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转型“示范年”

　　2011年，近观，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首启之年；远观，乃新中国迈向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起始之年、辛亥革命开辟现代中国风雨百年的承启之年就当下中国面对的挑战和机遇而言，这仍不足以揭示2011年的深刻意义。

　　小至一人一家，大至一国一民族，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外就是若干个命运关键点，没抓住，凄风苦雨，惨淡一生；前面抓住后面失机，大喜大悲，空欢喜一场；只有全抓住了，方能大道朝天，顺风驶船。

　　进入21世纪，党的十六大提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认为，作为“十二五”规划主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2011年正是战略机遇期和发展转型期，承前启后的关键点。

　　在学者胡鞍钢看来，结束了前十年“加速追赶，局部超越”，2011年开启后十年的“全面追赶、主体超越”，成为50年前毛泽东提出“赶超美国”实现“强国梦”的关键点；学者常修泽认为，2011年拉开“全方位发展模式转型”，是继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社会制度转型”，和始于1978年迄今仍在攻坚的“经济体制转型”之后，第三波重大而深刻的转型。

　　当今世界，旧发展模式下的繁荣已经结束，全球化新增长通道仍难见亮光，大调整已是时代主题，全球竞争主战场随即转向调整主动权的争夺。这意味着，谁主动调整、谁调整得快，谁就占得先机、抢到未来竞争“制高点”。对世界而言，2011年就是大调整时代的开始。现在，美国已经抓住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调整主动权。在最为关键的实体经济领域，中国也以“转型”展开全面调整。

　　回首过去，30年前，“转舵”改革开放，中国复兴“巨轮”转危为安；20年前，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道路转升新境界；10年前，主动加入WTO，中国经济“登堂入室”共享了全球化最伟大的繁荣

　　展望新十年，能否再次抓住命运关键点，在大调整中成功转型夺得战略先机，开辟人类文明发展新模式，2011年，将是中国证明自己也为世界作出表率的一年。正如常修泽所寄语，“告别边缘、告别隔阂。走向复兴，走向融合。兴而不肆，融而不阿。”□(文/健君)

　　《瞭望》文章：研判2011中国经济新局

　　2011年要在稳步增长中倾力发展模式转型，为“十二五”规划启动引领和示范作用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李绍飞

　　2011年宏观政策的基本取向是积极稳健、审慎灵活。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以及输入性通胀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隐忧等挑战，表明新的一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将面临复杂形势。把稳定物价水平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在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节分配等方面的作用，已是2011年宏调指导思路。

　　与此同时，在多位受访者看来，“转型”是2011年经济工作的主题词。“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既要克服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形势，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增长，为发展方式转型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又要呈现出转型的要义，为发展方式转变主线贯穿的“十二五”铺筑基石。

　　2011年1月中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将举办“中国经济年会”，把脉中国与世界经济走势。《瞭望》新闻周刊借机采访国内部分智库的经济研究者，力图勾勒出2011年的经济图景和转型航向。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如下(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尹中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张立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

　　张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研究员)

　　陈文玲(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赵晋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祝宝良(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首席经济师)

　　常修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2011年四大不确定性因素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在不改变“积极”的财政政策基调下，将货币政策转向“稳健”。这种“一松一稳”的新政策组合，旨在应对2011年复杂的经济局面。但采访中，多位专家认为，四方面不确定性因素仍然是2011年经济发展平稳增长的隐忧。

　　尹中卿分析说，一是中国经济未进入稳定增长良性循环的轨道。近两年来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部分已经到期，尚未到期的也存在效应减弱问题。城乡居民收入短期内难以较大幅度提高，新的消费热点尚未形成，进一步拓展消费受到制约。民间投资尚未实质性启动，加上地方配套资金筹措困难，政府主导的投资规模面临可持续性的挑战。内需增长动力仍处在由政策拉动向自主增长转换的重要关口。

　　张立群也指出，2011年面临投资增速趋降，持续较快增长基础不稳的情况。企业的投资意愿和能力均显不足。其中房地产企业投资潜伏回落风险。非房地产企业面对比较普遍的产能过剩、市场需求前景不确定，以及融资难、行业准入管理等因素制约，投资活动均不够活跃。

