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叫上板了

　　京剧创作，扩大地看整个戏曲创作，基本上属于政府主导型文化范畴，好处是出不了歪门邪道，缺点是容易被狭隘功利主义所利用，甚至助长搭政治快车、搞豪华包装、为评奖奔波的不良风气，这些也应该杜绝。

　　记者/王悦阳

　　“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熟悉的唱腔响起，梅派名家李炳淑一段《穆桂英挂帅》堪称神完气足，声如裂帛，响彻全场，铿锵的鼓点抑扬顿挫，华丽的余音绕梁不散。一瞬间，雷鸣般掌声四起，整座现代化的上海大剧院激情四溢，观众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当刘长瑜、杨春霞、耿其昌、李维康、叶少兰、赵葆秀、孟广禄、谭孝曾、王蓉蓉、杜镇杰、王珮瑜、张建峰等来自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天津京剧院、天津市青年京剧团、上海京剧院等国家级重点京剧院团的29位梨园名角携手走向台口时，更热烈的掌声涌向舞台，当代梨园一大盛事——“京津沪流派对口交流演唱会”终于圆满落下了帷幕。

　　2010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京剧艺术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京剧人将此看作“世界文化对京剧的一次崇高定位”。以此为契机，由文化部，全国政协京昆室，北京、天津、上海市人大、政协共同主办，首都京胡艺术研究会协办，京津沪三地菊坛58位老中青名角来了一次规模盛大的集结亮相，这些艺术家中既有尚长荣、夏慧华、陈少云等年过花甲、为广大观众所熟悉爱戴的京剧艺术家，也有于魁智、李胜素、王蓉蓉等当今京剧舞台的中坚力量，更有赵群、吕洋、凌珂等近年来崭露头角、活跃在舞台上的京剧新锐。三代京剧人以同行当、同流派对口交流的形式，举办了两场精彩的演唱会，携力同心，集中呈现50多段经典名段，几乎涵盖了中国京剧发展至今大部分艺术流派，这无疑是对中国京剧流派传承的现状作了一次高规格的盘点，更是对京剧本体艺术完成了一次高层次的回归。难怪国家京剧院院长宋官林坦言：“这两场流派对口交流演唱会的隆重举办，吹响了中国京剧下一步传承发展的集结号。”

　　改革“潜规则”

　　老中青三代同台竞艺，折射出京津沪三地京剧流派传承和京剧艺术水平的整体风貌，其阵容之强大，堪称前无古人的盛会。老生唱腔的醇厚，青衣唱腔的委婉，花旦唱腔的俏丽，花脸唱腔的豪放，老旦唱腔的激越，小生唱腔的挺拔，都演绎得恰到好处。值得一提的是，京津沪京剧流派对口交流演唱会在内容和形式上，以京剧流派经典唱段演唱和同行当、同流派演员对口交流为重点，亦为京剧演出史上的首创。

　　这看似不大的演出顺序更动，其实影响不小，甚至可说首度打破“潜规则”，来了一次全面的推陈出新。

　　梨园行里，有不少“约定俗成”、见怪不怪的“潜规则”：资历高、名气响的角儿，得“蹲底”演出；唱“打炮戏”的，大多是小字辈或名气一般的演员。于是乎，一开演唱会，大小角儿们就常常纠结于“谁先谁后”、“谁的唱段长、谁的唱段短”等细枝末节，角儿之间也时常会摩擦出一些不愉快。更有甚者，一些“大牌”名角，“打死”都不肯与另一名角同台演出。更别说同唱一个流派的演员，绝对是不肯同台演出的——尽管不是打擂，可同台唱着一样的流派，孰优孰劣，岂不一清二楚？谁会去做这样的傻事……

