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焦虑的一年，朱清时用《易经》来描述这种焦虑：“《易经》中有一个卦，叫困卦。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改革，但是处处都碰壁……所以总的感觉就是困。”

　　突围，为了回到原点

　　四面围城的困局，让朱清时决定跳出现行体制，从教育部手中要回招生和授学位的自主权，采用“寒假考试、春季开学”这种强行闯关的方法。他说，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一件事是等着批复干的。“改革需要承担者，深圳精神就是敢闯，从今天起，我们要打破教育的铁饭碗了，自主招生，自授学位！”

　　今年12月，朱清时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尽管还没有获得教育部的招生许可证，但是南科大决定不等了，将进行自主招生。

　　12月15日，筹备三年的南方大学官方网站刊登了朱清时致报考南方科大考生的家长的一封信，信中宣布，要建立首个实验班，时间紧迫，虽然没有招生许可证，但学校决定坚持招生。

　　朱清时此举无异于向现行教育体制宣战。当晚，他像往常一样吃了安眠药，却依然无法入睡。

　　12月18日，自主招生会异常火爆。原本只安排了一场的自主招生会，却由于报名的学生和家长爆棚，临时改成了三场，这让朱清时有些意外。他说，学生和家长在用行动支持他们。

　　朱清时说，要把南方科大建成学者主导的学校，教授治校。让大学成为真正进行教育的地方，回到大学的最开始的原点。“我想不到一百年以后，也许快一点，三十年以后，中国的大学就会回归。现在中国的大学实际上不像真正的大学，没有活力，每年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这么多，就说明国家发的文凭就已经失去含金量了，大学要靠竞争，就是我们的改革。”

　　回答“钱学森之问”

　　科学泰斗曾提出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教育界引起广泛讨论，被称为“钱学森之问”？朱清时说，“钱学森之问”也是他一直想搞清楚的。

　　他说，现在大学最大的毛病，就是现在都追求官位了，官位就是地位，因为在大学里你只要是官位高了什么东西都有了。这十多年我就知道大学里的领导都很容易评成教授。大家时间都花在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学术界的衰退。权力通吃，所以大家觉得尊重学术作用没有什么必要。这样学术气氛、文化、精神就全完了。其结果就是只要有点权力的人都能指挥其他人，学术优秀的人反而成为地位最低的，最没有发言权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优秀人才的原因。

　　他说，南科大的使命有两个：一是为中国教改探路，冲破束缚；二是单纯建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任务是探路，这需要花很多时间，要好几年，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不能再按部就班地等下去”。

　　教授治校，看上去很美

　　本版撰述：本报记者 李玲玲

　　“去行政化”、“教授治校”，朱清时正在这条艰难的大学理想国之路上奔波着，有人曾说，朱清时的这些口号看上去很美。

　　是啊，的确很美，奉“教授治校”为圭臬的耶鲁大学就是显赫矗立的范例，其现任校长理查德雷文教授上任之初就曾豪言，耶鲁要立志为全世界培养领袖人才。

　　这种美又或许只是看上去的，实践起来会困难重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曾公开表示，他从来不赞同“教授治校”，比如盖楼房，还得靠行政权力，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高校没了级别啥都干不了。他赞同 “教授治学”，在学术方面，比如学术评定委员会，成员绝大部分都是教授，这不是校长说了算，而是教授说了算。

　　理查德·雷文：耶鲁大学教授做主

　　世界名校耶鲁大学最引以自傲的就是从建校之初所坚持的“教授治校”，300多年来，不管耶鲁的管理体制如何演变，但重视和信赖教授的传统代代相传。

　　在美国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普林斯顿董事掌权、哈佛校长当家、耶鲁教授做主”，这形象地说明了教授在耶鲁校园的地位。

　　1993年，46岁的理查德·雷文教授被任命为美国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至今已达17年，是美国常青藤联盟学校中任期最长的校长。

　　雷文可算是资深耶鲁人，早在1970年，从他23岁开始攻读耶鲁经济学博士那天起，他的人生就没有离开过这座校园。从学生到老师，再到校长，已有整整40年的时光。

　　雷文拥有令人艳羡的学位：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学士、牛津大学文学学士，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还有哈佛、普林斯顿的荣誉学位……他的学业涉猎广泛，包括历史、政治、哲学、经济等领域。

　　雷文当选校长时，正值耶鲁大学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上任后，他筹集到了超过百亿美元的捐赠，被认为是近年来对耶鲁作出最大贡献的一位校长。

