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漏油谍中谍

　　南都周刊记者_徐卓君  实习生_蒋丽娟

　　大连输油管爆炸

　　7月16日晚18时50分许，大连市大连新港附近输油管道发生爆炸，数万吨原油泄漏造成周边数百平方公里海域被污染。至今，官方的环境评估报告未公布，事故方之一的中石油甚至没有公开道歉。

　　关键词：大连漏油  4,140,000条

　　大连新港保税区油库，6个10万立方米的油罐矗立在大孤山半岛，几个月前倒塌烧毁的围墙已修葺一新。如果不是油罐上残余的黑灰的提醒，不会有人记得，7月16日的那场石油泄漏爆炸事故，引致15个小时的大火，以及万吨原油入海。

　　养殖村庄的萧条

　　在投入数千条渔船打捞石油，并使用了大量消油剂后，大连市政府在7月26日宣布海上清污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5个月过去了，在距离漏油发生地35公里的金石滩的村民，每逢南风天还能闻到刺鼻的石油味，看见油珠子随着海浪翻滚。

　　度假胜地金石滩的十里黄金海岸边的沙子重新更换了一批，看起来洁白如新，但扎根的岩石无法替换，在海水冲刷了5个月后，仍有不少染上石油的岩石，像巨大的木炭，静静地躺在岸边。石油不再泛着五颜六色的光芒，俨然干涸的沥青，附在岩石的每一个缝隙里，无法退去。

　　和这些黑色的石头做伴的是海边零星几只小渔船，小木船的船身上还留有斑驳的黑色污迹，更多的渔船都停靠在远处的避风港里休息。不只是渔船闲着，岸上的人也几乎无事可做。

　　金石滩河嘴子村有70%以上的劳动力都在海上工作，每年10月初至12月底本是海参等海产品的收获季，这是靠海吃海的村民们最繁忙的季节，男人们忙着下海干活，女人们留在岸上加工海产品。杨德民是河嘴子村的潜水员，收获季节来临时，除了海上刮大风的天气，杨德民都会潜入大海，帮东家打捞海底养殖的海产品，大概能干七八十天活。但今年，他只有20来天下海干活，大多数时候，他都歪在看海房的炕上抽烟，“海里的东西都死得七七八八了，没活可干了。”

　　杨德民偶尔潜入海底捞上来的，大多是死了的鲍鱼和夏贻贝，杨德民告诉《南都周刊》记者，海底偶尔还能看见稍大的石油块，更多的是礁石上的石油印迹。在使用消油剂之后，漂浮在海面的大块油膜已经不见，变成颗粒大小的油粒，沉入海底，或滴在礁石上，或被海底生物吞食。

　　不只是海里养殖的海产品，浅滩上的野蛮生长的藻类都生机不再，石油侵袭后，不少藻类烂死，活下来的也不再生长。“往年冬季，浅滩的鼠尾藻、马尾藻、毛菜、绿菜都长到二三十厘米高，厚厚一层，现在几乎看不见了，”李辉(化名)说。

　　李辉是杨德民的东家，也是当地的养殖大户，海参成熟的秋冬季，他的电话总是响个不停，都是来预订海产品的，不仅如此，大连市民还开着车，排着队来金石滩买海参和鲍鱼送人。一场油污过后，已经少有人问津。

　　整个金石滩海域的生意都暗淡了下来。往日里忙碌的工人和慕名前来的顾客不见踪影，李辉家原来雇用了四五个看海人，看守着浅滩和浅海的海产品，这是小偷经常光顾的地方。如今只剩了一个看海人——没有东西可偷。

　　虽然大连漏油的环境评估报告尚未出炉，无人得知大连附近海域的生态受损程度，但常年在海边生活的村民们都能切身感觉到周遭环境的改变。“今年的海特别容易混浊，”李辉说。每逢刮风季节，海水变得浑浊，无法下海干活，村民们就会休息两天，但两三天后，海水又重新变得清澈，可以下海干活，“但今年风一来，海水十多天都清不了，”李辉说。

　　实际上，就算海水清澈，也没什么活可干，“鲍鱼没有了，海参没有了，海底养的夏贻贝也不见了，笼养的贝类活的也不多了，海参剩不了几个，”李辉说，“以前每天我能捞50桶海参，今年每天也就捞上来10桶。”

　　中石油该怎么赔村民

　　根据河嘴子村委会主任邵德善的说法，自2005年年初，李辉等4家养殖大户开始承包河嘴子村的海域，每年要上交村委会469万元的包海费，除此之外，这4家养殖大户平均每年花费2000万元向海底投放海参苗。虽然投入巨大，养殖户们还是信心十足，对靠海吃海的金石滩养殖户而言，海洋就是他们的银行，金石滩的海底环境又很适合海参鲍鱼等海珍品的养殖，到了苗种成熟的时候，就可以向“银行”提款了。