　　然而，这两场演唱会却彻底摒弃了这些旧习惯，改革了一些梨园陈规，开创性地实践了一种京剧演唱会的新形式，一展新世纪梨园团结、谦让的清新美好的风貌。两场流派演唱会，各分10组进行，每一组里大多都是同一行当、同一流派的演员，出场次序一律根据北京、天津、上海排列。这还不算，在同一组里，有选手是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的研究生，而另一位选手则可能是研究生班的导师；有选手是京剧大赛的参赛演员，而另一位则可能曾是京剧大赛的评委。例如马派老生冯志孝，是京剧大师马连良的亲传弟子，担任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的导师，而同一组的朱强，却是马连良先生的“徒孙”，是研究生班的研究生。这样相隔一代的马派传人，都唱着马派名段，竟相安无事，还唱得台下掌声阵阵。可以说，两天的演出真正完全做到了“不论资历，不看名气，只拼实力”。

　　事实上，这看似简单轻松的打破旧有规则，却绝非易事。就在1个月前，五大院团负责人来上海商谈这两场演唱会的具体事宜，听到这样的安排大家却都发了愁：各自旗下的名角，肯在演唱会的前头上场吗？没想到这时，国家京剧院副院长、老生名家于魁智给宋官林打来电话，宋院长试探道：“魁智，如果在杨派老生一组中，让你第一个出场，行不行？”于魁智一口答应：“没问题。别说是老生组让我第一个出场，就是整个晚会让我第一个上场，也没问题。”于是，在第一天的杨派老生组合中，观众最为熟悉的于魁智竟然率先出场，接着是天津的张克，最后才是上海的李军。“照规矩，京剧按演出先后，有开锣戏、早轴、中轴、压轴、大轴之分。唱大轴的演员，艺术水平得高，还要能拢得住观众。有本事的角儿，往往追求这种唱大轴的‘范儿’。但这两场演唱会，名家云集，倘若角儿们都执著于这些，这资格、辈分就排不清，或许这演唱会就办不成。”耄耋之年的京剧名家李蔷华极为认真地观看了两天的演出，作为过来人，她的感慨可谓道出了梨园老人们的心声。

　　精诚团结、互相促进。58位演员，不论年龄不论资历，对主办方提出的新规则全都欣然接受。因而这一番“不是比赛，胜似比赛”的艺术擂台，对演员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也正是由于良性竞争的大环境，促进了每一位演员发挥最佳水平，即使如天津京剧院院长王平、叶派小生名家叶少兰、花脸名家安平，虽然身体欠佳，依然打完点滴，精神抖擞地为观众呈现出最佳状态。“这是梨园界的好传统，好风气，戏大于天，自从投身舞台之日起，这身子骨就不是自己的了，全交给了观众，交给了舞台。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表现好呢？”同样身体欠佳的京剧名家李维康、耿其昌夫妇向记者说出了心里话。

　　规范到每一个字

　　以往的京剧演唱会，演员所唱内容与字幕不符甚至大相径庭，人们早已司空见惯。有时，电视上的一句京剧唱词，竟会接连出现好几个错别字。这种情形，更令人觉得大煞风景。针对这些问题，本次演唱会对字幕的准确性，下足了“笨功夫”。据负责字幕的上海京剧院院长孙重亮介绍，字幕组会根据唱段内容要求各院团的每位演员，仔细核对各自的唱词，还要在唱词上“签名画押”，确保自己唱的与字幕上打出来的完全一致。

　　这还不够。100多年的京剧历史，数代更新，唱词内容以讹传讹之处甚多，这次借着演出之机，也要逐一清理。譬如，骨子老戏《打鱼杀家》，很多年来都被写成“打渔杀家”，这次，则根据汉语规范订正成了“打鱼杀家”。再如另一出骨子老戏《洪羊洞》，到底是“洪羊洞”还是“洪洋洞”？字幕组先是检查了小说《杨家将演义》，发现书中写的是“红羊洞”。“羊”无三点水，已查有实据了；然而，这“洪”字要不要改成“红”？主办方为此又经过集体商议后，最终决定：还是保留约定俗成的“洪羊洞”，倘若将“洪”改成“红”，恐怕观众们要难以理解了。

