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版【年终访谈·社会病了】

　　【主题】重构价值体系是社会病的药方

　　【作者】本报记者 杨梅菊 实习记者 杨越 发自北京

　　【访谈对象】

　　夏学銮：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

　　杜平：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

　　朱大可：上海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访谈动机】

　　这一天中午，78岁的肖雨生死了，死于一次跌跤。他滑趴在地，额头磕破，流着血，无力站起来，也无法呼救。人们匆匆走过，无人敢扶，没人打120、110，只一个保安跑去派出所。20分钟后，肖雨生被活活憋死。

　　12月15日深圳福田区一个老人的当街死去，让中国人在这个冬天再次体会比寒流更冷的人性。

　　这是一个生命轻如草芥的时代吗？或者是金钱捆绑人心的时代？回顾这一年的中国，社会怪现状层出不穷，屠刀砍向无辜孩子；地沟油肆虐餐桌；金钱可以买到爱情；强拆一再夺人性命……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遍地欺骗的中国，也是一个满是悲剧的国度。这一年，我们在看到更多盛景之余，大多数人却仍然行色匆匆，奔走在经济大潮的你追我赶中，大多数人内心充满不确定性，安全感成为如此奢侈的愿景。人们正在丧失敬畏，丧失对生命最基本的尊敬，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恐怕是，中国人，你还相信什么？你能信仰什么？

　　【先驱语录】

　　夏学銮：在古代社会，传统的价值以义为本，以利为末，以人为本，以财为末，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下，这种传统价值完全颠倒，以利为本，以义为末，以财为本，以人为末了，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恶性案件，都是这样的问题

　　杜平：市场经济下原本管理社会的约束规范都没有了，况且有了规范，遵守的人也没有得到应有奖励，违反的人没有得到惩罚

　　朱大可：在经济GDP大幅增长的同时，我们的精神GDP却日益下降，已经萎缩得不成样子。这是一种极其高昂的代价，我们正在共同品尝这个硕大的苦果

　　【正文】

　　【小题】利害得失成了做事的唯一原则

　　《国际先驱导报》：我们的生活似乎正被某种失去理性的情绪所裹挟，人们对于生命的敬畏和法律的尊重日渐稀薄，这反映出中国社会当下的什么问题？

　　夏学銮：今年以来，一系列社会恶性事件接连发生，尤其最近西安大学生药家鑫撞了人以后看人活着又捅了7刀，这种极端残忍的行为简直令人发指。可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行为？这是因为社会转型期，人们面临价值理念和价值信仰的全面丧失，做事完全以利害得失为原则。

　　以药家鑫为例，看到妇女在记他的车牌号，就疯狂地把她杀死了，本来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变成一个严重的刑事案件，整个过程他没有道德价值的判断，几乎纯粹是动物性的行为，而行为出发点只基于利益的考虑。所以你看到一旦人们失去理性信仰，几乎等于没有灵魂，这是非常可怕的。

　　而个体没了灵魂，整个社会就会失去价值信仰，野蛮的行为必然增多，人们不再需要深度的思考，只追求眼前的利益。

　　太多的案例说明，许多当代人已经失去理性的和价值成分的思考，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完全是条件反射的行为，根据自己的利害得失来选择，没有集体的、为公的价值判断，这是最可怕的。

　　像地沟油、三聚氰胺，其实都是一个类型，反映的都是人们价值信仰的缺失，基本道德底线的滑坡，只顾赚钱，不顾人民死活，完全把利益放在第一位。那些在过去不敢想的，现在一一都发生了，整个的社会价值观念、理想信念，都陷入迷乱，没有一个准则，也没了标杆，只要能赚到钱就是好的，所以就不管什么价值判断，那些都抛到脑后。

　　在古代社会，传统的价值以义为本，以利为末，以人为本，以财为末，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下，这种传统价值完全颠倒，以利为本，以义为末，以财为本，以人为末了，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恶性案件，都是这样的问题。

　　【小题】信仰空洞化带来社会危机

　　Q：今日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以及价值体系的崩塌，到底应该由谁负责？

　　杜平：要说负责任的话，当然所有的方面都负有责任，大部分人可能做不到洁身自好，因为在竞争激烈的时候，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就会吃亏，原因归在什么地方呢，过去一系列维持价值观的机制现在已经没有办法适应社会，市场经济下原本管理社会的约束规范都没有了，况且有了规范，遵守的人也没有得到应有奖励，违反的人没有得到惩罚，尤其是管理这个社会的人、有权有势的人，他们首先没有遵守或违反后没有得到惩罚，那么那些没有权力控制资源的人，也会用看上去比较卑鄙或者小人的方式来谋取，两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朱大可：数十年来片面追求GDP，意味着唯经济主义、市场第一和物质利益至上，拜物教和拜金主义成为人的最高原则，这同时也意味着其它一切文化要素(文化核心价值、精神信念和公共伦理)都可以被任意抛弃。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在经济GDP大幅增长的同时，我们的精神GDP却日益下降，已经萎缩得不成样子。这是一种极其高昂的代价，我们正在共同品尝这个硕大的苦果。

