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意外之殇

　　许巍的《蓝莲花》是复旦登协的会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你在行使自己权利之时，不能侵犯到他人的权利。你要自由，不能让别人替你冒风险”，在侯盼看来，这个事件，让他对于“自由”，有了刻骨铭心的感悟。

　　记者/贺莉丹

　　2010年12月17日，过了凌晨3点，黄山市万籁俱寂，侯盼却依然毫无睡意。坐在当地一家宾馆的桌前，侯盼反复抄写着《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4天以前，也就是这个时候，黄山救援民警张宁海在救援侯盼与其17名队友时，意外坠落山崖。

　　2个多小时下来，天已微明。但对侯盼来说，“苦厄”却是结结实实的，未曾远去。

　　他没有想到，在他与他的17名队友在踏上“青春”旅途的两天内，他们直面了恶劣的天气，GPS进水与迷路的意外，而最为严重的是，他们的探险“闯了祸”，让一位年轻的警察付出了生命。而在他们获救之后，一个舆论非议的漩涡出现了，他们被斥责为——“冷漠”，“麻木”。

　　“青春”之出行

　　“昨天夜里当歌声在天空怒放之前，《蓝莲花》被万人传唱，就记得当初我们一起贴海报，挂条幅，就为了一起出行；12月10日—12日的故事，需要你的参与”，2010年12月2日，一条“野黄山穿越活动”的召集帖，在复旦日月光华BBS的Outdoor(户外)版上吸引了不少户外爱好者的关注，也被转载到了人人网。

　　这次活动的发起人是侯盼，复旦大学法学院一位去年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作为资深“驴友”的他，也是曾经的复旦登协会员。这个肤色黝深的小伙子，已经有3年多的户外经验与2年多的担任领队的经验。他的足迹遍布江苏、浙江、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就在2010年“十一”期间，侯盼还与4名复旦校友“仗剑走天涯”，穿越乌孙古道，“在山里面整整走了7天”。

　　在此前的11月26日，侯盼将黄山穿越的V字形状北海穿越线路最终更改为东海大峡谷穿越线路，即跳开黄山景区，穿越茫茫的东海大峡谷，之后，空身登百老峰顶，下撤后拔营，再下到翡翠谷，出山。

　　在“驴友”们眼中，东海大峡谷穿越算是一条经典的黄山户外徒步线路，每年都有很多支户外队伍徒步这条线路，2009年5月，复旦登协也走过这条线路。当然，这条“野黄山线路”，指的是黄山风景区尚未开发的地域，这些地域没有门票与围栏的限制，也没有指示牌、手机信号，以及游客所能想到的一切基本的救助设施。

　　“假如说我们登协最难的线路是五颗星的话，这条路线就算是四颗星”，侯盼对《新民周刊》记者这么解释。

　　最终，一共有18个年轻人参加了这次“野黄山穿越活动”，包括最终招募到的16名队员，以及领队侯盼与压队唐清威，唐清威是来自复旦大学哲学系四年级的本科生，这个云南小伙子同样是一位资深“驴友”。

　　这支队伍，年龄从18岁至27岁不等，青春做伴，男生10名，女生8名，其中在校生10人，复旦毕业生5人，非复旦毕业生3人。在此之前，他们还劝退了因为经验或者体力不达标的3位应征者。

　　队员都是户外爱好者。部分队员原来就是侯盼的朋友，比如许若圣，一位复旦大学材料学院1999级的毕业生。但是，作为一种网络发帖组织的活动，这支18人的队伍的所有成员并不都事先相互认识。

　　12月9日，队员们在复旦大学3205教室召开了活动准备会。准备会中，侯盼详细讲解了徒步穿越活动的路线、风险等注意事项，并表明此次活动为探路性质。

　　他们为这次的出行准备了高精度等高线地图、指南针、一对MOTO对讲机、25米长的安全绳、急救药品，以及一台侯盼从朋友那里借过来的“GARMIN 60CSX”GPS(一款户外经典款手持防水的GPS)。

