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货币战争】

　　【主题】货币战争，打好内外两个战场

　　【作者】本报记者 宋媛 张陆煜 发自北京

　　【访谈对象】

　　郭田勇，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谭雅玲，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

　　【先驱语录】

　　郭田勇：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币升值的确能够缓解通胀压力。但需要注意的是，单独依靠汇率政策并不能完全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谭雅玲：我希望人民币主动贬值，选择时机采取行动，打消人民币升值预期，不能容忍人民币升值预期绑架市场舆论和政策参数

　　【访谈动机】

　　用“群雄逐鹿”来形容今年的全球外汇市场并不为过。美元“努力”贬值，欧元岌岌可危。今年，“货币战争”也成了全球金融市场最时髦的用语。

　　高潮出现在11月份，美国宣布将推行规模为6000亿美元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向全球大规模“放水”，各国无奈，争相筑堤防水。

　　美元泛滥同样冲击着中国。为了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流行性已然出现过剩。10月和11月，中国的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冲上4.4%、5.1%的高位，通胀压力巨大。而美国的QE2进一步推高了中国的通胀压力。

　　在全球经济依然低迷的今天，中国经济的增长无疑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毫无悬念地，也成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另一个焦点。关于人民币应该升值的论调，从美国国会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高官，不绝于耳。

　　人民币正面临着内外受压的窘境。而在对内的贬值的同时，对外升值的预期让热钱蠢蠢欲动，伺机进入，将会进一步推高楼市、股市等资产价格，加大通胀压力。

　　这也许是前人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局面之复杂，也远超中国经济此前遇到的难题。中国能同时打好对内对外两场货币战争吗？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小题】都是流动性过剩惹得祸

　　《国际先驱导报》：为什么今年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现象会同时存在？

　　郭田勇：二者能够同时存在，与流动性过剩有很大关系。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为经济恢复营造了宽松的货币环境。规模不断增加的信贷投放一方面使宏观经济逐步实现反转，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流动性过剩。货币超发为价格上涨提供了温床，投资领域的炒作也不断推涨资产价格泡沫，形成消费价格和资产价格普遍攀升的局面。人民币对内出现贬值。

　　与此同时，我国国际贸易一直处于顺差地位，庞大的对外收支盈余造成了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供不应求，给人民币带来升值的压力。而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极大增加了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巨额的外汇储备增加了调控难度，为了维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应对人民币对外升值的压力，央行不得不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形成被动式货币投放，市场流动性进一步加大。更重要的是，隐藏在顺差外衣下的热钱大量涌入，形成流动性泛滥的同时吹大资产泡沫，又对通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Q：目前人民币对内贬值与对外升值同时存在，对经济有何不利影响？

　　郭田勇：人民币对内贬值，意味着货币购买力下降，居民实际消费能力下降，企业利润被压缩，另外，高通货膨胀率导致储蓄存款的负利率。大量海外游资涌入中国市场推高房子等资产价格，又强化通货膨胀预期，并出现资产价格泡沫现象，存在恶性通货膨胀的风险，严重危害经济发展。

　　中国目前对外贸易依存度较大，同时，我国目前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较低，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对汇率变动较为敏感。人民币升值对于他们必然会产生冲击，也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同时，我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尤其是以美元为标的资产，即使是人民币的小幅升值也会造成外汇储备的大幅缩水。

　　【小题】打掉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Q：今后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压力？

　　郭田勇：首先需要强调的是目前我国所面对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指的是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升值压力。

　　在外汇管理上，我们要加大人民币币值的弹性，对于人民币币值的调整应考虑更多币种，即进一步深化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的实施，适当减少美元占比，从而增强汇率政策的灵活性。在外汇储备资产的选择上也应多样化、合理化，提升外汇管理能力。还要从“藏汇于国”转向“藏汇于民”，进一步放开相关的外汇账户管制。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也很重要。从以外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以内需为主的发展模式，可以减少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另一方面，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使得我国产品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当然，这种经济结构调整并非一日之功，往往需要相关政策配合，也包括通过汇率政策换取更多的改革空间。

　　我们还要积极发展主权财富基金。将更多的外汇储备投向于具有发展潜力的区域，以期分享更多的回报以抵消人民币升值的所带来的损失，并规避相关外汇风险。

　　谭雅玲：一定要打消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因为预期带来的人民币升值的冲动和推力都很大。我们应该看清，升值的预期主要来自外部，外资银行或者外部市场的舆论带给中国强烈的中国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其中的集团利润需要和国家利益诉求是值得关注的。