　　耶鲁大学既没有庞大的脱离教学的行政人员队伍，也没有专门的行政大楼，校长的办公室就在一座最矮最不显眼的小楼里。

　　在关于大学校长如何处理好学术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关系的问题上，雷文曾这样回答中国的记者：“大学与企业不同，大学作为专业机构主要权力应集中在教授和教学人员手中，行政管理不过是起辅助和服务作用，协调教学、科研工作。大学的管理工作不是为了盈利，但要保证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发展。管理的目的是使教师更好地教学生，使科研成果更多。”

　　据介绍，为了坚持耶鲁的传统，雷文亦曾因捐款人对耶鲁所设课程及其教授聘任提出附加要求，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2000万美元的捐赠。

　　雷文认为，大学是一个学术团体，作为管理者的校长得具备一定的学术背景，否则很难管理好。

　　雷文积极支持中美两国教育界的交流与合作，对中国高校的频频访问，使他成为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耶鲁校长。

　　关于他的名字，中文曾有“莱温”、“莱文”等好几种译法，最后他自己选定了“雷文”这个称呼，因为友人送给他的一枚中国印章，篆刻的就是“雷文”这两个字。

　　纪宝成：我从来不赞同“教授治校”

　　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现任校长，现年66岁的他已担任了10年校长职务。他是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敢说、能说，曾对中国的教育问题公开发表一些严厉批评；但在校园论坛上，他又被学生冠名为“纪宝宝”；至于他对人民大学的贡献，也显得极不一般，《维基百科》说他是“人大中兴的顶梁柱”，这样的棱角分明使纪宝成成为一个有几分可爱的公众人物。

　　“教育是产业，但不能产业化。”“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 “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开始在意‘位子’，而不是教学质量。” “当社会习惯于以行政级别来衡量其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这些话语都出自纪宝成之口。

　　对于自己敢说的勇气，纪宝成曾说，“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有一种关心国家、关注社会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与勇气。对于学界来说，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对社会发展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要充分讨论各种问题，提供更多的可供决策选择的思路和方案。” 纪宝成表示，看到的就一定要说，认准的就一定坚持。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 “高校去行政化”“教授治校”引起广泛讨论，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纪宝成一句“高校没了行政级别什么都干不了” 再一次展示了自己敢说的个性。

　　其实，纪宝成的这番话是有一定前提的，“我个人认为，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个努力的方向，大学确实不应该有行政级别。但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行政级别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高校行政级别不是现在有的，把学者放在一定的行政岗位上，恰恰不是行政化，是尊重教授。当社会习惯于以行政级别来衡量其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在后来的有关场合，纪宝成曾遗憾地举了身边的一个例子，“我曾亲眼目睹一位年轻的处长把一位老教授教训得说不出话来。”

　　而在“教授治校”的问题上，纪宝成观点鲜明，“我从来都不赞同‘教授治校’，比如盖楼房，还得靠行政权力，不过是建立在教授讨论的基础上，尊重教授意见，集中教授智慧。我赞同‘教授治学’，在学术方面，比如学术评定委员会，成员绝大部分都是教授，这不是校长说了算，而是教授说了算。”

　　在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纪宝成提出现有的高等教育体制与机制应有适当调整，并当场倡议教授治学，还学术权力以学术，赢得全场分贝最高的掌声。

　　章必功：大学无官，教授治学也治校

　　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也是高校改革中的先锋人物。

　　“深圳大学是含着‘改革’标签诞生的，创办时就被定为‘改革实验式大学’。” 章必功如是说。于是，深大近些年来的改革就围绕着“官本位浓厚、人事制度僵化、师生关系疏远、教学声望下跌、泡沫学术抬头、计划体制影响严重、人文精神模糊、改革步伐缓慢”这八大积弊展开。

　　章必功认为，高校去行政化是一个必然之路。“别人敬重我，首先是因为我是办教育的，是有学问的办学者、校长，而不是我的正厅级别。”他提出，大学无官，教授治学也治校。

　　深圳大学设立了两个委员会：教授人事工作委员会和教授财经工作委员会，每个委员会是由13个教授轮流坐庄，但它有一条，一定要平民来做。这两个委员会介入了学校的人事调配和资源分配权。前者专管学校师资建设，后者专管教学、科研资金的分配。

　　在深圳大学有个独有的称呼——“章鱼”——是指章必功校长的“粉丝”。深圳大学的校长信箱是学子们的“宝地”，同学们不仅可以在这里提建议、意见，还能与校长老章交流人生观、价值观，甚至能在心情不好时来这里发发牢骚。

　　老章对每封来信必亲自回复，能亲自解决的必亲自解决，关系到学校部门职责的必亲自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