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骏(右)

　　杨维骏已经很少出门了。除了每天早上出去游游泳，午觉过后在院子里散散步，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待在家里，看些资料，写写回忆录。

　　这符合人们想象中离休高官的生活：深居简出，神秘低调。

　　但在2010年12月17日上午，这位89岁的云南省政协前副主席坐着一辆黑色奥迪A6小轿车，带着两辆小面包车驶进了省政协，也重新驶进了人们的视野。

　　面包车里是12名上访的失地农民，来自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他们的2400多亩土地被撂荒了三四年，没有得到补偿，村里人已经上访了60多次。

　　杨维骏却主动找上了这群官员们通常避之不及的上访人员。

　　上访村民吴文兴向记者回忆，那天一早，访民们在福海社区街道办事处聚集。找不到负责人，400多人在大厅里或蹲或站。忽然来了一位面容清瘦的老者，后面还跟着一个拿着摄像机的年轻人。

　　老人问：“你们反映的什么事情？有书面材料吗？”村民们呼啦一下子全围了上来。

　　此前，他们怀揣着各级信访部门的回复单，被人从省里踢到市里、从市里踢到区里、区里又踢给街道办事处，认识的官员遇到了都“绕着走”。

　　更多的时候，村民们只能静静地站在这些机关大院的街对面，有时一整天也没人来搭理，更从没有人主动出声询问。

　　上访近一年，吴文兴最大的感叹是：“我们老百姓见个官，难啊！”他见过最大的官，是省里某局的副局长，“态度生硬，说话官式官样，都是官护着官”。

　　但眼前这位“省里的老领导”，却“句句都体贴民情”，而且“对土地问题非常了解”。

　　这不是这位离休高官第一次对敏感的征地拆迁问题进行调研。几年前，一位医生向杨维骏提到，昆明棕树营的城中村拆迁将范围扩大了好几倍，附近十多个机关单位都被纳入拆迁改造范围。经过实地考察，他确认反映属实，亲自上书省级领导，最终有关部门决定“暂不拆迁”。

　　令老爷子得意的是这次进言的“技巧”。为了引起足够的重视，他特意选择了云南省政协的一次盛大集会上，给在场的所有省委常委一人发了一份复印件，“省领导当即拆开阅读，批示处理。”

　　但这一次，杨维骏决定带几个村民代表直接去省政协信访处反映情况。在站岗的武警还没回过神儿时，两辆破旧的面包车跟着他的奥迪车，进了政协大门。这辆挂着被称作“双A9”的特殊牌照的奥迪车，“是省里给副省级以上退下来的老干部配的，什么机关都进得去。”

　　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回，老干部也被“踢”了“皮球”。

　　吴文兴记得，他们先是到了6楼的信访处办公室，工作人员说处长在8楼。一群人在8楼转了一圈没找着，回到6楼，办公室却空了，烟灰缸上的烟雾还没有散尽。

　　时近正午，三辆车只好各自回家。但此时，“离休的副主席带农民上访”的故事，已经在政协大院里疯传。

　　第二天，政协老干处的处长和副处长跑来杨家询问事由。杨维骏淡然反问道：“哪条政策规定分配的公车只能供我游山玩水，不能用在调研上，用在为老百姓解除一些困苦上？”

　　二人哑口无言，只得悻悻而归。

　　当远在北京的女儿杨多奇听说此事时，事情已经过去了3天。不过，女儿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她甚至也没想过劝阻父亲。

　　“多少年了都这样，别人都说他像个‘刺儿头’，老去犯上。”杨多奇说。

　　还是在任时，杨维骏就举报过许多副厅级以上官员。为此，他得罪了不少人，仕途也因此阻滞不前。

　　据说，在担任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杨维骏和另外两名代表对一位高官的持续举报，惹怒了高层，换届选举时，3人同时落选。在他离任前的一段时间，参加一些会议，都会被人提前打招呼，“不要发言”。

　　“一团和气、彼此心照不宣、互不拆台嘛……”——从政60余年，杨维骏并非不懂“为官之道”。

　　“可我学不来那一套。”他摇摇头说。

　　这个女儿眼中的“天真的共产主义者”，甚至这样批评眼下的官场：“一层层都有官僚气、都是一把手说了算，不像以前的官员那样，‘有种朝气、讲原则’。”