　　即使把了好几道关，孙重亮还不放心：“演职员们看惯了这些唱词，似乎在审看着，然而挺容易‘灯下黑’。还是要再让外行来审看审看，他们不熟悉唱词，反而不会出错。”这一看，字幕组又发现问题了。《甘露寺》里，“景帝玄孙一脉留”，是“留”还是“流”？两个字似乎都行。然而，“留”字在这出戏里似乎更准确，最终获得通过。还有些唱词，一深究，就只能查考古籍才能决断。例如《太真外传》里有一句“在那支机石上今日里借于奴身”，这“支机石”常被写成“支矶石”。最终查到了西晋古书《博物志》，这才发现有“此织女支机石也”一说，确定了“支机石”的真正写法……如此这般一而再、再而三的精益求精，这才确保了整场演出的清爽与妥帖。恰如于魁智所说的那样，“这不仅是一次名角的盛会，也是一次非常严谨的演出，它规范了我们以前演出中的很多不足，从字幕到演出册的每一个字都经过了仔细推敲、深思熟虑。”

　　成功之后看不足

　　为期两天的演出圆满落幕，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却又似乎不止于此。对外，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展示与彰显；对内，则是一次艺术本身自觉的检阅与盘点。“京剧申遗成功，不是结束，而是一个起点。”恰如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夏慧华所说的那样，“国际都叫上板了，国内更得铆足了精气神，在这次京剧界的大检阅上比出真本事。”每一个京剧人都深深地体会到，京剧申遗成功，是肯定，是荣耀，更意味着一份面对世界目光的郑重承诺。京剧进入非遗名录，是站到了一个迎接繁荣与兴盛的新起点上，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今天，依旧可以获得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同时，通过本次大检阅，也在大融合中找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次唱梅派的青衣有10位，唱程派的也有6位，而唱尚派的，我成了独苗。事实上3年前，我就离开天津京剧院去了学校，如今也已难得上台演出，比我年轻的尚派青衣，她在哪里啊？”天津职业艺术学院副院长张艳玲对昔日梅、尚、程、荀“四大名旦”争奇斗艳，如今尚派后继乏人的现状显得不无失落。事实上，类似于此的问题也发生在麒派、奚派等诸多曾经名噪一时的京剧流派之中。中国菊坛名家名剧失传的问题相当严重，一些流派甚至濒临消亡，令人担忧。尤其是通过本次流派对口演唱会，一“对口”，一“盘点”，流派发展失衡的情况更是一目了然。两场演唱会上，老生流派不见了言派、高派等流派传人；花脸流派“十净九裘”，黄钟大吕的金派，做工讲究的侯派难觅后人；小生行当，更是叶派一枝独秀，与梅兰芳合作了近半个世纪的姜妙香创造的姜派，京昆大师俞振飞创立的俞派，也都早成绝响……

　　对此传承危机，宋官林认为，流派传人的“补缺”，并非短时间内可奏效，要让舞台上京剧流派更丰富，一要延长当红艺术家的艺术青春，让他们更长久地“活”在舞台上；二要缩短青年人才的成长周期，让年轻人尽早扛起流派传承的大旗。而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龚和德更是直接提出：各京剧院团在对流派的传承上，既要“扬长”，更要“补短”。戏以人传，在龚和德看来，京剧艺术的繁荣发展，完全体现在剧目建设上，既要强化传统剧目的高水平传承，以保存和提升京剧的古典美，又要提高新剧目创作的成活率，以探索和创造京剧的现代美。

　　龚和德始终认为京剧艺术在新时代继续发展的困难和危机并非在于表演老化或形式僵化，而恰恰在于创造力的衰弱。“要使这种状况得以缓解，有三点最要紧：一是要弄清京剧的文化性质是否只属于古典，还是可以古典加现代？传统戏并不都是经典，堪称经典的都经过了历代艺术家的加工和提高。弄清这些问题，就可以解放思想，解放艺术生产力。二是希望在‘研究生时代’，能涌现出一批身怀绝技而又富于理想、富于创造力的艺术家，他们随着艺术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改善，在决定京剧的发展路线上就会有更多的发言权、自主权；第三，京剧创作，扩大地看整个戏曲创作，基本上属于政府主导型文化范畴，好处是出不了歪门邪道，缺点是容易被狭隘功利主义所利用，甚至助长搭政治快车、搞豪华包装、为评奖奔波的不良风气，这些也应该杜绝。”