　　还要注意到，在人民币价格形成过程当中，我们违背了规律。价格本应有上有下，这五年多，中国的汇率中却只上不下。所以应该回归规律的正常状态，主动贬值，这样可以化解风险。主动贬值，需要有勇气，还要适当把握时机，择机贬值。

　　应对人民币升值，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战略的规划。人民币机制的健全是人民币自由化、国际化的基础，我们对人民币国际化、自由化有预期，但是基础不配套，这种单腿蹦进的做法对中国长远发展不利。

　　Q：人民币在未来一段时间，有可能升值吗？幅度可能是多大？

　　谭雅玲：升值空间有限。我希望人民币主动贬值，选择时机采取行动，打消人民币升值预期，不能容忍人民币升值预期绑架市场舆论和政策参数。

　　郭田勇：从我国当前的基本经济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有一定失衡但并非被大幅低估。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攀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我认为人民币升值是一个必然趋势，但不应人为施加影响使其升值，这违背了市场规律。

　　人民币在短期内大幅度升值是“损人不利己的”。应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动态、长远的视角考量，控制人民币升值的节奏，使人民币小幅度、渐进地升值。

　　从2005年7月开始算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升值大约25%，我估计未来的升值幅度可达15%左右。在这种升值预期下，企业要积极调整经营策略，应对相应的成本增加。

　　【小题】治理通胀，将余钱约束起来

　　Q：上面已经说到，我国通货膨胀的源头之一是货币超发，除此而外，还有其他因素吗？

　　郭田勇：输入性通胀也是因素之一。美国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我国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一方面，在美元贬值与国际市场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必然会有更多游资引入中国，进一步加剧国内流动性的过剩。另一方面，主要以美元为标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在我国主要以美元币值为参照对象的情况下，也会带来输入性通货膨胀的问题。

　　Q：如何从源头上治理通货膨胀？

　　谭雅玲：我认为现在央行调整存款准备金就是从源头在治理通胀，因为所有的信贷、投资、货币投放，都是以金融机构和银行为主，我们的股市是以金融股为独大，已经说明我们现在流动性的结构状态。所以上调存款准备金是从源头约束流动性。

　　但是很多人理解不了，认为应该加息，加息的理由就是通胀来了、老百姓是负利率。难道通胀来了就只有用加息解决吗？其实有很多配套的工具。美联储一年多少利率也没有动过，不仅没有通胀，而且是通缩的状况，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比照的。

　　用老百姓的负利率来调整市场并不是对老百姓负责，难道老百姓的财富收入就靠利息吗？这样的误导对于我们政策层做决策带来很大压力。

　　郭田勇：从目前我国货币政策调整效果与经济状况来看，货币政策由宽松转向稳健是一种现实选择。11月份存款准备金率已经上调三次，央票的发行目前也开始出现一定的困难。这已然从侧面反映了数量型工具实施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相反，目前我国的存款基准利率仅为2.5%，从目前的经济数据来看，全年的通货膨胀率基本能够稳定在3.5%左右。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价格工具尚存在较大操作空间。

　　虽然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并未完成，加息可能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副作用，但相比于目前的通货膨胀率，利率水平的提高对经济产生的抑制效应有限。而且适度的加息也有利于打开数量型工具的空间，并能扩大数量型工具作用的影响。同时，还可考虑采取一些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措施与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共同发挥作用，以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运行效率和作用效果。

　　【小题】单靠汇率政策解决不了通胀问题

　　Q：现在有一种看法，可以用人民币升值来化解通胀压力，这是个有效的方法吗？

　　谭雅玲：投资和投机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押注的筹码就在于人民币升值，我们别误入歧途，陷入别人的圈套。

　　郭田勇：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币升值的确能够缓解通胀压力。一方面，若明年在通货膨胀管理上依然存在问题，而传统的货币政策又受到一定制约，那么汇率政策给予适当的协调也是有必要的。另一方面，我国长年的经济增长与巨额的贸易顺差，均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通过汇率政策的适当变化来缓解这种压力也是适当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单独依靠汇率政策并不能完全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汇率政策作为一项价格工具，其杠杆作用影响较大，尤其是考虑到企业层面，其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在应用汇率政策时，应当更多搭配其他调控政策，这也就要求加大汇率弹性，更加灵活地搭配不同的政策工具，才能在明年稳健的政策基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