　　二是结构性通货膨胀风险。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拉动中国经济回升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同时也对通货膨胀预期奠定了坚实的货币基础。近来，居民必需消费品价格开始上行，全球基础产品的价格上涨也传导到国内，对外依存度高的大宗商品进口价格上扬。大蒜、绿豆、生姜等轮番涨价，黄金、珠宝、艺术品等狂热炒作。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飙升、居民必需消费品价格上行、输入性通胀，都会导致比较严重的结构性通货膨胀。

　　“通胀势头在2011年却会更加强劲”，王建分析，2010年推动通胀的力量基本是由食品价格上涨所构成的，而2011年将会从一个力量演变成三个力量，即：食品价格上涨的动力不会消失，由国际价格上涨所形成的输入性通胀和由工资上涨所形成的“工资－物价螺旋”也开始成为新动力，“如果2011年推动通胀的力量由一而三，则当年的通胀率水平将会明显高于2010年，我认为CPI的上涨幅度应该在5%～6%。”

　　在张晓晶看来，2011年最大的困难是控制通货膨胀。他认为流动性方面控制不够，国际上的流动性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影响，目前的很多货币也是被迫增发。再加上成本推动，如资源、能源、生产要素价格上行等，两者会综合到一起，对物价造成较大的压力。

　　三是宏观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减弱。赵晋平认为，尽管2011年作为开局之年，新上项目会相对多一些，但是由于前两年经济一揽子计划的结束，因此，投资主导的动力会减弱，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或者说政策方面的刺激力量会有所减弱。2011年如何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增长实际上是一个难点。

　　四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面临空前困难。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个矛盾现象：实体经济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虚拟经济包括资产市场的主要问题是潜伏着需求过快扩张的风险。二者间的内在联系是，实体经济需求不足推动货币向虚拟经济和资产市场流动，刺激相关需求扩张。

　　因此，张立群指出，与2009年和2010年比较，执行好2011年货币政策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因为既不是单方向扩大货币供给增加贷款，也不是单方向控制货币供给和贷款过快增长，而是要在两者间寻求最佳平衡点，保持货币供给和贷款合理增长。

　　尽管2010年货币供给量增速降低、新增贷款减少，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发展得到有效控制，但货币供给总量仍然偏多，受货币乘数影响，货币供给量和贷款仍然存在过快增长的可能。同时还面临美元扩发、热钱流入压力加大等因素的影响。

　　外部风险压力再响警报

　　经济增长除了内部的复杂形势外，外部也面临着巨大压力和风险。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尽管目前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回稳迹象，但从一些更重要的经济指标和更深层次的矛盾来看，世界经济回升的基础仍比较脆弱，复苏进程将会复杂曲折，不排除出现世界经济再次动荡的可能。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寻找，也使得国际间的角力越加激烈，部分国家甚至将这种角力由经济传导到了政治上。

　　王建分析认为，2011年中国经济可能面临一个新的外部危机，2009年三季度以来，美国庞大的“有毒金融资产被美国的政府和金融机构掩盖和冷冻了起来，一旦不得不被解冻，这些有毒资产的处理就会引发新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在他看来，与3年前相比，美国的民用与商业地产价格都已下跌了超过40%，这说明以前的“烂资产”更烂，“毒性”更强了。

　　2010年9月初以来，先是美联储宣布实施第二轮“定量宽松(QE2)”货币政策，接着奥巴马政府又宣布了8500亿的减税计划，在王建看来，这就标志着美国在次贷危机爆发后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第二轮“双放松”。

　　按理说如果经济增长仍在复苏轨道，而且愈加强劲的时候，没有必要出台新刺激政策。美国2010年二季度GDP增长1.7%，三季度上升到了2.5%。“目前，国内诸多学者都在研究政策出台后的影响，却很少关注其出台的原因。”王建表示，事实上，美国的政府官员和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已经开始为迎接这场新风暴作准备了。