　　队员们也签署了一份户外活动风险知情声明，即《风险承担与权利放弃的协议》，并在出发前都购买了美亚拉磨无忧的保险，即一款美亚保险公司针对户外活动的承保保险险种。

　　队员们信心满满。因为在这支队伍中，参加者基本上都是或曾经是复旦登协的会员，且大多数成员都是相当有经验的户外探险者，其中有10次以上户外经验的队员有7名，还包括一位熟悉地图操作的测绘工程师，有过一次以上户外活动经历的7人；而没有户外经验的4名队员中，也包括了一名学校的中长跑冠军与3名复旦登协的骨干，体力充沛。

　　一个被忽略的细节是，有一部分队员并没有参加这个行前准备会。

　　但是，一切看上去似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侯盼给这支队伍取了一个诗意的名字——“青春”。

　　意外迷路

　　12月10日下午7点半，这支由18位年轻“驴友”组成的“青春”队伍从上海出发。按照惯例，领队侯盼跟压队唐清威轮流陪司机聊天，为了不让司机在单调的驾驶过程中打瞌睡，他们还体贴地给司机买了两罐红牛提神。很多队员也在当晚10点多就进入了梦乡。

　　12月11日凌晨3点，队伍行车进入黄山黄帝源景区。10分钟之后，18名队员下车，开始在公路上徒步，一个多小时以后，他们随着一条大约4米宽的机耕路，盘山而上。

　　头一天的探险，总体还算顺利。除了提前右转误入一个不知名的河谷之外，队员们并没有遭遇太大波折。他们退出了这条后来被确认为兽道的错误路径，并找到了正确的路径。

　　11日中午12点，队员们在路边吃过午餐之后，发生了一个意外。侯盼起身时，插在他胸前口袋的用来定位的“GARMIN 60CSX”GPS，突然掉进了水里，这个本来具备防水功能的家伙，居然无法正常工作。为了避免电子元件的损伤，侯盼拔出了GPS的电池。

　　此后，队员们主要根据等高线地图和指南针，在山上找寻路径——在侯盼看来，这也是在GPS 发生一些意外故障的情况下，“驴友”们在野外找路的两种主要方法。

　　接下来，队员们一鼓作气前行，于当天下午3点钟左右，走到了位于黄山的中心、海拔1299米的通天塘营地露营。侯盼组织队员们扎营，压队唐清威在迅速扎营后，开始为第二天的行程探路。侯盼要求队员们尽早休息，因为次日早晨6点要起床吃饭，8点得拔营，晚上有月晕，他让队员们注意防雨。这一天，按照计划圆满进行，大约在晚间8点左右，队员们进入在山间搭建的帐篷休息，安然度过一晚。

　　淅淅沥沥的小雨，是在12月12日的凌晨开始飘洒下来的。开始的时候，雨并不是很大，但是，随着雨势的蔓延，等到12月12日清晨，队员们起来时，发现黄山山间的雾气已经氤氲得厉害了。这场绵长的雨，后来一直延续到队员们被获救出山之后。

　　“当天天气非常糟糕也是我们迷路的一个原因，因为当时山里的能见度大概只有二三十米”，有过6年户外经验的队员许若圣后来总结道。

　　事实上，由于雨水的关系，道路变得泥泞不堪，难以辨认。在缺乏GPS指示的情况下，找路变得艰辛多了。也是因为下雨的缘故，队员们在12月12日早晨8点40分才整理好营地，他们根据前一天探路和等高线地图分析，寻找路径下山。但是，当他们沿着往东南方向的下山线路走了20多分钟之后，却发现：走错路了！

　　集体折返营地后，他们派出了两名队员往两头分别探路。根据指南针的指示，他们找到了一条向南的前往目的地翡翠峡谷的线路，路径看上去是明显的，“有老乡砍树砍出的路径，从砍的痕迹来看，已经有一段时间，沿路还有红色的丝带做路标和一些零碎垃圾，我们确认为一条徒步线路”，侯盼回忆。

