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无能对一个民族非常危险

　　赵汀阳谈幸福观与天下观

　　视觉传媒和视觉产品对这个时代是犯下了罪行的。仅仅为了赚钱，就把一种错误的价值观传播到全民，这会自取其祸的

　　《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 | 上海报道

　　2010年12月底，哲学家赵汀阳出现在复旦大学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上。天很冷，又是周五晚上，但并不影响教室里挤满了学生，靠窗的走道都站满了人，门口也被堵得严严实实。不少学生拿着他的《论可能生活》、《坏世界研究》或《每个人的政治》找他签名。

　　赵汀阳的研究似乎都很有超前意识。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关注过现在大家热议的“幸福”问题，写出了《论可能生活》一书，被收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10年前，他写出了《天下体系》一书，试图把源自周朝的“天下”概念重新创作为一种新天下理念，这是一种表现了“兼容普遍主义”原则的世界秩序观，与今天的全球化需求不谋而合，广受国际学界关注。

　　2010的年终岁末，赵汀阳向本刊记者讲述了他的幸福观与天下观以及他对中国当下一些问题的思考。

　　幸福是他人的礼物

　　《望东方周刊》：中国人现在最普遍的一个抱怨就是，幸福感不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赵汀阳：我觉得应该区分“幸福”和“幸福感”。“幸福感”是主观感觉，不稳定也不确定，与一时心情好坏很有关系，非常容易受暗示和各种偶然因素影响。

　　“幸福”其实有一些确定因素和标准。我曾经论证了两个方面的两个标准：一是你想做的事情碰巧是你能做的并且做了，行为本身就是目的，叫做“自成目的”，这是一个与创造性和自由有关的幸福因素；二是幸福在与他人的互动关系中被确定，幸福不是自己说了算的主观感受，而是“我与他人”的关系所建构的。

　　如果允许说句比较酸的话：幸福是他人的礼物。一个人不可能以自恋的方式给自己幸福，必须是别人给你心灵上的礼物才会幸福，在跟别人心灵礼物的往来中，互相都幸福，这是与存在的价值或重要性有关的幸福因素。

　　现在媒体常常说的“幸福感”，在我看来更多是关于“快乐”和“利益”的感觉，指的是，是不是钱多了，活干得少了。基本上是一种缺乏精神内容的快乐和利益。幸福的要求很高，需要有干净真诚的灵魂，所以人们常常用物质快乐代替幸福，用快乐来糊弄自己。

　　“视觉传媒和视觉产品对这个时代是犯下了罪行的”

　　《望东方周刊》：但很多中国人抱怨不幸福，有什么哲学办法可以增进人们的幸福？

　　赵汀阳：幸福不需要神奇秘方，但如果故意想要不幸福就需要特殊的破坏活动。不幸福很大程度上是被诱导的，被无耻、虚伪、贪婪所诱导的。现在人心距离太远了，所以幸福就变得奢侈。

　　就物质利益和快乐而言，现在中国人享受到的物质生活是史无前例的，是古代乃至进入现代的近百年没有达到过的高度。中国古代也有物质生活很好的时代，比如宋朝，据说当时是全世界日子过得最好的，据说GDP占全球70%，不知道有没有夸张，总之人们过得不错，但大概也没有今天中国人过得好。今天人们的抱怨更多是因为不均，而不是因为寡，主要是对差距的不满。

　　对差距的不满也被强化和诱导。就我有限的关于其他国家的知识，中国的差距并不算特别离奇，可以看看印度以及许多亚洲国家、南美、非洲，甚至美国的差距也很大。说到差距比较小的，主要是欧洲，差距真正小的是北欧。北欧得天独厚，无法相比。但毫无疑问，中国的收入差距是个必须改进的严重问题。

　　《望东方周刊》：这是宏观的角度，但引起人们不幸福感觉的，可能更多是更微观的心理感受，比如邻居买了车、房，我买不起。

　　赵汀阳：“灾难”是外界强加的，不幸多半是自己的错误。

　　改进物质利益的分配，需要靠制度安排的改善。但另一方面，在心理感受方面，人们如此不高兴，很大程度是传媒，特别是电视、网络和广告的诱导。

　　电视网络还有时尚杂志、电影、电视剧、广告，这些带有视觉效果的表达，喜欢讲述的是属于10%的人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于绝大多数人都是虚假的，是对大多数人的生活的恶意贬低、否定和侮辱。更严重的是，是对物质、权力、压迫和弱智的无耻颂扬，是对精神、情感、劳动和智慧的抵制。

　　这些在媒体上天天出现，让人产生错误判断，以为那种过度奢华的弱智生活才是正常的，导致了心理上的不适。更可笑的是，在歌颂资产阶级生活时，还同时表演了小资产阶级和小市民对资产阶级的羡慕嫉妒的病态心理，所以越怨恨就越不高兴，这种社会怨恨像传染病一样。

　　所以，视觉传媒和视觉产品对这个时代是犯下了罪行的。仅仅为了赚钱，就把一种错误的价值观传播到全民，这会自取其祸的。

　　《望东方周刊》：现在的“国学热”，是否会有助于中国人找到生活的意义和幸福的真谛？

　　赵汀阳：恐怕大多数人现在学的国学没什么用。因为“国学”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市场产品，与市场上的很多廉价的伪劣产品差不多，离真正的智慧差得太远。

　　真正有价值的文化，是电视上不讲的那些智慧，是没有办法变成“心灵鸡汤”和文化快餐的东西。真正的好东西需要有长期的教养才能够领会。

　　据说这有点像看古董，如果老看那些伪劣产品、假古董，不看真品，长期下来眼睛就看脏了，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为未来世界而提出“天下”观

