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先生近年来重点关注的政治社会学、弱势群体抗争现象频繁、拆迁与反拆迁、农民维权及受到的体制性压制等问题，正在密切影响着这个时代，关乎着国家宪政及多领域法律体系的走向，关乎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

　　你在支持哪个于建嵘？

　　□郑渝川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他的名字，用不少拼音输入法已经可以智能拼出。最近一段时间，因给基层官员上课普及政治社会学常识、依法拆迁问题，以及与江西某县县委书记发生争论时后者冒出的一句“没有我们搞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等多起事件，借助媒体和网络传播的力量，这位长期致力于研究农民问题的学者成了明星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近年来专家走红现象中，极其罕见地留下普遍美名而非骂名的个例。

　　我们——包括泡在网上的你、我、他(她)，当然不妨用过去追捧其他名人的做法，在豆瓣、新浪微博上添加对于建嵘的关注，然后将他在微博里的妙句、媒体专栏中的观点转发，或者添加到MSN的签名栏。转发就是渠道、围观就是力量，这样做，当然也可以体现出对于建嵘及其从事的研究、宣讲的观点的一种支持。

　　但这还远远不够，或者说是有所错位的。于建嵘在他帮助和影响过的信访群众之外的大众中走红，得益于比较犀利的个人口碑标签，以及学者独立精神和勇气。至于他究竟对三农、对城市发展及拆迁、对信访和维权发表过哪些系统观点？这些观点在学术上是否能自圆其说？为什么其他许许多多具备官方背景或独立身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与于建嵘的截然相悖？为什么于建嵘将他的研究观点之简化版本介绍出来之后，官员听众绝大多数拍掌叫好、转过背却用旧有方式施政？

　　一个学者的良心、姿态(勇气)和观点方向，可以得到大众基于朴素感情的支持；并因为这样的人非常稀缺，而让支持和赞叹凝聚成浪潮。这当然不能说是错的，最近，我们已经用这样的朴素感情，缅怀追悼过英年早逝的宪政专家蔡定剑先生。这缘于蔡先生生前行文、论说中曾有一些可以被抽离出的“好人”话语，而非真有很多人读过、读懂过然后践行过蔡先生鼓呼的宪政原则和民主常识，而产生发自内心的响应和激动。

　　同样，当于建嵘先生及其观点，也被解构成一句句、一段段名言警句；他本人相对于体制规则，显得激烈和出位的姿态，被定格、被脸谱化，继而成为大众明星，粉丝们兴高采烈地期待着他在微博上的新动态……我们没有主动性，或者说觉得与自己无关，或者说认为自己缺乏对理论的解读能力，懒得去读于建嵘的著作。

　　这就要问了，于建嵘的研究，是否属于曲高和寡的学术项目？他的著述，是否过于华丽或晦涩，而容易让人迷失对主旨和原意的理解？他所说的事情，是否500年才发生一次，还是就全国范围而言，每5秒钟就会有一处响动？我们用肤浅的方式追捧于建嵘，跟买椟还珠有什么区别？

　　关键的是，于建嵘先生近年来重点关注的政治社会学、弱势群体抗争现象频繁、拆迁与反拆迁、农民维权及受到的体制性压制等问题，正在密切影响着这个时代，关乎着国家宪政及多领域法律体系的走向，关乎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如果你我他都只做于先生最直观的粉丝，一些官员也可以摇身一变口口声声说着“支持于先生”、“为于建嵘鼓掌”之类的话，或者用于先生惯用的一些词汇和句式为其施政举措辩护，观点和利益纷争岂不成了粉丝内讧？就拿拆迁来说，如果主导方和权益捍卫者两方都说是于先生的粉丝，都搬出“于先生如何说”来增强说服力，又怎么办，会不会让一些情绪激动的人反过来大骂于先生？

　　人民出版社今年8月份出版的于建嵘先生所著《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一书，第一版印数只有5000本，出版社大概对这本书的市场反响不敢抱太大希望。但这本书确确实实又是一本非常重要和务实的著作，向人们解读近年来国内底层社会频率较高、分布极广的民众群体抗争事件的全貌、共性、危险程度，整合了国外经典政治学、社会学理论研究和国内学者的观点成果，并基于深刻的实证调查，解释了造成群体抗争(冲突)扩大化的体制性原因。在介绍“是什么”、解释“为什么”两部分之后，书的后半部分还给出了修复体制以期制度化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案。

　　于建嵘先生在书的第一章就直言：“社会冲突问题，是政治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学界多因其在政治上的敏感，而不敢涉足这个领域，产生了两点不良后果：执政者不能正确认识社会各阶层、群体的正当利益诉求及体制内博弈行为，试图以高压方式彻底压制；政界、学界、官方媒体总是以空泛的政治说教，达成表面化的和谐局面，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政治路线，并因为政治说教与社会现实政治生态的巨大反差，招致民间的强烈反感。

　　书中第二章用了很大篇幅介绍了农民和工人两类人群的群体抗争情况。令笔者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于建嵘先生极力澄清对农民、工人维权群体及其中精英人士的“妖魔化”言论，明确指出，农民维权精英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在法律框架内“为民争利”是其道德正义所在)、是中央政策的宣传者和维护者、反对基层部分官员对既有法律和政策的扭曲(及这种扭曲带给农民利益的伤害)、不顾个人得失；工人维权精英更具有对共和国传统政治伦理的依赖和坚持。

　　社会制度本身对于社会冲突具有一定的容纳力，可以承受一些严重的矛盾或冲突而不至于崩溃，有时间和空间借以自行调整。但这种容纳力的水平及其极限，却是受社会利益表达机制健全程度及其影响下的社会政策系统决定的。按照于建嵘先生在书中的说法，现行的维稳思路，仍偏重在“刚性稳定”，而缺失于“韧性稳定”，社会利益表达机制发育不足，社会制度容纳力水平较为脆弱，县乡两级基层政府在体制性压力下陷入非常尴尬的管治和维稳困境。

　　一旦“刚性稳定”所造成的压制力，超出了民众感情和利益预期两方面所能承受的极限，就会形成更激烈的群体行动，酿成社会泄愤事件。《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第三章对这类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而在书的第四章则对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农村等地区出现治理危机的现状、关键问题等做了全面细致的分析。

　　总之，《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于建嵘，及其学术态度、观点全貌，也更能掌握理论方法和知识逻辑，对社会冲突等社会事件给予更公正客观的评价，而不是流于简单意义上的感情好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