　　于是，队员们朝南前进，翻过一个垭口，沿着河谷，一路朝下游行进。雨断断续续，海拔一直在降低。当时在侯盼看来，脚下显然是一条成熟的徒步线路，他们甚至路过了一个废弃营地，“有很多的生活垃圾的痕迹”。

　　大约是从当天中午1点钟左右，队员们才发现道路开始不明显的。他们下到河谷找路。那个时候，雨依然在下，而雾气浓重，远方的山势已经看不清晰。

　　侯盼尝试重新打开GPS。在读取GPS的海拔数据并对照等高线地图之后，队员们沮丧地发现，他们已经不能按照既定的时间走出翡翠河谷口。户外探险的一个常识是，当发现自己迷路时，应冷静并仔细回忆刚才走过的路是否有巨大岩壁(悬崖)、大树、溪流、泉眼、洞穴、怪峰及岔路口等参照物，然后凭着自己的记忆寻找自己的足迹，退回原来的路线。

　　但是，这时已经是中午1点半，这个时间点很尴尬，因为他们既不足以按照原定计划即中午2点钟抵达翡翠谷出口与等候在那里的司机会合，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撤回原来的路线了。

　　混乱的报警

　　根据等高线地图，队员们只要沿着河谷朝下游走到三条河流的交汇处，即可到云谷寺地区。于是侯盼决定，下到这个从地图上看上去位置较近的云古寺地区，然后出山。

　　那时，侯盼并不知道，这台曾经服役了5年的GPS在开机之初时测出的数据并不稳定，放大到等高线图上，导致偏差更大，这给他们后来持续的找路造成了偏差。

　　在河流对岸探路的队员带回的情况是，河谷对岸有明显路径，队员们就过了河，沿着河谷朝下游走。通过这一地带之后，仿佛柳暗花明，路径又变得清晰起来，“沿途又有可捡垃圾，再往前又发现一个废弃营地”，侯盼回忆。

　　事后证明，他们是在12月12日下午3点到4点间走错路的。约在下午4点左右，从前方探路的压队唐清威带回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前方是绝壁，山势陡峭，路径全没了。

　　山中的雨在持续，在这个寒冷的冬季，差不多还有1个小时，天就即将黑了，路也即将看不清了。队员们只好先下切到河谷中休整，再看看河流对岸是否还有路可走。

　　在仔细分析对比了等高线地图和GPS的数据之后，侯盼再次发现，他们又错了，这个时候，他们原本要找的三条河流的交汇处，已经错过。

　　侯盼方知，除非他们走夜路，否则没有可能在天黑之前到达云古寺。

　　在整个寻路的过程中，18名队员中唯一一位曾经走过这条野黄山穿越线路的女队员，没有能够帮上忙。“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她完全记不清了”，参与探路的队员许若圣回忆，“到后面其实就是很折腾了，找路的人，找得好崩溃！”

　　而担任领队的侯盼和担任压队的唐清威，都没有走过这条野黄山线路。这次，他们也没有请当地向导。“向导的问题，必须承认，是我的自信心爆棚了，没有请。因为我当初做的计划就是拿等高线地图、GPS和指南针去找路，我跟所有队员也交待过”，侯盼说，他曾经打电话给了3个向导，但他们都分身乏术，未能答应，在他找到了很详细的数据的情况下，他就没有再找向导了。

　　雨一直下。学生们所在的河谷，前方是悬崖，左边是随雨势不断上涨的河面，河谷处因地势较低，积聚的雾气也越来越浓。侯盼发现，他们陷入了困境。

　　经过一天徒步、体力消耗极大的队员，汇合在河谷处商讨对策。在听闻领队侯盼讲明，没有办法在既定时间完成既定线路之后，队员们普遍情绪低落。而且，当时已经有一名队员，因为参与大量探路，体力消耗巨大，出现了轻微的“失温”情况。

