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教育改革的关键点

　　本报评论员 李靖云

　　年关岁末，各种新消息不断放出，似乎总要给人们一些未来的期待。改革开放以来，年末释放深化改革的消息已经成了惯例，一般而言总是发改委、财政部等机构给人惊喜，不过不声不响之中教育行政部门则发出了让人眼睛一亮的消息。

　　12月26日，教育部发文将在不同的省区开展重点综合教育改革和统筹教育改革。公平教育、关爱留守儿童等老话题依旧放在重点。所不同的是要在北京市、上海市、安徽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深圳市等地开展新的统筹教育改革，而其中的关键在于要推动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教育模式。这些问题都切中了中国教育的关键问题。

　　记得十多年前，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应邀赴哈佛大学演讲，掷地有声地说：“先有哈佛，而后有美国。”赢得满堂喝彩，让当时许多对华不友好人士刮目相看。江主席是道出一个客观事实，哈佛建校时间要比美利坚合众国早，但是其内中深意则是指出了哈佛以及美国教育有相对的独立性。其实这一点对中国而言，从某个角度来看也成立，先有北大、清华、南开等一批新的大学，后来方有五四运动，继而才有新中国。而在当时中国的大学都是独立办学，政校也是分开的。

　　但是自新中国以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直接导致了官僚办教育，行政管教学的教育体制。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高校改革，大量的专门学院出现，学校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机构，而是一个行政机构下的机关。从助教到教授以行政级别定其工资级别，以行政考核定其升迁评定。这一行政主导教学的直接后果就是高等教育体制僵化，教学内容刻板，缺乏创新。学生成绩的评定也依赖于行政量化的指标，以至于大学生能否拿到学位，不在乎其专业学习，也不在乎其研究能力，而在于能否通过四六级英语考试等考核指标。

　　面对这种高等教育高度行政化的局面，国家层面和大学层面已经有了很多尝试，扩大招生自主权，北大搞了元培班改革，这类体制类的教学改革，还有屡见不鲜的高等研究中心的设置以及博雅教育的推广。但是这种推广并没有实现我们所期待的教育突破，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我们清楚的是，中国教育的改革是依赖中国改革路径开展的，而中国改革基本上依赖于行政权力的推动。但是对于教育而言，这种强化行政推动并非福音。

　　教育的目的在于塑造有独立个性的人，正所谓“因材施教”。强化行政必然强化统一，那么培养出来的人就很容易像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这与教育的目标正好相反。而且，如果说初等教育因为施教对象未成年，需要一定的统一规划的话，高中和高等教育面向的是将要成年和刚刚成年的年轻人，根本无法统一规划。中国古代先秦诸子的论辩开放式教学和古代希腊先贤学院的谈话和讨论式教学，都是以青年人为教学对象，其目的也在于塑造其人格气质，以及学习能力。

　　虽然说当代的高等教育知识培训是重要的内容，但是更因为教学对象的成人化、独立化，更应该去行政化，强化独立性和创造性。这也是强调政校分开和管办分离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大学而论，中国的高等教育，教学内容单一，教学评价体系单一，招生和学位授予单一。通过统一的考试，遴选出不同级别的人才，然后放到等级有别的高校。但是却执行一套相同的教育体系，进校的时候也许是相对鲜活生动的面孔，但是出来的时候个性就磨得差不多了。

　　高度统一行政权支配下，自然极易导致千校一面的状况，学生何尝能摆脱这种千人一面的塑造？只是当我们绕了这么多路，积无数跬步，一点一点地到达“政校分开、管教分离”这个目标的门口时，我们可能发现，我们仅仅是刚刚叩响教育改革的大门，如何推开这扇门，并就此打开新天地，就需要有志于改革人士的共同努力了。