　　“如果美国发生二次探底，全球资产市场会大幅减值，美国的金融机构就不可能成功逃顶。而在目前逼迫美国的金融机构从全球撤资，就会让他们在未来的危机中有更多现金流来应付”，王建说，美国十年期的长期国债利率在上升，出台QE2本想压低利率刺激经济，但实际上没有做到这一点，现在又考虑QE3了，“不仅如此，美国目前还在用非经济手段来驱赶全球资本向美国回流。例如，最近美国在朝鲜半岛局势中态度的突然转变。”

　　“美国在亚洲搞事，实际上与在欧洲搞事都是出自一个目的，就是要封堵国际资本的外流渠道。”在他看来，美国已经成功用主权债务危机搞乱了欧洲的经济，但是2010年三季度以来国际资本流向亚洲的态势凶猛，而亚洲不像欧洲有主权债务的问题可以利用，美国就用国际政治矛盾来制造东亚地区的安全恐慌，从而逼迫国际资本流出，如果欧洲去不了就只能向美国流，“这就可以解释目前美元又呈现强势的原因。目的都是为了在美国即将爆发新危机之前，构筑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国际资本流向与汇率格局。”

　　对于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尹中卿也认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根本解决。截至目前，主要经济体金融体系仍有大量坏账尚未核销，全球范围内信贷市场风险溢价仍远高于危机前水平，许多金融机构有大量损失尚未减记，金融领域风险尚未根本消除。美国、欧洲、日本失业率居高难下(都在9%～10%)，企业开工率依然不足。受失业率高企、资产缩水和金融去杠杆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主要经济体消费难以快速增长，全球过剩产能仍未消化。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各国普遍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金融机构救助、失业救济等支出大幅增加，财政收入却由于经济下滑或衰退而锐减，导致许多国家债台高筑，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双双大幅上升，欧洲一些国家出现主权债务风险，甚至出现了财政危机。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针对于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强化，加上非经济干扰因素不断增多，导致我国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热钱”大量流入，外贸恢复不确定因素增多，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王建的判断是，各国为了保出口就必须稳定与美元的汇率，办法就是也与美国同步增发货币，这就是巴西财长所说的“货币战争”。如果世界各国都在增发货币，货币狂潮就会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严重通胀。

　　8%策谋“退可守、进可攻”

　　“许多人都持这样一个观点，认为‘十二五’开局之年，是一个大干快上、大涨之年，各地方提出的规划也都很宏伟，但我不太同意这种观点”，王建表示，全国大约有22个省的规划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在12%以上，其中9个省是在15%以上，只有6个是在10%以下，但这并不表示一个新的规划期，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投资高潮，“因为配置资源的主体已经由政府转向了市场。”

　　在王建看来，中国经济现在的大背景是过剩，过剩的背景要抑制投资，既要抑制企业投资也要抑制政府的投资。他举例指出，很多地方政府关于“十二五”规划的论证会议都提出要大力发展汽车产业。但近一段时间的汽车产销情况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现象。到2010年年底，我国的汽车产量达到2000万台，未来三年又将有1300万辆的汽车产能投入进来。总的来看，并没有这么大的能力消化这些产能。

　　基于2010年出口高增长是恢复性的，不具备可持续性；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存在较大下行可能；2011年国际贸易增幅将明显降低等判断，张立群预测，2011年我国出口增幅可能降至10%左右。

　　祝宝良对投资的判断是高位回落。部分传统制造业产能较大，商品性房地产可能出现观望徘徊而放缓投资进度，地方政府融资能力受到规范性要求的约束等因素将影响2011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他预计201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为20%左右，比2010年回落4个百分点。

　　“如果出口下降，政府投资加不上去，民间投资在过剩背景下继续低迷，2011年的经济增长率就会低于2010年的水平，我认为应该还可以保‘八’。”王建说。

　　对于2011年全年的经济形势，迟福林认为，“还是一个稳步增长的趋势，经济增速在8%比较适中。”迟福林分析指出，由于2011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其他控制措施，通胀会控制在一定的水平，总体会比往年有所提高，通胀的预期不是3%，也许是4%或4.5%，但会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在经济较快增长中，对通胀预期应该作一个合理的客观的区间的判断，3%这个数字跟现实内外环境的变化有一定距离，物价水平控制在4%左右比较合适。