　　这个时候，有队员提出了报警求援的建议。对于报警，队员之间的争议，不是没有的。也有队员认为，这种情况之下还不用报警，因为他们的食物还足以再过一夜，到第二天天亮后，可以再去寻找下山的路。

　　领队侯盼和压队唐清威在商量了之后，征求了队员们的意见，报警得到了多数队员的赞同。

　　“天气太冷，营地不合适，我担心队员晚上会‘失温’”，出于对当夜温度和体能的综合考虑，领队侯盼决定报警。

　　由于他们所在的河谷处手机信号不好，当时仅有两个队员的手机有微弱信号，于是，侯盼让这两个队员打紧急报警电话110。

　　因为山中信号微弱，时断时续，且时间紧迫，为保险起见，除了用电话联系上海110、黄山110、紧急联系人lola之外，两位队员还各自群发了手机短信，告知他们所在的具体经纬度坐标，确认具体求援情况，其中包括部分被困学生的家属，比如，队员施承祖那位远在上海的著名的“二姨父”。

　　这条短信的信息支离破碎，“黄山，GPS30’07.696。118’11.694。救命，有18个人”。

　　一直纠结于这次行程的具体细节的侯盼，在事发后的受访中多次对《新民周刊》记者强调，这是作为领队的他的一个明显失误之处。那个时候，他忙于照顾那名“失温”的队员，便将报警的权力下放给了两名手机有信号的队员，“我在报警的时候最大的失误是，不是我亲自去报警的”。

　　并且，报警的过程，事后在侯盼看来，也是无序和混乱的，“我们出现了向上海和黄山当地110多头报警的情况，多头报警导致情况不明，而且队员也不一定像我一样，对局势有那么清楚的了解，这就给救援增加了难度”。

　　大约只过了半个小时，黄山110的确认电话就打到了一名报警的队员的手机上，警方询问学生们的具体情况，“这个时候他们讲不清楚，是我去讲的，我告诉了警察我们的情况，说我们原地求援”，侯盼回忆。

　　黄山警方告诉学生们：不要离开，等待救援。

　　黄山大搜救

　　12月12日，这个礼拜天，对于黄山风景区公安分局温泉派出所民警张宁海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一天，恰逢奶奶的百日祭，母亲赵彩芹于是接到了刚刚休完5天探亲假、从老家安徽省太和县赶回黄山的儿子张宁海的电话。张宁海在电话里说，所里工作忙，就不回了，他在山上磕了几个头，送奶奶一程。

　　再过两个多月，就是这个看上去很阳光的警察的25岁生日。张宁海的宿舍就在温泉派出所的二楼。在这个寒夜，紧急搜救任务是突然下达给他的。

　　困守山中的18名上海大学生当时未能知晓的是，就在他们迷路的当天下午6点许，最先接到报警的黄山风景区公安局云谷寺派出所，已将18名复旦学生被困的消息上报至黄山风景区公安局。大约3个小时以后，温泉派出所所长董玉明就接到上级布置的搜救任务，“考虑到宁海就住在派出所宿舍”，仅有8名警员的温泉派出所派出了平时喜欢体育运动、体能较好的张宁海与另外一位民警余铁骑，由副所长程志强带队，赶往云谷寺协助救援。

　　接到任务以后的张宁海，和同事一起，匆匆下楼，登上了温泉派出所的一辆警车。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在得知18位复旦学生被困之后，安徽方面高度重视，省委书记张宝顺、省长王三运多次就搜救工作作出重要批示，黄山市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福宏，市长宋国权等市领导及市公安局局长鲍仕魁立即赶赴搜救现场，靠前指挥。

　　12月12日的黄山，这个连空气都弥漫着紧张因子的夜晚，紧急救援18名复旦学生的命令，被层层传达，救援人员集结待命。没有人预料到，一位年轻的警察，将以他的血肉之躯作为救援的代价。

　　在山间等待救援的期间，由于夜晚寒冷，领队侯盼和压队唐清威选择在距离河面大约有8米高的地方，组织队员们用外帐搭了四个防雨棚，并铺了防潮垫，男生在外，女生在内，每个人都穿好羽绒服，取出睡袋裹在身上，把包都堆在外围挡风。