　　《望东方周刊》：你提出的“天下体系”理论，这应该是中国向世界宣示的世界秩序理论。能否具体介绍一下？

　　赵汀阳：“天下体系”是我的个人行为，是我设计的一个理论，不代表国家。原初灵感来源于周朝的“天下”概念，但并不相同。我想象的“天下体系”指的是未来也许可能的“新天下”。哪天会实现，会不会实现，我不知道，不过理论应该有相当的提前量，也许200年，也许300年，像当年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也是过了200年才部分变成了现实。它的现实产品，比较标准的是欧盟，不太标准的是联合国。

　　我相信“天下体系”能够解决康德理论所无法处理的冲突问题。200多年前，康德关心的是欧洲问题，他想的是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种和平方案。可是这个方案对世界无效，这是康德当时没有想到的，这不是康德的错，是历史局限。

　　就是说，康德方案有两个弱点：一是对付不了亨廷顿说的“文明冲突”问题，比如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分歧，西方和中国之间的分歧，等等，那些在价值观和生活理念上的分歧，是不可能由康德的国家联盟方案来解决的；另外，康德方案也解决不了那些根本利益冲突，比如巴以冲突诸如此类的根本利益困境，和平谈判进行了几百轮，并没有实质进展。那些特别严重的问题不是能够对话商量就解决的。这两个类型的问题，都是康德解决不了的。

　　我一直对康德怀有崇高敬意，之所以回到周朝的“天下”概念去寻求新的思路，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康德理论的局限性的刺激。我十几年前在重新思考“天下”这个概念的时候，就是发现伟大的康德理论居然对付不了亨廷顿问题，因此只好自己想象一个也许更好的。

　　《望东方周刊》：今天你仍然坚持“天下”理论对未来是适用的吗？

　　赵汀阳：是的，全球化的深入似乎越来越说明“世界”需要变成“天下”。当年提出的“天下体系”是个框架，近年来我又进一步给天下体系构造了哲学基础，特别是存在论和方法论。

　　按照我的想象，天下体系主要需要两个理论基础：一个是共在存在论，用来分析事的问题而不是物的问题，试图发现事理而不是物理，基本原则是“共在先于存在”。

　　另一个是兼容普遍主义的方法论，称为“方法论的关系主义”。当我们试图解决冲突问题的时候，分析的单位不能是个人，而是关系，因此，优先要追求的应该是“关系利益”，以“关系理性”去解决个人理性力所不及的问题。

　　简单地说，如果我们能够把关系所能创造的最大利益给予优先，一个直接的好处就是确保了关系安全，确保不会互相伤害。我称之为“互相伤害的最小化”优先于排它利益的最大化。

　　按照这个模型，可以直接否证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的成功性和效率。比如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就是自取其祸的行为，在利益上其实得不偿失。

　　纯理论上讲，“天下体系”有希望解决“文明冲突”和“根本利益”这两大矛盾。至于人们愿不愿意走这条道路，我就不能保证了。人类很多时候是故意犯错误、故意自取灭亡，这是人性的局限。如果人类非要集体犯傻，谁也没办法。

　　社会科学“中国时代”还未到来

　　《望东方周刊》：有一位外国著名学者在为本刊撰稿时提出，社会科学即将进入“中国时代”，你赞同这个观点吗？

　　赵汀阳：目前恐怕还没到，中国目前没这个实力，还需要大家的努力。当然将来是有可能的，但现在还没到。中国现在有多少自己的独创理论？当然有，但恐怕不多。西方社会科学的图景是几百个大师才凑成的完整画面，中国自己的理论现在还远远不够多。不过，中国本身却是一个非常有理论意义的问题，是能够催生创新理论的土壤，是个好条件，只是还缺乏足够多的劳动和想象力。

　　《望东方周刊》：你是否赞同西方媒体提出的“中国模式”的说法？对于中国未来数年的前途乐观吗？

　　赵汀阳：我比较警惕那些不清晰的概念。假定中国的发展至今是比较成功的，那也只是未完成的道路。一个完整的成功经验，才能够从中总结出“模式”。中国的改革之路刚走了一半，“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还大致说得通，“中国模式”就言之为时过早了。

　　当然，西方某些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研究比较夸张，这可以理解。中国每天都在变化，都在改变世界，这难免会引起夸张一些的评论。你站在他们的角度，就容易理解了。

　　我对中国前途审慎乐观。世界目前的情况也不光是中国一家不错，我看美国和德国也都状态不错。在全球化时代，不可能一家独自繁荣。

　　《望东方周刊》：你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哪里？

　　赵汀阳：中国需要能够成功维持和平，我指的是中国和关键大国—— 比如美国、俄罗斯、日本等—— 的和平。全球化时代似乎路路通，但也变得特别脆弱，连锁反应难以预料，不确定因素特别多，所以和平尤其重要，和平是最稳妥的策略。中国特别需要在和平条件下去做中国需要做的许多事情。中国的发展身在半途，这是特别需要稳妥的时候。中国现在需要确保“发展安全”。

　　国内外的各种具体挑战太多了，我不是专家，说不了。就我相对有些了解的范围内，中国的教育是非常失败的，从长期效果来看，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其中一个突出的后遗症是，人们的思维缺乏理性，缺乏反思能力，习惯于混乱观念和偏见，喜欢浮华偏激话语，往往把一己之私当成思想立场，很少看到责任心，不尊重真理，经常亵渎伟人和英雄，这些现象充满网络、电视、报纸以及图书。

　　这些表明的不仅仅是所谓庸俗，而且是缺乏思维能力，是精神无能。对于一个民族，这是非常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