　　尹中卿进一步分析说，2011年乃至整个“十二五”期间，我国仍具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有利条件。今后5年，城镇化、工业化的中长期发展动能充足，国内资金相对充裕，宏观调控政策回旋余地较大。

　　张晓晶也持乐观的看法，“2011年经济增长的态势没有太大问题，基本上8%”。他表示，尽管物价、资产价格可能会有较大的影响，但总体而言，经济增长不会受到太大的冲击。祝宝良预测认为，GDP增长9.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在4%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与2010年大体相当，国际收支状况有所好转。张立群预测，2011年GDP增长率有低于8%的可能，较2010年降低2个多百分点。若采取相应政策措施，基于我国强大的发展潜力，GDP增长率可能回升到9%左右。

　　开启转型“第一课”

　　转型是2011年经济增长中的要义。常修泽将目前“整体或全方位发展模式转型”定义为第三波转型。他认为这是继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社会制度转型”，和始于1978年迄今仍在攻坚的“经济体制转型”之后，又一次重大而深刻的转型。对于2011年，多位受访者表示，转型需要在相关的领域取得突破，需要成为未来几年路径的引领之年。

　　一是在扩内需上加大力度，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和消费政策、社会保障、工资政策等密切相关，后者是扩大内需的着力点。要让消费和出口、投资成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协同发展。从长期而言，消费的作用会更重要。

　　二是在产业结构上应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服务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处在工业化中后期，第二产业发展迅速，是拉动经济的重要因素，但增长受到了环境、资源等条件的制约。如果第二产业继续目前的态势发展，能源、资源的不确定性都会带来风险。因此，要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一来带动经济增长，二来带动就业增长，再者这一产业对于实现节能减排意义重大。

　　三是经济发展内涵上应由资源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通过科技创新、管理水平提高来促进经济增长。比如，在引进外资方面，多引进高端的制造业和具有高端管理水平的项目，提高外资的利用水平。

　　迟福林则把视角放到了更为具体的领域。他认为，开局之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应出台；随着收入分配制度出台，垄断行业领域改革与调控措施也要出来；财政税收制度要作调整；城乡统筹方面，户籍制度应有新进展。

　　张晓晶表示，转型需要体现在调结构方面有一些起色。一是价格改革。无论是资源、能源价格还是劳动力价格都回归市场；二是财税改革，包括增值税调整、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调整、国有企业和垄断企业上缴利润比例调整以及与节能减排有关的财税调整等；三是政绩考核应有新的提法，不能完全走GDP考核的老路，需要增加社会指标，如教育、医疗、和谐状况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指标。

　　虽然受访专家心目中突破的具体领域不尽相同，但扩大内需是共识。总体来看，2011年会在投资、消费、出口逐步求得平衡的同时，提升消费的势头。迟福林指出，中国一定要由出口转向内需主导，这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从2011年看，内需肯定会比以往有所提升。

　　破解内需不振从多方面解决。比如消费预期，这就牵涉到公共服务问题，公共投入得加大，消费主导并不是没有投入，相反，教育、医疗、文化都要有较大投入，为老百姓消费奠定重要的基础。再有就是市场的开放，医疗、教育等领域引进民间的投入。政府并不能满足这些领域多样化的需要，放开市场，既满足了社会需求，又为扩大内需开辟了一条新路。

　　对于2011年经济的开局，赵晋平还有一个担心。结构调整是一个政策引导的市场过程，有些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增长速度比较快，需要通过政策作用来抑制其增长，从而达到降低污染、减少能源消耗的效果，这就会对增长的动力产生一定的抑制性作用。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地方政府往往会更多关注经济增长而忽视结构调整，近两年结构调整的力度减弱便是例证。