　　地势很陡，没办法躺得舒服。以至于当时位于帐篷一角的队员、复旦大学研一的学生蒋帆，身上早已被雨水打湿。

　　接近晚间8点，侯盼统计了队员们的所剩的食物，统一分配。这个寒夜，雨势阵阵，并未停歇，每隔一段时间，队员们就要起身，将帐篷上的积雨抖出去，以防雨棚被压塌。

　　“我们在尽量地节省食物，也在想出去的办法”，许若圣说。最终，学生们决定，要在第二天天亮，让领队和压队分别去河流两侧探路。

　　可是，这些大学生无从知晓的是，他们的报警电话，已经引发了这个大雨夜的一场兴师动众的跨区域紧急救援。

　　一位心急如焚的学生家长，在接到孩子的手机求救短信后，立即向上海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报警。而复旦大学方面，在获知学生被困信息后，报告了上级，“经上海市委市政府指挥、协调、联络，安徽省委省政府、黄山市委市政府通力支持，当晚即安排大量人员不畏艰险，全力开展搜救”。

　　上海与安徽两地的公安部门迅速联动，立刻展开救援行动。黄山市委市政府和公安部门组成了一支专门的救援队开始全黄山范围的紧急搜救，包括黄山风景区公安、武警、消防和应急力量在内的紧急搜救人员，多达230余人。　　

　　雨夜的进山

　　在一些从事户外搜救的专业人士看来，如果没有特殊情况，雨夜不进山，乃业内行规。但是，在这个大雨倾盆，雾气弥漫，寒气逼人的夜晚，整个黄山严阵以待，张宁海参加的黄山风景区公安局搜救队，终于在雨夜进山。

　　由于存在天黑风大、山高路陡、大雾弥漫、下雨路滑、出事区域尚未开发、事发区域无手机信号等诸多困难，搜救队的地毯式的搜救工作，在这个雨夜，开展得异常艰难。以武警黄山支队为例，官兵们在搜救过程中穿越双溪河时，冰凉刺骨的溪水汹涌而下，他们紧紧拉着绳索，踏过淹没膝盖的溪水，相互搀扶着前进，不少战士身上有多处被树杈或是尖石剐伤。

　　虽然搜救队根据GPS卫星定位系统，判断这18个学生被困在黄山风景区云谷寺1号地区，但由于该地区是一片范围辽阔的未开发景区，无法接收手机信号，难以联系到被困者，最终搜救队只能借助电筒、绳索等设备全面寻找被困的学生。

　　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搜救队一边走，一边把手中的电筒向周围以及天空闪亮，不停地喊，“有人吗？有人吗？听到请回答”。大约在12月13日凌晨2点半左右，搜救队的呼喊声被学生们捕捉到，他们尝试回应，并打开了头灯指引搜救队。

　　只过了大约5分钟左右，张宁海所在的先头搜救队队员看到了晃动的光柱，循着当初学生们为了防止找不到原路而沿途折断的树枝所留下的记号，在未开发开放的云谷寺1号区域的一个不知名的峡谷中，他们找到18名饥寒交迫的被困大学生。随后陆续有十多位搜救队队员赶到，包括警察、武警、消防队员以及当地向导。

　　至此，这支穿着雨衣，撑着雨伞，浑身湿透的搜救队，已经在山路上艰难跋涉了6个多小时。

　　搜救队来得这么快，侯盼说，很多学生当场都流下了眼泪。搜救队让学生们尽快收拾东西，跟随当地向导出山。当时，前行的队伍依次为向导、3名消防队员、3名学生，接下来就是张宁海，后面再跟上的是学生。而山路狭窄，一面就是悬崖。

