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是一种品质

　　撰稿·马莅骊

　　毕竟没有辜负万众的期待，《让子弹飞》毫无悬念地成为2010年国产电影里最好看的一部，也是最好的一部——而且，没有之一。

　　在寒风凛冽的12月，舆论跟票房一样变得不冷静——姜文的时代到了，这激昂的宣告声在年末大片的重重包围中响彻各个论坛和报端。我对时代一说素来慢半拍，但是走出影院的那一刻，突然发现有两件事是我观影前未曾料到的：一件是这场电影居然让我看得如此愉快和投入，这是几年来都不曾有过的感觉；第二件没想到的事是姜导演居然这么诚意，用张麻子的话来讲，便是那句：“站直了，还把钱挣了。”

　　诚意是近些年中国电影最缺乏的品质，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些曾经的大导演或锲而不舍地追求所谓的形式主义，或孜孜不倦地沉浸在自我的文艺小情怀中，或把电影票房作为最大的投机市场；我们也习惯了在每次被国产大片忽悠进电影院后，总要循例骂骂咧咧一番。然而，这次总算有了破例。

　　过去看姜文，不论是作为演员还是导演，总觉得他和张麻子一样，过于“霸气外露”。不管演什么角色，你总能在角色的层层叠叠之后，发现那单属姜文的筋骨和傲气。自我太强大而又不懂得低调的人，注定不能成为一个真正令人信服的演员，至少不能成为一名万金油似的演员；但是，这个品质被移到导演的身份上，却非常合适。

　　姜文说，并非只有《阳光灿烂的日子》才具自传色彩，每部戏里都有他的影子。这话是对的。张麻子虽然是姜文的理想中的人物，但这个角色根本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也只有他可以演绎出那份豪情跟霸气。他又说，其实《让子弹飞》是他早就想拍的了，不过先拍了《太阳照常升起》而已——他这么说，或者有几分为两部戏截然不同的市场命运辩解的味道；但却值得商榷。人的成长和作品的成熟一样，都逃不过时间的积淀——这就像金庸一定是先写《书剑恩仇录》，再写《天龙八部》，最后才能到《鹿鼎记》；我们总要先读到那个中规中矩的陈家洛，再遇着落寞悲情的乔峰，最后才是那个不成方圆的韦小宝。虽然只是三年，虽然《子弹》和《太阳》是两部完全不同风格的作品，前者却比后者要优秀得多。技法的应用和纯熟暂且不论，最难得的是姜文终于抛却了他之前作为演员和导演甚至作为一个人的那种身份的孤傲感，开始关注世界本身而不是那个自我投射的世界。

　　子弹的故事发生在1920年，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里，鹅城的五十一任贪官已经把苛捐杂税收到了九十年后，也就是我们生活的2010年；电影的最后，远行的马拉火车里传出“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的话声，一时叫人虚实难辨。

　　我们本来可以把电影作为一个黑色幽默版的侠盗罗宾汉故事来看，但戏里姜文忍不住地两次严肃“剧透”。一次是对着葛优演的汤师爷，张麻子追忆了当年追随松坡将军的少年情怀；另一次是对着周润发演的黄四郎，说，钱对我不重要，你对我也不重要，没有你对我才重要。我琢磨了半日，才咂摸出内里的革命者心声……张麻子是个“站直”的革命者，豪情万丈并且漂漂亮亮地打了一仗，但却依旧是一个生不逢时、无奈受限的悲剧人物。悲剧不是指人的遭遇和命运，而是人性和理想在世间的挣扎。

　　如今，已经少有人再说百年前秋瑾或夏瑜们的革命理想了，也少有人在我们无暇自怜的生活里对着我们说“可怜可怜”；而姜文的这两次严肃，在时下解构一切的后现代文化里，终究是显得可贵的。不论这种严肃，是出于一个中年人对社会真实的关怀，抑或仅仅是他少年时代的英雄情结和理想主义的延续。

　　杨德昌说：年轻是一种品质，而不是数量，一旦拥有就不会失去。

　　我深信理想也是一种品质，尽管常常受到现实的磨砺和时间的考验。在这个年关将至的时刻，我真心希望这种品质可以在姜文的电影里一直延续下去，而我更希望的是，这种品质可以在所有的弱势人群中永远保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