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隐蔽的强制阅读

　　刘洪波

　　山东省教育厅禁止全文推荐《三字经》、《弟子规》、《神童诗》等传统读物，引起了质疑。

　　禁令无人喝彩，但质疑者的文化立场并不相同，有对传统蒙学读物在中小学推广持反对意见者，也有对此乐观其成者。但无论如何，反对禁令的声音是压倒性的。

　　不赞同在中小学推广传统蒙学读物者，更反对行政权力以为掌握了是非标准的自以为是；赞同传统蒙学读物进课堂者，反对的是禁令使蒙学读物不能全面地被学习。两者看似相当，主旨并不相同。前者是对权力的警惕，后者是对传统的维护。

　　现代国民教育，概言之要“成人”。但何为成人，何为不成人，成为怎样的人，操持者是国家，而决定者在民众。教育的成人目标，实际上也就是国家所设定的公民标准。但国家设定的公民标准，是由国家或具体来说由国家权力的掌握者制定，还是由民众对国家的定义和对人的发展的认识而定，可能形成很大的区别。近些年来，教育问题一直纠结，根本在此。

　　谈论教育的人们，既愤怒于收费之重，也无奈于课业之重，还反感于教育内容的虚伪空洞或价值颠倒。这三种困境，不能说完全没有联系，但仍属不同问题。收费重，是国民支付的教育成本问题；课业重，是教育实施的方法问题；而教育内容的虚假空洞或价值颠倒，涉及的才是国家应当通过教育使学生成长为怎样的人的问题。

　　《三字经》之类，既被列入中小学推荐读物，表明在教育主管部门，也就是国家教育权力的实施者看来，强制性阅读此类读物是必要的。同时，禁止全文推荐，又表明教育权力的实施者看来，强制性地进行部分阅读是必要的。一个禁令，引出的是两个强制性，一个强制是阅读的强制，另一个强制是不得全面阅读的强制。两个强制结合起来才构成了权力的全部，分辨两个强制才能更加明确地看到权力的强力介入。

　　强制不得全面阅读，正在受到各种文化立场的人的共同抨击。而强制阅读的问题，则悄然被放过了。显然，在强制阅读这个问题上，不同文化立场的人会产生分歧，形成赞成强制阅读与反对强制阅读两种态度。在反对强制不许全面阅读的共同声音之下，那个带有分歧的部分被隐蔽起来，未得讨论。

　　其实，中小学是否要强制阅读《三字经》之类读物，是更为根本的问题，然后才是阅读是否应该全面。当所有人都去反对禁止全面阅读的命令时，放过是否应当强制阅读，实际上就做了一个“是该全面读还是部分读”的选择题，而先在的选择“强制读”则几乎暗度陈仓地成了默认状态。

　　我并不认为《三字经》之类读物就一定不可以被设定为课堂内容，被强制阅读，但认为这应当是一个交予公众讨论的问题。教育主管机关固然有权设定课堂内容，但国家的教育方向、“成人”标准，根本上应当在民众手中，而不是权力机关自便决定。读经、不读经，读《三字经》、不读《三字经》，经过公众讨论并决定，都不是问题，而不经讨论而悄然强制于课堂，则是问题。自便下令禁止全面阅读的强制令，固然要反对；但尤其要反对的是悄无声息地强制阅读。

　　传统文化纳入课堂，大概很少有人反对。然而传统文化以何种方式进入课堂，教育对“成人”有何总体设定，现代公民养成训练是否受到重视，《三字经》之类在教育中置于何种地位，一系列问题，都应得到讨论。传统蒙学的强制推荐，意在使学生扩大视野，了解传统，还是建立基本价值，形成认知“根器”？

　　传统当然有其价值。中国传统缺乏有公益的价值、责任的价值、同情的价值、群体的价值，同时也缺乏自由的价值、权利的价值、理性的价值、个体的价值。不能说中国传统没有发育出科学和民主，就一无所是。在科学精神与社会民主之外，还有人生的开展问题，还有文化和心理上安身的问题，还有个人精神空间选择的问题，还有观察世界的多种可能性是否存在的问题……多样性、丰富性总是有价值的，根系多元总是好的，单一总是有缺憾的。然而，另一个问题是，选择总是比强制好，未经公众讨论的强制则更是权力的蛮横。权力的正误表上，无论写着什么字样，最深处的源头必是迫使人们顺遂自己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