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慈善基金难过年审关

　　《中国经济周刊》实习记者  李妍|北京报道

　　王茹坐在稍显狭小、黑暗的办公室里，一脸疲惫，她几乎是闭着眼睛跟记者谈话，因为她已经连续5个晚上都在飞机上度过了。她的秘书在飞快地汇报着接下来的日程：两个小时后，王茹要先去江西，然后去广州，接着再回到北京办事处。

　　王茹一边机械地签字，一边苦笑着说：“一天在3个城市里度过，这就是我最近的生活。”

　　5年间，王茹带领着这家民间慈善基金会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在局外人看来，这是一个功德无量、非常伟大的事业，所到之处应该都是感激的泪水和热烈的掌声。

　　可是，王茹说，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事业，碰壁无数，前途渺茫。“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度过这个年关，也许，再过两个月，我们基金会就消失了，或者成为非法的‘黑户’。”谈及此处，王茹有些哽咽，她停顿了许久，然后坚定地说：“我在拼命努力，在这最后的年关。”

　　“再拖下去，我们就成非法组织了”

　　王茹说，她最近一直在清算各种账目。“摊子铺得有多大，事情就有多麻烦。”

　　在这家民间慈善基金会的官方网站上正在不断刷新募捐总额，在“财务报表”一栏里，公布了每个月的收支情况。以11月为例，该基金会共有捐赠收入400多万元，公益支出300多万元，增值投资100万元，统计单位细化到“分”。

　　“我们每个月接受了多少捐款，用在了什么地方，都公开告诉大家。”王茹认为，作为一家非公募慈善基金会，他们在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和监管力度上并不比公募基金会差。

　　根据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分为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即公募基金会，以及不得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即非公募基金会。据了解，公募基金会一般都有政府背景，例如：红十字会、希望工程等。非公募基金会都是民间慈善基金会，多以企业捐款和特殊组织捐款为主，如壹基金等。

　　王茹说，在“慈善圈里”，公募基金会是“正规军”，非公募基金会是“杂牌军”。

　　这支“杂牌军”规模也不容小觑。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慈善蓝皮书》，我国的基金会数量达1843家，其中，非公募基金会占到43.4%(846家)，全国有7个省市的非公募基金会数量超过公募基金会。

　　“那又怎么样呢？非公募基金会就是没妈的孩子，谁都不心疼。”王茹认为，虽然近几年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迅速，但是规模都很小，而且大多身份不清、运转困难，随时都可能中断。“尤其是今年的年审，民间慈善基金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卡壳’，不知道能有多少家过得了关。”

　　进入11月，非公募基金会都会开始算年终的总账，等待通过各地民政机构的审核，拿到来年的“身份证”，可是，今年有点奇怪。

　　“我们已经做好基础年报了，也有合作律师事务所的审计证明，我们每年的账目都很清楚的，通过审核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困难。”王茹说，每年年底，民政部门都会派审计师核算非公募基金会的账目情况，在过去五年，这个流程大概需要一周时间。

　　可是，今年民政部门派来的审计师从往年的一个增加到了三个，核算的时间也拖了一个多月。“查了总账查细账，我要跑到13个地方分部去拿公章和报表资料，我不怕查，我就是觉得有必要这样折腾吗？”王茹说，今年的审核比往年细致了很多，从善款去向到组织花费，事无巨细。

　　进入12月，王茹开始焦急了。因为审计师查完了所有账目，并没有给出任何结论，只说让他们等消息。“行不行倒是给句话啊！哪里有问题，我们改啊！”

　　王茹说，过了元旦，他们就必须要向主管部门提交申请，续签所有协议，更换审批公函，可是，目前他们还没有拿到账目清算证明，如果一直拖着，到了2011年，这个基金会就成了非法组织，到时候，基金会就会消失，所有项目被中断，捐款全部上缴，“我们5年的心血就白费了。”

　　王茹说，“同命相怜”的人还有很多。“我知道至少有几十家民间慈善基金会都没有通过‘年检’的手续，大部分都是在查账的环节出现了问题，要么就是查出了漏洞，要么就是迟迟不给答复，到底卡了多少家，具体的统计还没人算过。”

　　王茹几乎每天都给民政部门打电话，也已经动用了所有的社会关系，可是至今仍未得到任何答复。“千万不要在这个关头再说我们基金会了，否则就更难通过了。”王茹一再要求隐去基金会的基本信息，因为她担心，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会影响到这家基金会的存续。

　　政府部门的为难

　　听闻记者的来意，北京市民政局一位分管慈善基金会的官员显得非常为难，他说：“这不是说我们扼杀民间慈善吗？说民间慈善基金会不透明的是媒体，说扼杀民间慈善基金会的也是媒体，舆论压力是很大的，你让我们怎么办？”

　　本月初，由民政部下属机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下称“中民慈善”)所作出的《2010年全国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现状报告》称，约有75%的慈善组织“完全不披露或仅少量披露信息”。

　　负责报告调研的中民慈善副主任刘佑平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本次调查共抽取了99家慈善组织作为样本，但最终仅收回65例。“其中，42%的组织表示没有专门的信息披露办法，37%的组织没有专人负责信息披露工作。更深层的问题是，慈善机构信息披露的程度和方式不被90%的公众所接受。”