　　而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信任危机的根源，还在于对人类普世价值的激烈围剿，导致已经摇摇欲坠的公共价值及其伦理彻底丧失，各类公共活动(行政、商业、制造业、教育、文化等等)都失去了基本道德底线，进而引发机构、个人的普遍的信用缺失。这是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它摧毁了30多年来辛勤重构的社会根基。按照信仰——信念——信任的逻辑序列发展下去，就应该轮到“信心”了。如果对社会、个人生活完全丧失了信心，那么这场“信N危机”就走到了自我演化的尽头。

　　Q：那又该如何看待如今个体的价值坍塌与信仰缺失？

　　朱大可：在整个“信N序列”中，信仰是最高纲领，也是它的运转轴心。信仰缺失是社会的万恶之源，所有的精神病症，都从那里开始滋生。令人奇怪的是，如果我们把中国大陆的佛教徒和其他宗教信徒的总量加起来，也不会是小数。但我们看到的却仍然是一派信仰空洞化的景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只有一种解答，那就是在中国，连宗教都被市场化了。比如，拜佛往往成了一种交易过程，也就是向佛索取好处，并向佛承诺回报。信仰被置换成了一种买卖。我称之为“契约型宗教”，甚至还可以叫做“市场型宗教”，这种宗教在公共伦理上是低效或无效的，它不能建构一种良好的精神/文化氛围。但它却为教徒们制造了一种幻觉，误以为自己是有信仰的人。这种可笑的误解，势必会加剧信仰空洞化的危机。

　　杜平：说到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的解体，我历来认为在中国人内心、血液里始终有一套遗传下来的道德体系，人们对是非、对错概念都非常清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心里都有数。但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遵守固有的道德？不是因为没有价值体系，而是因为这个价值体系没有受到尊重，这个尊重是多方面的，特别是从法律上，比如那些违反社会秩序的人，如果只是有选择性地处理，很多人就会存在侥幸心理，不会觉得我做了错失必定受到制裁，这也就是为什么一直在反贪，但一直没有办法减少更别说消灭贪污，反而越来越普遍。

　　【小题】把灵魂建设摆在第一位

　　Q：刚才诸位诊断了社会病变和信仰缺失的病灶，如何治愈？ 又从何入手？

　　夏学銮：要对我们当前的社会信仰的缺失有清醒的认识，要弘扬传统的文化和价值，礼义廉耻是道德底线，也是最基本的价值，这是延续几千年，同时也行之有效的价值理念，是老百姓最容易接受的，说别的什么主义，老百姓可能觉得太虚，会生出负面倾向。这是一个喧嚣浮躁的社会，它需要的是逐步治理，需要把灵魂建设摆在第一位，当然我们现在有些非常好的价值，也可以同传统价值结合起来，来重塑价值标杆，我觉得这是当前应该做的基础工作。

　　杜平：光靠政府也不行，因为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第三方监督机制，谁来监督？我认为是媒体。从美国当年经验可以看出来，媒体在这一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大，那些执政者和掌权者，最怕的不是法律，而是媒体，当曝光之后他们在道德上无法面对民众的时候，就会有忌惮，于是至少行动上要收敛一些。当然现在中国媒体本身做得远远不够，客观原因在于现有社会管理条件之下做不到、不能做或者不敢做。所以在社会管理方面，只是单纯靠政治思想工作、党内纪律、政府官员自我约束等还是不行，而媒体可以成为管理和被管理者之间的桥梁，可以做中间人，当管理者被管理者发生利益摩擦和冲突，若没有桥梁或者缓冲的时候，对抗的情绪会越来越大，而如果媒体在中间，可能会起到一个中和的作用，多多少少减缓震荡，这是正常社会中媒体应该起到的作用，但是目前中国还没有完全的，或者说还远远不够。

　　另一个可能的就是民间组织，因为我们过去一直是大政府，政府的力量做什么都可以，一切可以由政府来处理，这种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有合理性。但当社会利益阶层不断繁杂的时候，政府要处理那么多复杂的问题，甚至很多问题会涉及到政府本身，那就需要一个起到中间调和作用的社会组织，这个组织独立于政府，但能够帮助政府承担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能得到政府的信任也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它需要要政府扶持和人民支持，但目前状况下，你看现在的非政府组织、NGO和其他社会团体也好，基本上存在的空间非常小，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发挥这样的作用。

　　朱大可：中国社会应当提供一种良好的自由氛围，来鼓励和推动各种多样性、多元化的信仰。只要我们及时出手加以援救，危机完全可以逐渐转变成新发展的动力。我最担心的不是危机本身，而是人们看不到危机，而沉浸在所谓“盛世”的自我陶醉之中，甚至援引一些西方学者的梦呓来编织乌托邦幻境。(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