　　中国教育改革的现状与出路

　　本报记者 徐伟 实习生 黄颖

　　中国教育体制应鼓励变革

　　时代周报：最近几年我们看到许多高校建立了各种博雅学院、研究中心，这种体制范围内的教育教学改革有多大的突破意义？

　　储朝晖：各种博雅学院和研究中心，只是高校试图改善教学水平的一种努力，在目前的高校管理体制下，要突破很困难，但我们应该鼓励这种探索。这些学院的建立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教育的现状，只有整个教育制度的变革才会起作用。

　　袁征：博雅学院的特点是教学内容覆盖面宽，其目的是培养博学的大师。现代大学是从12世纪欧美大学发展而来的，当时的大学，由于积累不多，综合性较强。随着人类研究的深入、知识的进步、学科的细分，这种情况难以为继。如果要是再学得那么宽，就不可能学得深入，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发展，博雅学院则是一种不合理的倒退。中国设博雅学院是学得很浅显的，不单止不能培养大师，甚至不能培养一名合格的本科生。中国教育搞改革，其实不需要自己动脑筋，自己越搞越乱，把西方大学成功的经验搬过来就可以了。

　　时代周报：最近教育部下辖的拥有自主招生权大学开始建立招生联盟(如“北约”、“华约”、“理约”)，联合考试以争取学生，此类招生改革，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有何意义？这是否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和垄断？

　　储朝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的高校招生都是由国家统一管理，包括统一招生、统一分配，在“文革”时期中断了一段时间，1977年又得到全面恢复。这种管理体制有一个假定的前提条件，即招生是国家的事，而不是学校的事，这个假定使得招生和学校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这种机制造成的突出问题就是责权分离，政府管招生但不管教学，学校管教学，但不管招生和发文凭，责权之间出现了漏洞，使得学生无法进入其理想的学校，学校也无法招到理想的学生，两者之间出现了脱节。

　　现在出现了所谓的“华约”和“北约”，虽然它们能影响的学生不是很多，但它撬动了整个招生制度，打破了过去完全由政府垄断招生的状况。虽然这个撬动过程并不完美，一些考生和学校会因此吃亏，但这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它会让高校对自己的责任更加明晰，让招生制度更趋合理，使学校和学生之间有更多机会互相了解。

　　谢泳：中国高等院校的实际地位是由行政权力决定的，在这种格局下的招生制度变革，实际意义并不大。中国名校的根本意义在于它的行政意义，也就是说教育行政部门认为哪一所高校是好学校，它就是好学校，至于这所高校的实际情况并不很重要。因为中国高等教育是垄断的，名校的地位也就是僵硬的，办得再差也是名校，反过来说，有些高校办得再好，如果得不到教育行政部门的认可，也无济于事。这个格局要自身改变，我不乐观。现在中国有条件的学生，第一选择是到欧美大学读书，国内名校其实已招不到第一流的学生。这个格局是高校自己造成的。

　　袁征：组团招生是大学自主招生的政策，这种政策制定的动机是好的。美国法律规定美国大学学术自由包括四个方面：教什么、由谁教、怎么教、教谁。按照法律，美国大学在招生时是完全自主的，可以实现大学的教育理念，这个法律是合理的。政府官员日理万机，没有那么多时间和条件，比如图书馆、实验室等，所以政府不应该过多干涉招生、研究的事，让大学自主招生是合理的。

　　但现在允许自主招生的只是极少的重点院校，这就不公平了，因为法律规定，公民在受教育、升学的机会上是平等的。但中国有意把大学划分为三六九等，让部分学校可以获得更多资源，在招生时有一定特权。像现在的“华约”这三个集团，更是大张旗鼓，又再次凸显它们的特权，这不反没有减轻学生的负担，更是加重了负担。