　　侯盼清楚地记得，队伍仅仅只走了5分钟，前方就传来消息说，“停队伍，好像是有人滑下去了”。

　　“心底彻底一凉，当时就懵了”，侯盼说。

　　来自黄山官方的消息称，张宁海坠下山崖的时间是12月13日凌晨3点26分。等救援人员找到张宁海时，发现他的头部遭受重创。

　　很多细节是事后慢慢被拼接起来的。一名事发时走在张宁海身后的学生说，在护送途中，张宁海突然身体往外一滑，虽然立即伸手抓到一根树枝，但树枝很细很软，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当时他在为一个女生打手电，要让路给她，就用手抓住树枝，没想到树枝断了”，参与当天搜救的民警说。

　　雨夜太黑，很多学生其实是看到张宁海相框中的冰冷遗照之后，才将张宁海的模样与救援他们的“英雄”对上号的。

　　凌晨4点半，所有的队员返回原休整处待命。侯盼等部分获知一位民警已经牺牲的队员，和搜救人员一起站在冰冷的雨中，沉默着，等待天亮。

　　直到天快亮的时候，走在队伍后面的许若圣才知晓，他身后的一个消防战士告诉他：你知道吗？这次因为来救你们，我们牺牲了一个同志。

　　“我马上就呆住了。我只知道，对不起”，许若圣喃喃地说，“我们想到救援队员来了，那就安全了。没想到会出事”。

　　直到清晨6点，天空初露曙光，河对岸另一组搜救队也赶到，他们结好安全绳，组织所有队员过河。学生们沿着另一条山路，出了山。

　　4个小时以后，在当地公安，武警，消防官兵和当地向导组成的搜救队的带领下，所有18名上海大学生安全抵达翡翠谷景区。

　　迟到的致歉

　　在获救后，18位大学生入住了由黄山风景区安排的宾馆休息，等候他们的，是景区专门准备的姜汤、热饭菜和热水等，体检显示，他们的身体状况均正常。在当时沪皖联动工作组的安排下，他们早早地回到了上海。

　　对绝壁之下的张宁海的搜寻，却非常艰难。当天下午4点，在坠崖之后的12个小时，张宁海的遗体终于被救援队从翡翠谷抬了出来。

　　获救以后，学生们没有什么悲伤表情的照片，公诸网络，而他们匆匆作别黄山的行程，亦被指责为“凉薄”。一位目睹他们获救下山的当地记者回忆，获救的学生们很平静，并非像报纸写得那样痛哭流涕，甚至采访都是追着问的，“他们说要回上海”。

　　14日凌晨，这些获救的学生回到复旦校园。他们在此后几天的“隐身”，包括在14日校园内一场公开悼念张宁海的活动中躲避媒体的追问，也让他们成为舆论讨伐的对象。即使在复旦大学内部，也有学生在跟记者谈论这个话题时，义愤填膺，“他们为什么不公开集体道歉？”而18个队员之一、现任复旦登协会长的杜彬与前几任会长石翔在人人网上关于“登协权力”控制的对话截屏，更是震撼了所有的围观群众。

　　在回到上海的最开始的20多个小时，在侯盼看来，像进入了一条混沌的思维窄巷，他独自呆在家中，基本上没怎么睡过觉，“脑袋处于很麻木的状态”，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让他反复思虑自己在这次行程中哪些环节做得不对。

　　对于包括本刊在内的各家约访他的媒体，最初，侯盼也并不愿意回应。他只说，我忙着给学校写一份事故总结报告。

　　复旦大学负责心理咨询的老师后来发现，侯盼的精神状态不对。而其他年轻的从未有过此类经历的队员，也被心理老师认定为，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心理问题。

　　在获知民警张宁海遇难以后，队员许若圣也陷入强烈的自责情绪中，“我觉得在黄山那边犯的错误、找路上的失误，过于疲劳、食物的不够，其实完全都是因为准备不充分造成的，就是有点太过于轻视了。我们对路线的了解，只是问了一两个人，他们仅仅是告诉我们那条路好找，我们就去了”，他反复重申。作为专业的户外队员，却连基本的行前准备都没做好，“青春”们实在该为草率的青春举动道歉、反省。

