24日，朝鲜公布金日成即将访问苏联，并签订《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随即，中国邀请金日成于访苏后访华。7月，《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以法律的形式把我们两国人民用鲜血结成的战斗友谊加以肯定”，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这样评价。

　　借着中朝两国的蜜月期，边界问题也迅速解决。1962年，经过仅半年谈判，两国签订了《中朝边界条约》，以朝鲜54.5%、中国45.5%的比例，两国划分了天池的边界。

　　后来，在朝中矛盾深化的“文革”期间，延边朝鲜自治州州长朱德海受到红卫兵的残酷迫害。红卫兵骂他是“卖国贼”，“连从鸭绿江中国一侧登上白头山山顶的公路都出卖给了朝鲜”。

　　1965年苏联加大援助以争取朝鲜，朝鲜再次倒向苏联。1970年，美苏缓和，苏联不再支持朝鲜对抗美国，中朝关系又迅速恢复，金日成历史性重访中国。毛泽东甚至改变了在中南海宴请的习惯，主动到金下榻的钓鱼台去会见他。

　　“毛金这段会谈基本的论调是，我们两国是一家人，应该团结来反对共同的敌人。”中国首任驻韩国大使、当时的翻译张庭延回忆。

　　“在冷战体制下，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条件地支持朝鲜提出的关于统一的一切建议和采取的措施。”《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关系文件资料汇编(1991-2006)》的编者认为，“但朝鲜的政策变化不定，而中国也随着改变态度，……这样就不能不使一些人对中国外交的原则性产生怀疑。”

　　不过在沈志华看来，“中国一方面即对小国宽容并给予保护，又有社会主义阵营领导者心态，认为对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予以帮助和支援……中朝同盟的立足点是亚洲革命的利益和中共对国际共运的领导权”。

　　此后，金日成每年都会到访中国，甚至一年两次，一直维持到毛泽东去世前。

　　1990-2000年 “九龙戏珠玉雕和新鲜荔枝”

　　苏东剧变，柏林墙倒塌，冷战终结。但冷战的另一道铁幕——北纬38度线——却依然寒冷。

　　1989年9月，邓小平提出了应对国际形势的三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其后又陆续加入了几句话：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而事实上，从1979年改革开放起，中国外交低调转型的步子已经启动，突出表现是淡化意识形态标准，而核心目标是“为改革开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调整朝鲜半岛的政策，最为核心的转变是从只承认朝鲜到与韩国接触。”韩国学者李元烨在专著《中美两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演进历程研究》中写到。

　　但是对朝鲜来说，1990年是噩梦的开始。此后的9年，朝鲜国民生产总值连续负增长，不得不经历被称为“苦难的行军”的艰苦时期。

　　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披露：1992年7月12日，江泽民特别约谈刚刚从非洲访问归来的杨尚昆和钱其琛，决定派钱赴朝通报中国决定与韩国建交的立场。三天后，钱其琛乘军机秘密前往平壤，随机携带给金日成的礼物是九龙戏珠玉雕和新鲜荔枝。

　　在金日成的别墅中，钱转达江泽民的口信称，“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定，随时都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在此情况下，我们宜抓紧时机，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增强国力……我们认为中国与韩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的考虑和决定，相信会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

　　金日成表示，关于中国与“南朝鲜”关系的问题，“中国既然已经决定，那么就那样办吧”。金补充说，朝鲜将继续自主地坚持社会主义，“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将自己去克服”。随后，金日成匆匆离开。

　　据钱其琛、张庭延等人回忆，此次金日成接见中国代表团时间之短、气氛之平淡前所未有，甚至惯例中的宴会招待也没有出现。

　　这种冷淡一直持续到1999年，双方的高层互访才得以恢复。

　　“朝鲜采取的封闭体制，对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敏感，对中国主动融入国际化浪潮不理解。”清华大学政治系学者吴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是以冷战思路闭关锁国，令朝鲜付出巨大代价，不得不在1990年代末与国际社会开展对话。”

　　新世纪 “帝国主义的圈套”

　　世纪之交，朝鲜对外关系突然活跃起来。朝鲜与俄罗斯签署了新的《朝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取代了原有的《俄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新世纪头3年，尽管朝美关系没有改善，但朝鲜先后与17个国家建交，其中包括14个欧盟成员国。

　　唇齿相依的中国与朝鲜，分分合合半世纪后，依然在各自的道路上前行不悖。

　　2000年时，世界秩序已经因为开放而崛起的中国产生结构性的变化。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幅崛起和民族自信心的极大增强，“中国模式”能否为朝鲜所复制，也在极大地影响着中国对朝外交策略。

　　2000年5月与2001年1月，金正日两次访问中国。从那时起，考察改革开放成就成为金正日访华的保留项目。他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面中，除了强调传统友谊，加强经贸合作也是必谈的话题。

　　“朝鲜的最佳出路在于，学习中国模式，保持政体不变加市场经济的模式。”吴强对本报记者说。

　　朝鲜似乎在朝这条路走。早在1991年底，朝鲜将与中国和俄罗斯相邻的罗津——先锋地区辟为“经济贸易区”，允许区内居民开办私营企业。2002年9月和11月，新义州特别行政地区、开城工业区、金刚山旅游地区先后设立。

　　然而2008年11月，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社论称，改革开放是“帝国主义的圈套”。

　　“特殊国情决定朝鲜改革走向不甚明朗，既可能遭到‘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先军政治’路线所形成的两个庞大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也会令习惯于‘领袖意志’的朝鲜国民发生混乱，危及政权稳定。”2008年出版的《朝鲜经济问题研究》写到。

　　“如果朝鲜能够成功地向中国模式转型，中国的经济负担和外交成本都会大幅降低，否则朝鲜永远是中国周边外交态势中最不稳定的一板。”吴强分析，而其前提，是朝鲜能成功挺过此轮半岛紧张态势，毕竟外交局势的稳定是内政调整的必要前提。

　　“中国希望朝鲜能理解今天的世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对本报记者说，“苏联核武器这么多，也没能阻止其解体，根本是要搞好国内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