　　应在制度上保障学术争鸣

　　时代周报：中国大学教育千人一面的状况的关键原因，是在于教学内容单一，还是在于管办不分？如何让中国的大学办出个性？

　　储朝晖：中国大学单一化有几个原因：第一，是价值理念单一，很多人认为读大学只是为了拿到文凭作求职的敲门砖，没有看到大学所包含的追求真理的价值，满足人的成长多样性的价值；第二，是评价机制单一，在短期内是很难对一所大学有准确评价的，因为学校不像工厂生产产品，而是培养人，培养的成效要在学生走出大学十年二十年后才能看出来，而现在，用考试成绩、就业率等一些简单的指标来衡量一所大学过于片面；第三，是管理体制单一，现在中国的大学用的是一种商业机构、行政机构的管理模式，为了便于管理，它要求管理对象单一化，这种逻辑显然是错误的。

　　谢泳：国家垄断高等教育的最后结果，要在一个稳定的周期内显示出来，现在基本到了这个结果显示的阶段。自然科学我不熟悉，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我稍有所知，我看不出北大、清华、复旦以及其他高校在这些学科方面的明显差别，什么都要由教育行政部门决定，必然是这个结果。香港科技大学只用了十年就办成了名校，而中国改革开放已有30年的时间了，哪一所大学是原来无名而现在突显的？完全没有。抗战前，中国的清华大学真正成为国立清华大学的时间，其实也只有十年，但当时她已被公认为是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十年时间完全够一所大学出名。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自治是最重要的，它起源的时候这个特征非常突出，成长的时候也如此，不能到了成熟的时候，让她的自治特征消失。

　　时代周报：教学评估体制一直是中国大学存在的重大问题，为了应付评估，各种造假、抄袭层出不穷，在商业化和社会多元化日益成长的现代社会，中国大学究竟应该怎么评定教学，如何确定自己的教学方向？

　　储朝晖：简单来说就是多元、自主，学校是多样性的，人的需求也是多样性的，对大学的评价也就应该是多样性的。在多样性的前提下，大学怎样设计自己的发展理念是每个大学自己的选择，不能要求千校一面，这是基本原则。目前我国大陆的很多高校在这方面都缺乏思考，因为高校里面校长、老师都认为这个学校不是自己的，校长认为干完几年就调走了，老师则认为自己只负责上课，其他的跟自己没有关系，“我就是来打工的”，这种心态决定了高校发展的单一化。

　　谢泳：要让学校有更多的自主权，大学是一个有特殊性的教育机关，要相信大学教员，要相信社会。大学办得好坏，最终是社会认可。如果教育行政部门放弃垄断教育的思路，让社会评价大学的好坏，学校自己更会有压力。教育行政部门，连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共同体都不信任，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袁征：教学评估是很有问题的，早几年教学评估造成了大面积的造假，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这完全败坏了中国高等学校的风气，结果对于高校教育水平并没有提高。只要是各个大学没有行贿受贿，没有犯法，政府根本就没必要去管，让各个大学独立发展。而且，政府去评价大学，这样做的结果就很容易导致大学领导和教师对官员唯唯诺诺，缺乏进取精神，使中国的大学教学水平无法提高。

　　让大学有自主发展的权利

　　时代周报：从招生和学位授予体系角度来看，评判高等教育的权力是否被垄断？我国的高等教育应该如何走？

　　储朝晖：什么是大学？简单来说，大学是一种学人的自觉组合，或者叫学人的联合体，至于谁跟谁组合、怎么去组合，应该由学人自己来决定。但现在学校的级别完全由上级设定，这是一种不大正常的状况，大学获取资源的主要渠道是上级，有关部门把大学划分成三六九等，限制了大学自主发展的权利。参照日本大学改革的经验，大学首先要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法人，它有获取资源的权利和路径，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实际上，日本的大学在改革之前也经过十几年的研究，一开始也尝试由政府支持让大学走到世界前列，但最终放弃了，因为他们看到政府的治理逻辑与大学的治理逻辑是相互抵触、相互矛盾的，所以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这对日本大学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谢泳：中国高等教育，前有中国的经验，比如当年的西南联大，后有现在的世界经验，比如美国的大学、香港的大学。关键是要让大学有自治权，国家不要过多干涉，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发展，何种专业是不是到了可以授予学位的程度，学校自有判断。现在是因为国家垄断了学位的授予权，才让学位授予权变成了一种权力，其实这是一种简单的学术权力，应当还给学术共同体，学位的含金量，最终也要由社会来认可和判断。