　　这正如吴文兴对他的评价。这个70岁的前村民小组长感叹，杨的身上，有“老一辈官员的正气”。

　　“难得杨主席89岁高龄还为我们奔前走后。带我们跑了两个部门都没有找着人，杨主席还倒过来劝慰我们。”吴文兴注意到，杨维骏上下楼折腾几趟后，有点儿气喘吁吁。

　　这让村民们十分过意不去。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因身患白内障，杨老下楼梯的时候有视力障碍，需要人搀扶。毕竟，他已是耄耋之年。由于用脑过度，免疫功能失调，肾也不太好，前些年，这个离休干部曾被北京协和医院诊断为“极高危病人”。

　　去北京协和医院看病，杨维骏坚持不肯“打招呼”。52岁的女儿杨多奇无奈，只能一边排队挂专家号，一边担心为做检查而空腹的父亲会不会晕倒。

　　但这个坐久了会头晕、每天需要服用多种中西药的老头儿，并不太听医生的话。平日里，他阅读大量的报纸和资料，撰写各种政论文章，上门反映情况的老百姓，他也来者不拒。

　　在这个出入需要登记身份证和以电话通报的别墅区，杨家的访客经常会令门口站岗的武警多看两眼。有手指粗黑、袜子破得像鱼网一样的上访者自己找上门来，将油腻的布袋往餐桌上一摊，就开始倾诉自己的不公平遭遇，平日里爱干净的主人，却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也许是家世和经历令他“见不得不平事”。年仅3岁时，身为滇中名将、曾任孙中山的代参谋长的父亲杨蓁将军即被刺杀，小时候的生活颠沛流离，又曾被错误划为“右派”长达20年。

　　就在前几年，杨维骏走在大街上看到人起争执，还会上前拉架，急得老伴王琬琦一把抱住他：“你这么大年纪，轻轻一推就倒了，还去拉别人？”

　　三四年前的一天，王琬琦在饭桌上说起，小区里的一家餐厅因为生意红火被人觊觎，找了个借口说是厨房排烟影响了住户，要被赶走，邻居们都十分不舍。

　　本是无心的聊天，杨维骏却又打抱不平了。第二天，他亲自拿着尺子爬上楼顶，丈量了餐厅排烟管道和居民楼之间的距离，写下论证反驳，还发动了100多户住户签名。金牛餐厅终于得以保留。

　　“他做个事情，调研要搞得清清楚楚，又一定追着，看到问题解决。”王琬琦说。

　　果然，带村民上访的当天下午，杨维骏又只身去了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分管耕地保护的副厅长亲自到大门口迎接，满口承诺，一定责成相关部门调查村民们反映的情况。

　　据说，在领导的亲自过问下，昆明市国土资源局、西山区政府、福海社区街道办事处将与维权村民代表约谈。

　　能让这么多“官员”当面听取自己的诉求，这是吴文兴之前想都没敢想的事。跟着杨维骏上访未果之后，村民们没敢再去麻烦他，直到再次接到杨老的电话。

　　“杨主席没忘记我们的事，为我们又跑了好几趟！”吴文兴大声告诉每一个前来探听消息的村民。

　　于是，村民们订做了一块匾，上书“中国好官”，打算“敲锣打鼓地送进杨家，亲手挂在客厅里”。

　　不过，“公车上访”事件传开之后，前来反映情况的群众，却令这个“中国好官”应接不暇。前些天，一位访民找到杨家时已近中午，保姆不敢打扰“爷爷”接待客人，只好将午饭热了又热。

　　但杨维骏知道，“不能什么事情我都包办”。

　　“我精力不够了，没办法处理每一桩是非曲直，只能先看着眼前这件事解决好。”他的声音低下去，身上的毛裤和棉裤在暖洋洋的昆明冬日午后，提醒着他的年龄。

　　“其实我能做的，也就是把他们领进大门。”他突然又激动起来，“上访是党和国家的制度，光明正大的事情，怎么会上访60多次，却找不到一个能认真听农民讲话的官员？”

　　“公车上书”之后，有电视台来采访杨维骏，驾驶员有些顾虑，要求记者不要拍摄那辆已经出名的汽车。杨维骏却生气地说：“你怕什么？”

　　“得罪人有什么办法，谁叫你得罪老百姓？”这个“离而不休”的老干部大声说道，“我不怕得罪人，我活在世上，就要与腐败势力作斗争，这是我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如果不作斗争，我就枉自来世上走一遭！”

　　其实，他还是有害怕的事儿。

　　直到如今，杨维骏都不敢去小区里面的那家餐厅吃饭，尽管这是家门口最方便最实惠的餐厅——因为人家不肯收他的钱。    本报记者 雷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