　　从目前看，“十一五”节能降耗的目标能够完成，但是完成得很不容易。由于压力很大，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像拉闸限电这样不正常的现象，采取了一些极端的非市场的方式。在2011年，如何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通过正常的、市场的方式完成节能减排也成为2011年转型的一个难点。□

　　《瞭望》文章：“十二五”开局新十年

　　“十二五”开局之年，也将是世界经济新格局分野之年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GDP总量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前者的比重在十年前只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40%，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未来8年可达到60%。采访中，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赵涛认为，这就意味着，从2011年开始，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开始向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倾斜，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研判，2011年的世界经济有望继续恢复增长，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特点，努力培育我国发展新优势，既是开局之年的任务，更是“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开辟新十年新一轮增长的长远战略。

　　在后危机时代，全球公共治理的问题凸显。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后美国时代国际政治各国实力格局变迁和国际能源、环境政治格局变迁的双重挑战。全球治理体系既面临着治理失灵的危机，也面临着进行结构调整的重大机遇。

　　“‘十二五’期间的国际形势，对中国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同时，机遇是主要的，挑战是次要的，决策者有能力将挑战转化为机遇。”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始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将从国际事务的被领导者转变为领导者，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参与制定者，从国际舆论的“挨打”者转变为竞争者，从西方文化的接收者转变为多元文化的创新者。

　　这意味着，未来五年，是中国在世界地位、作用和影响变化愈来愈大、愈来愈明显的大国崛起时期，要求中国决策者清醒地意识并准确地定位，从配置国内资源转变为配置国内国际两种资源。

　　六大历史机遇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央提出，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现在来看，刚好过一半。接下来的10年仍旧是大有作为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对于“十二五”时期来说，抓住这些机遇，是中国由大国迈向强国的关键。

　　在研究者看来，中国面临诸多历史性机遇。一是和平崛起的机遇。到2015年，胡鞍钢认为，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的发动机，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之一，并将成为新的外国直接投资国。届时，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二大科技实力国。中国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中国将成为世界重要的和平力量。

　　二是发动绿色工业革命的机遇。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詹姆斯·利普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曾表示，“未来属于领先新能源技术的国家”。胡鞍钢就此认为，中国应当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创新者和驱动者。从目前的情况看，在能源科技创新上，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大体处于同一起跑线，在相关领域，中国甚至具有一些基础优势。2009年，中国也已成为新能源领域最大的投资国。在未来五年，中国工业化的大方向是新型工业化，即加速转向绿色工业，实现绿色发展。

　　三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机遇。文化作为国家最重要的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因素。胡鞍钢认为，中国国家软实力增强的基本路径是硬实力先上升，软实力提升随其后，经济崛起在先，文化复兴随后。“十二五”期间，中国的硬实力将进一步明显上升，而软实力也将加速提升。“这就需要在‘十二五’”时期强化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亲和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四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机遇。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作为工业化的后来者，中国有机会避免其他国家的历史错误，又有机会创新本国的发展模式。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体系加速调整，国际贸易体系面临重组，全球产业分工重新占位，绿色发展成为世界潮流，这些都为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为中国打破原有发展桎梏提供了动力支撑。

　　五是新“五化”加速推进的机遇。在“十二五”期间，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知识信息化、全球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将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内在动力。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未来几年，中国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中国最大的发展潜力也在城镇化。”

　　过去的几年，我国有2亿农民已经进入城里。未来几年估计将以每年0.8至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如果是1个百分点就是1300万人。一年一千多万农民进城，伴随就业、社保、住房、医疗以及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等问题的解决，将给城市带来巨大的需求。

　　六是转型历程中的融合机遇。在常修泽看来，中国转型提升的落脚点在于三方面：由边缘到前沿。中国现在虽然站起来了，但还站在世界的边缘上；由隔阂到融合。中华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先进文明之间尚有隔阂。按照世界和谐的远景，中国的文明应该和世界其他的先进文明，逐步地交融，最终达到“融合”；由不可持续到可持续。这是对文明的一种期待。