　　袁征：一种开放的教育机制应该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所以就不应该搞什么“211工程”、“985工程”，分部属院校、普通高校等，在拨款上有倾斜，应该让所有学校都公平竞争。那么各个学校就会自己去努力，去争取处于领先水平，但是现在根本不可能，规定了某校是重点大学，它就永远是重点大学，这是不合理的。公共资源应该是对每一个公民都是平等的，不能说因为高考成绩要好一点，他享受的资源就要多一些，按照罗尔斯的说法，正因为其他人高考成绩不高，才需要更多的资源，成绩差的学生应该得到更多的照顾。所以说，同一个程度、同一个地区的学校，给学校的拨款应该是平等的，而不应该分为三六九等。

　　在发达国家，私立学校是教育改革的火车头，因为公立学校在制度上的改革没有得到授权是不能改的，而且公立学校要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不可能给某个学校的学生提供特别好的教育或生活条件。而私立学校不一样，在美国，只要大家愿意，就可以办学，如果他们认为某种教学方法很好，家长和学生都认可就可以改，公立学校则必须经过议会来决定。中国政府支持公立学校，而没有尊重私立学校的权益，私立学校本身就很弱，在这样的环境下，希望中国的高等教育能够百花齐放，各具特色，不进行改革是根本达不到的。

　　储朝晖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谢泳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袁征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学院教授

　　深圳速度能否创一流大学

　　任远

　　深圳是一个从来不乏新闻的城市，但是一直很少有文化教育新闻的深圳最近却频传此类消息。先是位于深圳的某大学开始独立办学，然后是教育行政部门指定深圳为教育改革示范区，实践“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独立办学的新闻和教育行政部门特许深圳展开“政校分开”改革的公文，再次让人们对这座城市聚焦。虽然可能会有评论者持谨慎态度，认为“特区”特办，对于其他地区是有失公平的，而且“自主”将导致监管失控。但相信多数人会期待有改革经验和成就的深圳能在教育改革上有所突破，至少也会有所遐想。所谓以深圳速度，为中国创建世界一流高校。不过，且将中国教育的前景暂搁一边，仅就深圳市的目标，即建立一流研究型大学和充分自主办学而言，到底能走多远，却是悬疑之数。因为教育毕竟不同于经济，深圳并没有多少骄傲的资本。

　　其实深圳大学，这所建制最完备的特区大学就曾经凭各种改革创新震动全国。1983年，深大从筹办到建成，仅仅花了八个月。此后深大屡屡推行改革，学生交费上学、勤工俭学、毕业生不包分配、教职工聘任制、学分制等当时的创新之举，到现在已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然而直到2006年，深圳大学才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如今的深大，已经“泯然众人矣”，即使在教育并不怎么发达的南方，也排不上号。

　　不过，深圳市要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就中国当前的现实而言，自主招生和自授学位并不是必须的。一般而言公众对高等教育招生形式、考试内容、课程设置、教学评估体制和学位发放的关注，更多是出于对教育公平关心和对教育垄断现状的厌恶心理。这和中国是否能建立一流大学没有必然联系，也不是这次深圳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衡量一所大学是不是研究型大学，关键不是看招生和教学模式。一般认为，中国的所谓名牌大学与研究型大学或说是国际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主要是体现在学术声誉、原创性成果、教授水准、科研经费和国际化水平等方面。教改问题并不是中国大学无法跻身一流的关键。事实上，自主招生和自授学位，只是学术自主派生出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后者实现的前提条件。深圳高校可能采取的具体招生模式、复试形式和内容乃至教学模式所引发的热切关注，固然反映了人们对高考和大学课程设置与社会脱节长期以来的不满，另一方面却也表明，一般公众对中国大学发展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并不了解。很多看似惊世骇俗的举措，其实并没有涉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质。