　　但一场大油过后，化为乌有，除滩涂养殖的香波螺还有少量剩余，其他海产品所剩无几。潜水员杨德民偶尔下海去捞海参和鲍鱼，鲍鱼没有捞上来，鲍鱼壳倒是捞上来一把。“海参遇油就化，鲍鱼死了之后，肉质被海里的清道夫海星所吃，只剩下一堆壳，海底养殖的夏贻贝、海胆碰到海底环境的改变，也会集体搬家，”河嘴子村村委会主任邵德善说，“整个村子的养殖户今年一年的损失就有几千万，我们集体的损失也在几百万。”

　　金石滩的海产品曾经是天然、绿色的象征，供不应求。如今却少有人问津。大连的海鲜市场上，卖海产品的摊主都避之不及，一有人问是不是金石滩的海产品，小贩们全都矢口否认，说是长海县的。

　　35公里之外的漏油事件甚至影响了金石滩海产品海外的销路，大连经济开发区安宏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蒋维安坦言，裙带菜的损失不大，但已经没有了销路，往年12月份，来自日本、韩国的订单络绎不绝，裙带菜等藻类都被订完了，今年到现在一张订单都没接到，“他们外商很在乎这个(污染)，”蒋维安说。

　　据悉，事故发生后1个月，多名养殖户都曾去找过大连市开发区管委会和事故方之一的中石油大连分公司，希望讨得到关于赔偿的说法，但均无功而返。今年9月，邵德善和村里的20多个养殖大户不得不踏上了上访路。

　　在大连市驻京办的协调下，也在多家媒体报道之后，河嘴子村养殖户的索赔开始有了一线生机，“中石油告诉我们，只要政府拿出合理的赔偿方案，他们就出钱，说是赔偿方案在11月份出，”邵德善告诉《南都周刊》的记者。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邵德善在10月还特地去了趟北京，去把仍在北京坚持上访的村民们拉了回来。

　　直到12月9日，邵德善和李辉们才看到赔偿方案的征求意见稿，也正是这个征求意见稿，让他们大失所望，“赔偿标准太低，和实际损失的相差太远，我们不能接受，”养殖户李辉说。金石滩河嘴子村的村民认为，赔偿数字是闭门造车的产物，“政府没有找过我们了解情况，也没有来我们这里调查，他们的数字从哪里来？”

　　中国海洋大学政法学院院长徐祥民也认为，政府出赔偿方案这个程序是不公正的，在国外的案例中，是受害者和肇事者通过法院沟通赔偿问题，“受损害的是老百姓这一方，为什么是政府出方案，这个不是想解决问题的态度，也许是拿政府当挡箭牌。”

　　据看过征求意见稿的养殖户说，赔偿金额只相当于他们一年损失的40%。海参的成长期一般是4年，头三四年投进去的海参苗刚长成，还没来得及收获就死了，如果重新育苗，要再等上4年的生长期。“现在只赔偿一年的损失，太不合理了。”

　　更重要的是，如今的海水是否依然适合养殖是个问号，接受记者采访的多数养殖户都表示很迷茫，不知道来年要不要继续投苗养殖，当地政府也没有告诉他们能不能再养殖海产品。

　　李辉曾经咨询过大连市海洋渔业局，工作人员的答复是，污染不太大。“污染不太大是个什么概念？要是污染不太大，海参鲍鱼怎么都死了呢？”李辉表示怀疑。

　　阿拉斯加大学教授理查德·斯坦纳曾经是埃克森石油泄漏事故的紧急响应顾问，他在今年8月考察过大连漏油现场，他告诉记者，如此多的原油泄漏到了海产养殖场，已经对近海的海产养殖户造成了十分巨大的影响。除了这些可见的原油外，含有更为有毒的、可溶于水的原油成分也扩散到了这一区域。某些油污染仍然存在于这些地区的沉积物中，它们将持续地污染着当地的海产品。

　　如果海水不再适合养殖，靠海吃海的金石滩人该何去何从？他们甚至来不及想这个问题，眼下更紧迫的是，下一次的上访。12月15日，邵德善和40多名养殖户又一次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开始了他们第二次上访的旅途。“打官司这条路走不通的，只能去北京上访，这是解决事情的唯一途径，”邵德善说。

　　邵德善的考虑不无道理，据《新世纪周刊》报道，大连天正水产有限公司曾提起过索赔诉讼。但该公司一位张姓副总表示，在提起诉讼后，当地政府很快找到他们，希望他们撤诉，大连海事法院也不受理他们的诉讼。