　　网络的批评沸反盈天，侯盼被“人肉”了。他平均每天会收到七八十条谩骂的短信，但他一直开机，接听所有的陌生电话。后来他才明白，潜意识里，他总觉得张宁海的家属可能会打电话过来。

　　12月15日晚间，侯盼果然接到了张宁海一位远在广东的堂哥的来电，对方安慰他，“不要有压力”。 侯盼从他那里要到了一个陪在张宁海父母旁的张家亲戚的电话号码，他跟对方通话时，对方只不停询问：宁海摔下去的时候，穿了什么样的衣服？说了什么话？他当时是怎么摔下去的？他摔下去的时候，有没有叫？都是很细节的问题。

　　侯盼失声痛哭。他觉得，他绷紧的神经上的一个阀门，突然松动了。他深刻地体会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没了”。他当晚就给压队唐清威打了一个电话，“这是我们第一次自我反省，这个时候，我们恍然大悟了。我们前面想的那些细节，其中一个原因是想要掩盖这个过程，掩盖不愿意回忆的东西，掩盖有人替我们牺牲了，我们应该去面对些什么”。两个年轻人当晚决定去黄山，“得去给二老一个说法”。

　　作为18位获救大学生的代表，12月16日，他们俩赶赴黄山，参加12月17日在黄山举行的张宁海追悼会。在追悼会现场，侯盼和唐清威，跪在张宁海父母面前，泪流满面，抱头痛哭，“我们都错了”，“我们18名队员都会是你们的子女”。

　　这一天的上午9点半，复旦大学燕园内，张宁海烈士追思活动同时举行，约有300名复旦师生手捧鲜花，寄托哀思。尚在上海的16位获救的学生，全部到场，他们在张宁海的遗像前，长久地鞠躬不起。不少学生已是泣不成声。

　　“我们为我们轻率的行为向你再次道歉”，一位女学生跪倒在张宁海的遗像前哭着大声说。这也是这些获救的学生第一次从“隐身”中走出来，公开面对媒体。

　　虽然，这场迟到的致歉并没有挽救他们的信誉危机，他们依然被指责是，“为了应对社会的压力而作秀”。

　　但是，侯盼说，“青春不散场”，他们18个人会继续以一个队伍的形式完成他们青春的“救赎之路”，时间为明证，“欢迎大家监督”。

　　这个比张宁海大一岁的小伙子，近来，重复得最多的话是，我们错了，错了就要承担。

　　在事发后的一个礼拜之间，他的体重掉了7公斤，“先安顿好自己的良心，再想其他事情”，他说。

　　侯盼的计划是，18个人以一个团队的力量，给张宁海的父母捐款，定期祭拜张宁海，定期探望二老并为他们购买一份人寿养老保险，为张宁海就读中学建立贫困生助学基金。

　　在年迈的父母亲夜晚不忍放开的相框中，张宁海的微笑永远定格。张宁海的父亲张培伦，这位太和县纪委的司机，在事发后，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救人是儿子的职责，不怨大学生。

　　张宁海的表哥李虎说，用皖北话说，张宁海是很硬性很刚烈的一个人，“宁海的人生虽然很短暂，但我们所有的亲属都认为他很光荣，他这24年，没有白活”。

　　可是，在一些近亲的眼中，夜深人静的夜，张培伦才流露出他的哀恸。他总是抱着相框喃喃自语，他以为某一天，他唯一的儿子阿海，会推开家门，笑眯眯地走进来。

　　在张宁海意外坠崖之后，整理他的随身遗物的人员才发现，这位当天紧急出门执行搜救任务的年轻民警，身上只有一个用旧了的手机，两支笔，以及一张饭卡，而他唯一的一双篮球鞋，牺牲的时候，就穿在脚上。

　　亲历此次线路的许若圣表情凝重，他说，他再也不会去登山了，“只要我以后再背起包，我就会想起这件事情，我就会想起，一个无辜的生命，因为我们，就这样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