　　现阶段，高考的问题并不是大学改革能够解决的。许多学生和家长对高校自主办学的期待，或许只是希望在高考之外寻找一条出路。而教学方面的全国性垄断已经逐步被打破，实际上，近年来国内大学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实行课程改革，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例如北大的通识教育已经相当有规模，其他学校如中大也在效仿。如果说这种课程改革对改变高校教育的僵化、提升学生的创造力还是无补于事的话，那主要是因为缺乏高水平的师资和健全的评价体制。任何教学体系，倘若不是由深刻理解教育目标和规律的专家来设计、不是由在本领域作出过突出成就的教师来实行，到头来都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中国大学最缺乏的恰恰是健全的人才评价体制。教育行政部门对评价和考核的垄断，导致形式主义泛滥，浮夸之风盛行，教授不甘于潜心做研究，反而挖空心思投机取巧，争夺资源和利益。这只要看看有多少不学无术之辈空顶着教授博导的头衔就知道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真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自主招生和自授学位，也不可能让中国的大学跻身世界一流之列。相反，取而代之的恐怕是大规模的走后门入学和售卖学位，损害教育公平。相比之下，一考定终身至少在表面上更平等。只有建立起健全的同行评价机制，大学和教授的学术声誉取代等级和职称，这些措施才有可能成为公平和创新的保证。然而，这关涉到整个学术界风气的转变，当然难以一蹴而就。而教育学者们提出的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的设想，乃是实现这一真正蜕变的关键。

　　不过，正是在这一点上，深圳教改面临着真正严峻的考验。行政化的风气并不是高校内部的产物，而是在目前体制下无法幸免的归宿。作为计划经济的堡垒，在不少大学里，大到校长的任免、人事财政权的支配、学位授予权，小到课程的设置和教学科研成果评估的方式，都在行政部门的监管权限之内。因此，单单在大学内部去行政化还远远不够。教育家所面对的，是与级级部门之间的长期周旋。现阶段，为实现短期内创建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政绩目标，深圳市方面还是会全力支持在深圳实行的教育改革，教育部以公文形式，指定深圳作为教育统筹改革的试点地区来看，可窥见这种上下相契的改革的决心和迫切之意。深圳方面甚至已经同意通过立法的方式来确定行政与办学之间的关系。一旦形诸法律，自主办学无疑有了合法的依据。不过，这种支持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抵消蔓延于奠基于整个体制的行政化取向，仍是不可预料的。大学改革希望在行政助力之下实现去行政化的目标，这怎么看也像是一个悖论，因为它要求的是行政对于学术的自我否定。

　　归根结底，这次教育改革并不是谋求建立大批独立成长的私立学校，而只是教育行政部门打造的基于现有体制的“一场全国性试验”。自然不能颠覆原初的基本理念和诉求。教育行政部门的小心翼翼是可以理解的，即使是地方有出格的举动，但想必两方也有心照不宣的默许。我们所担心的，正是深圳一贯采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改革模式，运用在教育领域是否合适？新建的学校，在未来若干年的发展道路上会不会突然遭受莫名的行政干预而中途夭折。其实，深圳探索政教分开能否成功，决定因素非常简单。如果拥有最终的人事权和财政权，深圳的高校就可以绕过重重叠叠的规章制度和行政程序，实现自主办学的目标。以雄厚的资金和依法办学为后盾，延聘顶尖人才，复制国外最好的科研教学体系，有没有知名度，能不能得到广泛承认，并不是什么问题。关键在于，教育行政部门和深圳市政府是否有足够魄力，对改革中所产生的新生事物始终采取放任的态度而不是多方监管控制，放手让那些幼苗成长为真正的一流大学，从而为中国高等教育创造一个破局而出的机会。就此目标而言，特区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而学子们的时间，则太短，太短。

　　作者系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