　　邵德善们的索赔路不会太好走，但他并不打算放弃，“如果不解决问题，我会一直上访下去。”

　　海洋生态赔偿无人提及

　　和墨西哥湾漏油后美国政府和BP的积极相比，大连漏油后的赔偿程序启动可谓缓慢。在墨西哥湾漏油发生后的不到2个月，BP就承诺成立一个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4个月后，第一笔30亿美元的资金已经注入账户，BP董事长低头向受害者郑重道歉。

　　反观大连漏油事件，事故发生整整5个月，环境评估报告尚未出台，养殖户的赔偿一波三折，启动缓慢，不得不进京上访。事故方之一的中石油，迄今还未对公众道歉，反而在8月初召开了一场火灾事故抢险救援表彰大会。

　　更具讽刺性的是，10月24日，漏油事件过去100天后，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油罐，大火重燃，持续了整整10个小时，所幸没有石油流入大海造成再次污染。

　　本刊记者致电大连市海洋渔业局，询问生态损失和索赔事宜，对方只回答了现在漏油事故的报告还没有出来，就匆匆挂断了电话。中石油方面同样没有回应，理由同样是“调查报告还没有出来，不方便对外披露任何信息”。

　　据本刊记者了解到，国务院派出了多个调查小组在大连进行调查评估，参与了其中一个调查小组工作的研究人员告诉《南都周刊》，他们的评估调查报告已经完成，上交给国务院了，但在尚未正式公布之前，他不能随便对外透露详情。

　　国内多位海洋环境方面的专家也不愿意过多地谈及大连漏油事故的影响，都以各种理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养殖户李辉曾经找过青岛一家研究所，检测他所承包海域的水质，但对方拒绝了他的要求。李辉告诉记者，金石滩还有一家养殖户曾经找过沈阳的一家检测机构，同样被拒。“他们一听说是金石滩的，都不肯做检测了。”

　　不只是环境影响评估尚未出台，就连泄露石油的具体数量至今还是一个谜团，最早流传的漏油量是1500吨，官方最近一次提到漏油量是在7月30日，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称，共回收海上石油11227吨，占整个海上溢油回收总量的92%。根据这个数据，大连附近海域的漏油量约在13000吨左右。

　　但绿色和平邀请理查德·斯坦纳教授在大连的实地调查后认为，海上泄露的石油远不止这个数据。理查德·斯坦纳教授根据漏油回收量和泄漏源头的规模估算，大连漏油量应在6万吨至9万吨左右。

　　这一数据和中国环保燃油集团有限公司的测量数据相吻合，中环油大连“7·16”事故清理项目办执行总监徐俊杰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说，“7·16”原油管道爆炸事件最少导致5万吨乃至10万吨原油入海，否则不可能造成如此巨大的灾难。

　　无论是1万吨，还是6万吨，抑或是10万吨，都算得上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石油泄露案件。理查德·斯坦纳教授认为大连原油泄漏是很大的一次泄漏事故，它已经对当地的海洋生态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旦发生了原油泄漏，破坏便成事实，我们能做的其实很少，我们不能复原被其破坏的生态系统，1989年发生在阿拉斯加的埃克森原油泄漏便是在敏感的海洋生态系统中发生的一次典型案例，至今那里的生态系统也没有彻底复原，”理查德·斯坦纳教授说，“这些泄漏的石油会逐渐消解，但它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才能彻底消解。尽管21年过去了，至今的阿拉斯加海岸依然残存着1989年埃克森原油泄漏的原油。”

　　虽然大连附近海域生态受损严重，但迄今为止，有关海洋生态赔偿仍无人提及，“如果肇事一方不是外国油轮，就很难有人愿意提起生态赔偿的诉讼。”中国海洋大学政法学院院长徐祥民教授无奈地把手一摊。

　　富士康大院里孤独的灵魂

　　郭台铭一句“产业链将拯救世界”的豪言，让众多关注“跳楼门”的目光渐渐投向富士康“打造世界市场”的新计划，但跳楼悲剧依旧还在上演。

　　南都周刊记者_李继锋

　　富士康连跳事件

　　2010年5月26日11时许，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区又一名男性坠楼身亡。这是富士康今年以来在深圳厂区发生的连环坠楼事故的第12起。这一系列事故已经造成了10人死亡，2人重伤。

　　关键词：富士康跳楼  871,000条

　　2010年11月5日晨，一名富士康员工在龙华厂区跳楼自杀。

　　沉寂了6个月的深圳富士康跳楼事件再度上演，但这一次，再没有掀起任何波澜。当天晚上，在深圳富士康工人自建的几个QQ群里，大家对跳楼者一番短暂的唏嘘后，有人开始讨论死者跳楼的姿势，并讪笑起死者的懦弱。但大家又很快转移了话题，讨论起晚上的聚餐和溜冰，有人开始对姑娘们调情。

