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 摄影_邵欣

贺卫方 摄影_大食

于建嵘 摄影_刘浚

吴思 摄影_杨子

　　茅于轼：更多的竞争，更少的管制

　　中国延续了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模式能否持续呢？茅于轼的观点是，需要改变。中国需要的是公平竞争，资源要靠市场来完成配置，要取消经济特权，取消垄断。

　　南都周刊记者_ 齐介仑

　　中国模式再思考

　　Q:2010年过去了，在这过去的一年乃至过去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可谓一枝独秀，你如何评价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A:过去的这一年，总体来讲，经济增长是很高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按照购买力计算，中国财富增长超过了16倍，人均收入增长也已经超过10倍，大概是12倍，现在，一个普通市民一个月的消费总额相当于过去的一年，这个成绩是非常了不起的。

　　虽然经济增长比较高，但从国际比较来看，差距很大，中国人均收入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只有美国的几十分之一，要赶上日本和美国，我们的人均财富还要再增长十倍以上，这个增长空间从哪里来呢？

　　Q:你认为2011年乃至今后十年，中国的经济还能以现在的模式与速度持续发展下去吗？

　　A:这个问题大家比较关心，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能不能持续下去？最近几个月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中国经济模式，它是市场经济，但政府掌握了大量资源，成功不成功呢？当然是成功的。我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专门论述中国模式为什么能够成功。

　　我去过印度和菲律宾，几十年来，他们一直电力供应不足而且无法解决，中国从来就没有这个困扰。中国电力增长了几十倍，总体看来，电力与经济增长基本保持了同步，可印度菲律宾这些国家到现在还是不行，短时间内也很难解决掉，他们靠的是市场，我们靠的是政府行政力量。

　　但这种模式能否持续呢？我的观点是，需要改变。改革之初中国经济起点是非常低的，农民吃不饱，政府能给他个吃饱饭的工作他就感激不尽了。改革开放之后，进城农民不但能打工能吃饱，每个月还能剩下几百块钱，苦的累的脏的危险的工作都愿意干，而且很满意。现在不同了，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很多是80后，没挨过饿，政府只让他吃饱饭是远远不够了。另外，以前缺少基础设施，现在不但不缺而且过了头，不少高速公路修了很长时间没车走，没什么车流量，高铁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诊断未来发展

　　Q:新的一年或十年，中国经济最有可能的变化是哪些？

　　A:未来十年将有下面三桩大事：第一桩，房地产泡沫破裂，这是最大的危险，一旦泡沫破裂，后果非常糟糕；第二桩，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政府应下决心加快人民币升值，对人对己都有利。如果能挺过去也还可以，但这个事挺不过去，越挺越糟糕，所以必须得升值，而且得早升；第三桩，通货膨胀问题，要赶紧想办法，办法有很多，但没有决心是不行的，治理通货膨胀就是痛苦两个字。

　　Q:你觉得今后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当怎么改革呢？

　　A:现在中国需要的是公平竞争，资源要靠市场来完成配置，要取消经济特权，取消垄断，取消政府对土地和资本的控制，让两者能够在市场上自由流转。土地和资本是最重要的两个资源，应当市场化，任何人任何企业不能有特权，要公平竞争，要守法，谁也不能在法律之外活动。

　　老百姓可投资的项目太少了，除了黄金就是房子，买房子挣得多，可泡沫一旦破裂就倒霉了。项目如何变多呢？我觉得，首先要改变目前金融市场状况，让老百姓除了买房之外还能有其他投资门类。现在存在银行里的钱只能靠利息保值，可现在的利率跟不上通货膨胀，让大家干瞪眼受损失。如果有机会买金融资产尤其外国金融资产，再怎么通胀都不怕了，金融资产是随着通胀起落的。现在冰岛希腊比利时都出现经济问题了，他们的金融资产很便宜，应该出手。

　　Q:在社会治理方面，你有怎样的期待？

　　A:如果社会暴力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这怎么治理呢？讲理的社会才是好治理的，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嘛，一回讨论通不过第二回继续讨论，反正不能动武，讲理讲到底，理还是存在的。

　　茅于轼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贺卫方：将权力都纳入宪法管辖

　　南都周刊记者_齐介仑

　　Q:对新的一年乃至十年的中国社会，你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A:回顾21世纪头十年的中国法治，成绩方面，私有财产保护入宪，物权法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行，死刑逐渐有限制的趋势，这都是重要进展。2003年由孙志刚之死引发的收容遣送制度之废止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由于互联网空间的扩张，一些案件受到广泛关注，国人“围观”审判，思考法治，权利以及法律意识都有了很大提升。

　　展望未来，在法治的意识形态上需要有大的突破。将所有权力都纳入宪法和法律的管辖之下，确保任何组织和个人遵守宪法是一个基本的目标。一种富有权威和活力的违宪审查机制也是法治与宪政的“急所”。

　　官员财产公开亟待实现。从人事和财政上确保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与此同时，确保下级法院独立于上级法院，这应该是困难不大、收益良多的举措。死刑罪名大规模减少，只适用于极端暴力和恶性的犯罪。由于司法渐趋公正，绝大多数纠纷都能得到公正解决，上访人数大规模减少，“维稳”上的投入每年递减。

　　贺卫方

　　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于建嵘：期待建立公平规则

　　南都周刊记者_齐介仑

　　Q:对新的一年乃至十年的中国社会，你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A:一个社会要让公民有安全感，比如房子不会被强拆掉。我最大的期望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起公平公正的社会规则，这一点首先要通过民主法治的建设来完成。我认为，在法治精神里，最重要的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护，要让法律真正起到保护这种基本规则的作用。

　　其次，我希望社会规则的建立能够在博弈中间获得突破性发展，在基本规则的建立上能达成更多共识。很多公共知识分子甚至一些普通民众，在为规则的建立呼吁奔走着，微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民间力量的扩大以及新技术手段如微博等的发展让人欣喜，它或许能带来一些变化，当然期望与现实之间，或许会有不小的差距。

　　于建嵘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吴思：希望不用上访

　　Q:对新的一年乃至十年的中国社会，你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A:最近几年，我觉得做得比较好的，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另外就是取消了农业税，提高了种粮补贴，在农村真正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这都是非常大的动作，农民们感觉极好。社会保障体系也在城市扩展，城乡一体化步伐在加快，这件事德国时任宰相俾斯麦曾干过，德国社保体系迄今还是在俾斯麦方案基础之上完善的。

　　对未来，我希望在官民发生冲突时，能够顺应老百姓维权诉求，主动降低老百姓维权成本。这得靠人大代表和司法渠道来解决，不应该靠上访。第一，地方的司法系统要管用，老百姓不用上访就能在当地把问题解决掉。如果本地不能寻求公正，他可以找上一级法院，所谓二审，如果这两道关做到公正，大体上就行了。干嘛还上访啊？

　　第二，人大代表要有能力有精力有财力去替老百姓打抱不平，这样，人大代表不就能替老百姓上访了吗？不就可以替老百姓向政府讨公道了吗？否则，老百姓感觉在当地没戏了，就只能上访。

　　吴思

　　著名作家、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