　　这份报告经媒体报道后影响巨大。北京市民政局的一位官员认为：“人们对慈善的热情，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对慈善从业人员的评价都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民间慈善基金会作为最重要的民间慈善机构，更是备受质疑。”

　　他告诉记者，在汶川大地震时，民间慈善基金会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可是，在善款管理上的混乱和信息披露不及时等问题也第一次得到了大范围的重视。时至玉树地震，民间慈善基金会的诸多矛盾被再次突显出来。

　　“玉树地震的时候，民间慈善基金会所收到的捐款是非常多的，但是，应用的数额、范围、方式都存在很大的争议，这导致钱用不到刀刃上。”这位官员说，玉树地震时，灾民最需要的是医疗用品和食物，而很多民间慈善基金会随意发放“慰问金”，送来卫生不合格的衣物。“这会导致灾民抢‘慰问金’，传播瘟疫，这不是捣乱吗？”

　　因此，玉树地震后，青海省财政厅紧急下发了《关于加强玉树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通过任何渠道接收的各类救灾捐赠资金，必须自接收捐赠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全部汇缴至省财政厅设立的“青海省财政厅玉树抗震救灾捐赠资金专户”统一管理，逾期不转入的视同违规处理。

　　此举立刻引起了很多民间慈善基金会的强烈反弹。“这就使民间慈善基金会变成了善款中转站，我们的机构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很多企业的捐款是要求我们提供善款去向和相关证明的，政府的介入使很多企业不再信任和支持我们了。”王茹激动地说，“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啊，虽然大家都很不满，可还是都被迫转交了捐赠资金。”

　　民政部此后曾做出回应，玉树地震捐款统筹安排，“主要是考虑到地震灾区的特殊情况”，由青海省政府对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负总责，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职能分工加强指导和做好相关协调工作。

　　因此，要求“中央有关部门及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接收的捐赠资金，要直接拨付到青海省，连同青海省接收的捐赠资金，统一纳入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由青海省统筹安排用于恢复重建。此外，加上居民和企业少量自筹资金，共同组成以中央财政为主的灾后恢复重建资金”。

　　虽然此事当即达成了共识，但是政府对民间慈善基金会的不信任，民间慈善基金会对政府介入的不满却都已经埋下了种子。

　　烫手山芋怎么处理？

　　“玉树地震时所产生的矛盾就是我们日常矛盾的升级版。”王茹说。

　　据了解，要成立民间慈善基金会必须先找到“挂靠单位”才能获批，目前，在民政部、北京市民政局、各地民政部门下几乎都有下挂民间慈善基金会。“我们是没有独立的公章的，也不能自由支配基金账户，我们的重要工作都是要在业务主管部门的批准之后才能完成。”王茹愤愤然地说。“我们求爷爷告奶奶找来的善款，却没有支配的权利，这让我们很窝火。”

　　而北京市民政局的这位官员说，民间慈善基金会在管理和救助上的漏洞，尤其是在善款使用上的问题，导致很多“负责单位”都不愿再当“靠山”。

　　“下挂的民间慈善基金会是不能给单位带来任何好处的，而且一旦出了问题，业务主管部门也会被牵连问责。”这位官员说，“民间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非常少，他们薪水也低，所以在人员配置、组织架构上经常出问题，而善款的数额又比较大，去向分散，这都需要‘挂靠部门’负责。”

　　王茹认为，“这就是非盈利的痛苦”，民间慈善基金会并不能给挂靠单位带来任何经济利益和荣誉，所以在合作的过程中屡有矛盾。“其实我们也理解，我们只能添麻烦，不能给好处，谁都不愿意管我们啊！”

　　2004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非公募基金会开始作为民间慈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六年间，民间慈善基金会数目激增，伴随而生的问题和争议也逐渐增多。如果说，这些年来“业务主管部门”都在尽量“忍耐”的话，最近，当民间慈善机构暴露出越来越多的漏洞和风险之后，各业务主管部门已经是忍无可忍了。

　　“我们也遭受了舆论和上级的压力。国务院领导和民政部领导都曾明确表态，要提高慈善机构的透明度，要完善报送制度，建立公共信息平台。”这位官员认为，很多有“下挂慈善机构”的单位都急于摆脱这个烫手的山芋。“如果下挂的慈善机构出了问题，我们不仅要承担责任，说不定还要背上贪污受贿、挪用善款的黑锅，谁想惹这个麻烦？”

　　据这位官员透露，今年下半年，民政部慈善司和民间组织管理局就曾提出建立民间慈善基金会公示指南和透明度指标的设想，并组建了跨部门的起草小组草拟一个全国性的指导文件，通过各级民政系统向下发布实施。

　　“明年肯定就会有公示的版本，也会有相应的动作。”这位官员说。可是，这些即将启动的慈善基金会在制度上和信息公布上的改革却会让“挂靠单位”唯恐避之不及。“因为这意味着，‘挂靠单位’所做的工作会很多，责任和投入也都会增加。”

　　王茹无奈地说：“其实我们在财务和责任上都是做得很好的，但是，‘挂靠单位’肯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查出问题的就直接判了死刑，像我们这样没有查出问题的就耗着，我真怕我们过不了这个年关了。”

　　窗外的阳光逐渐照进来，在这间不大的办公室里，挂着很多锦旗、奖状，在王茹的背后，是一个大大的“爱”字。王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勉强着微笑了一下，说：“不过，总比判了死刑好，没表态说明还有希望，既然有希望，我们就会竭力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