　　自2010年5月26日，官方公布富士康工厂第12起员工跳楼事件后，再也没有人知道11月5日这个殒命异乡的年轻人，究竟是第多少位跳楼者。深圳宝安区龙华镇东环二路上的富士康招工点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应聘的年轻人背着行囊，排起了长龙。销字、去文身、改档案和办假证的生意又热火起来，不停地缠着应聘者招徕生意。

　　在12起员工跳楼事件后，富士康瞬间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家拥有80多万员工的世界500强企业，除了“代工大王”的称号外，又被坊间冠之为“绞肉机”，称它不但“消磨人的意志，折磨人的灵魂，还摧毁人的生命。”

　　为迅速走出困境，富士康先是“请高僧做法事”、“风水先生看风水”，而后又尝试“高薪聘请心理专家”，并在各个宿舍区加装“防跳网”，以期解决员工频繁跳楼的痼疾，但富士康这种“病急乱投医”解困之举瞬间招致批评声一片。面对舆论铺天盖地的指责，郭台铭生平第一次以近乎于90度的角度向公众鞠躬道歉，第一次打开工厂的大门欢迎媒体。最终，富士康还是选择了加薪、转型和内迁之路，实现了从铁腕到开放式管理的转变，暂时摆脱了困局。

　　来自湖南的22岁的欧阳心正，4年前中专毕业，做过促销，进过服装厂，来富士康工作不到一年。在跳楼事件高发的5月，他向厂里的心理咨询师坦露了工作累、心理焦虑的心迹后，被厂方以“不适合岗位为由”辞退，回老家徘徊半年后，他又加入到富士康长长的应聘队伍里。“以前很累，在不停旋转的机器面前，我就是机器的一部分。但富士康工资按时发放，现在不要加班，还是很诱人。”欧阳心正说。

　　在全球产业链下，由此形成了一种以“精益化流线化生产方式”对工人的劳动强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工人与劳动研究中心主任佟新认为，“全球产业链下的时间效率和零库存生产，使生产线上的工人失去了自我时间、人格和团结。”

　　“他们带着梦想而来，渴望融入城市，而到了工厂才发现与自己想象的城市生活相去太远。这时，他们就会感到理想的破灭，开始质疑工作的价值。一旦这种对工作价值的否定延伸到对生命价值的否定，就有可能引发自杀行为。自杀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是对生命价值的否定。”佟新曾如是剖析过富士康频繁发生跳楼事件的内因。

　　10月9日上午，一个由20所高校师生组成的调查团发布了一份《富士康调研总报告》，以大量的事实，佐证了佟新教授之前的判断。报道中说：富士康的整套管理制度达到了财富创造的最大化，但却是以牺牲工人的尊严、健康乃至生命为代价的，其本质是对工人的严重异化、剥削与剥夺。而11天后，郭台铭出席清华管理论坛时，发出“产业链将拯救世界”的豪言，众多关注“跳楼门”的目光渐渐投向富士康“打造世界市场”的新计划。

　　每天下午六时许，是富士康员工们的换班时间。深圳市观澜镇观光路南大水坑富士康工业区门口人头攒动。进厂和出厂的人流被水泥路中间的绿化带隔成两股，犹如被传送带传进带出，长长的队伍被过街天桥连着，一直延续到马路对面的宿舍区。

　　年轻的工人们，只顾匆匆赶路，低头不语，一脸倦容。进厂的工人，偶尔停在路边，买一元钱一个的葱油饼，而夹了肉的两元一个的饼子却鲜有人问津。

　　而远在龙华厂区下班的人们，又分成两股人流，出了富士康南门，穿过明松路，走到明松一路，工人们在路边的小摊上花6块钱，津津有味地吃上一碗拉面，而来自厂里的中层和台湾的管理者可以踱进台湾的一家叫做“中砺新明牛肉面”连锁店聚餐，那里的牛肉面22元一碗。

　　明松路上的霓虹灯渐次亮了起来，旱冰场和商场的音乐开得山响。一元一首歌的KTV、15元一扎啤酒另外赠送烧烤一份的啤酒吧里挤满了人，商场门前的街舞和拉丁舞培训也开始了，15块钱一个月，包教包会。但来自湖北黄冈的27岁姑娘钟园，喜欢一个人静静地趴在宿舍的阳台上看着关内璀璨的灯火发呆。

　　闯深圳7年，进富士康4年，每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既没有攒下钱，也没有处到可以交心的朋友。初中的同学都已结婚生子，她仍孑然一身。老家是那么陌生，深圳同样也是那么的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