　　“十二五”新矛盾

　　在胡鞍钢对中国经济研究的视野里，“十二五”时期，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力量的消长，使得新兴经济体的成长无可避免地会受到原有秩序制定者的遏制和堵截。在大国经济的较量中，全球体系的不确定性，使得国际风险转化为国内风险的可能性增强。大国之间既相互倚重，又相互展开更为激烈的角力，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加激烈。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西方国家奉行的正是“捧杀”与“棒杀”并行的政策。

　　陈文玲表示，中国作为出口大国，面临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压力。既遭遇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和市场壁垒，又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产业趋同化。未来的竞争将更加激烈，贸易环境将更加严峻。

　　国际消费力的下降也是中国崛起的又一挑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基本称得上是“全球化的黄金时代”，“经历了这次危机，全球化的黄金时代恐怕要告一段落。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再平衡与结构调整、实体经济活力的重新获得以及新增长点的发掘等，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议题的时代，中国在提供全球产品的同时，也因为排放大国的现实而受指责。实现“十一五”减排目标尚且如此困难，“十二五”更大的减排目标的实现更是重任压肩。

　　从更为细致的视角来看，四方面难题也是制约中国在“十二五”时期由大变强的重要因素：

　　在世界产业分工中，中国仍旧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低价格、低利润、低附加值的“三低”模式使得中国的产业大而不强。这也是世界要素在中国积聚的结果。中国在高端制造业的能力和高端产品的研发能力上都有待提升。

　　经济结构难题是中国需要啃的硬骨头。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与日益恶化的环境之间的不平衡，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依赖程度的不平衡。这些都需要在“十二五”期间扭转到相对平衡、协调发展的轨道上来。

　　缺乏强大的国际营销和竞争战略，以及对国际形势前瞻的分析能力薄弱。因此，中国面对国际风险的应对能力显得不足，前瞻性不够，在国际竞争中和国际争端中，往往疲于应付。陈文玲表示，在国际反倾销中，中国基本上处于被动地位。

　　而在微观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变革。政府职能以及管理方式的改革也面临较大压力，如何改革政府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任务艰巨。

　　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英国《金融时报》曾刊文指出，经济学家担心目前就人均水平而言仍较为贫困的中国会未富先老。

　　“三化一调整”

　　中央提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的发展事关这一目标的实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十二五”期间，最基本的任务要抓住，这就是“三化一调整”。

　　工业化应该把重点放在科技自主创新上，要从低技术向高技术转移，要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移，要从产业链低端迈入高端，要占领科技制高点，引领未来科技发展的潮流。

　　城镇化要真正解决就业和住房问题。每年一千万到两千万的人口进入城镇，如何解决好他们的住房问题，并能提供相对稳定的工作岗位是“十二五”期间城镇化加速趋势下需要重点考虑的内容。

　　农业现代化，一是如何建立现代化农业的服务体系。农业服务体系建立起来，农业的发展会有新的突破；二是要解决现在农民承包的土地与住房的有偿转移问题。这与城镇化密切关联。比如说农民进城后，承包的土地怎么办，住房不能出售，但是也不能从山沟里带到城市，需要解决流转的问题。要让转移出来的农民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带着走。

　　“一调整”就是收入分配。要下大功夫调整收入分配，首先是要改善初次分配当中的劳动者报酬比例太低的问题。同时要解决个体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大的问题。贺铿举例说，现在越发达的地方工资越高，越不发达的地方工资水平越低，造成资金和人才都往发达的地区集聚。

　　贺铿还讲了一个故事。现在国有企业凭借着垄断的资源，和其他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甚至内部差距也很大。一个国有企业的老总，一年的工资几十万上百万。有国有企业老总曾对贺铿表示，这是向着国际靠拢，即便如此，自己比美国企业CEO的薪水还低很多。贺铿反问，“那你的员工薪酬向美国CEO带领下的员工靠拢了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就表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牵动发展方式转变全局。这不仅在于收入分配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还在于它是撬动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战略支点，是形成消费主导的重要基础，“在‘十二五’开局之年，要尽快出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为‘十二五’时期的改革攻坚起好步、开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