　　京剧未来何处去？

　　纵观历史，京剧本不是北京的地方戏，而是京城文化对地方戏的改造，它起源于安徽，却是从北京走向全国以至影响到世界剧坛的一种民族戏曲。无论在民族性、群众性和国际性上，京剧迄今仍是中国最出色的文化符号。它在19世纪中叶兴起后的一百多年中，既是民族艺术又是流行艺术。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文化格局丕变，各种流行艺术进入和兴起，使得京剧有“被边缘化”之虞。在龚和德看来，今天所谓的“振兴京剧”并不是要它重新回到流行艺术的位置，而是要它在新的文化格局中保持应有的地位，同昆曲和各种地方戏一起，继续成为民众的爱好，成为海内外华人文化认同和民族凝聚的精神纽带。这恐怕是在京剧申遗成功后一次较为准确客观的定位与评价了。

　　同时，面对目前戏曲市场不景气的局面，学者傅谨并没有随大流地将责任归咎于电视、网络的冲击，更非由于多元文化的夹击。在他看来，“京剧之所以在短短二十年间迅速成型并崛起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剧种，其中上海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那时的上海，恰恰文化非常多元。可以说，京剧就是在一个多元文化激烈竞争的环境下脱颖而出的。所以它不是没有市场号召力，也不怕多元文化的竞争。关键在于，在今天的语境下，京剧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它的传统丢失得太多。另一个问题，就是人才的断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根本性特点，恰在于口传心授、活体保存、生命传承，而这个特点之得以保持，必须要有一代代人的不断参与。没有相当规模和持久性的观众参与，生命传承就难以为继。因此，要使京剧的生命力比较充沛、旺盛，必须争取它活到年轻人中间去，活到广大民众中间去。“很多人一直在疑惑，现在连大名角都未必能天天演出，学生们演出有谁看，这个市场怎么开拓？对此，我们应该要倡导发展、重建城市剧场艺术。只要有一些固定的场子，进行经常性的、有规律的演出，慢慢就会把一个地方的戏迷、氛围培育出来。”在京剧专家沈鸿鑫先生眼中，文化这一领域，永远都是供给决定消费，而不是消费决定供给的。京剧演出更是如此。只要能够经常演出，慢慢就会把需求创造、培育出来。

　　“申遗成功后，怎么培养青年观众也是一大重点。京剧走进课堂推行了好几年，目前仍然在做。但依我看来遇到的最大困难还是师资。本来中小学懂得戏曲的音乐老师就不多，他们自己就唱得南腔北调荒腔走板，又如何激发学生对京剧的热爱？”沈鸿鑫一方面肯定了京剧进校园的意义与价值，可同时也为其流于形式化，缺乏真正的艺术吸引力而担忧，唯恐一切只是一个徒有其表的过场。

　　当然，京剧本身面对市场经济的考验时，强有力的宣传营销也至关重要。“面对这个信息时代和网络时代，戏曲营销和宣传上有待发展，这恐怕才是京剧最需要与时俱进的地方。” 沈鸿鑫说。

　　作为一个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剧种，“国剧”京剧的未来究竟是原汁原味地保留传承还是走创新发展之路？对此，傅谨有着颇为深刻的认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创新和发展其实是可以由市场来解决的，可是保护和传承却需要有文化关怀的人才能做。尤其在市场失灵的地方，需要公共资源有所投入。也就是说，政府应该把更多的资源用到继承和保护上。至于创新和发展，应该交给演出市场、剧团自身去解决。或许，两步并走会是京剧这一艺术走向未来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