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家姐妹病房里的春节
对钟家姐妹来说,有春节,却没有家。2011年,血拆事件是否还会继续,她们没有答案。但是自焚的惨重代价,她们不想再看到有人承受。
南都周刊记者_ 周鹏
两位裸露着上身的女病人,静静躺在解放军第304医院五楼的一间病房里,大面积烧伤后留下的暗红色皮肤下,新生的肌肉横七竖八彼此牵扯着,连她们的女性特征都难以辨认。旁边,两位年轻女孩默默为她们按摩身体,另一位女孩不时将剥好的桔子送进她们口中。
五个女人,一脸的悲戚。这五个女人,向中国展示了血拆的残暴——她们是“宜黄自焚事件”的主角。
躺在病床上的是钟家母亲罗志凤和女儿钟如琴。三个月前,她们把自己烧成火球,试图阻止暴力拆迁。在旁陪护的女孩则是罗志凤的另外三个女儿:钟如翠、钟如凤和钟如九。
除了患有肺病的大哥钟如满在家养病外,钟家姐妹与兄弟钟如奎、钟如田现在都在北京照看病人,他们住在离医院不到十分钟车程的一套小区公寓里,宜黄县政府承担钟家全部医疗费用和生活开支。
12月17日,钟如奎和钟如田乘火车回到家乡,他们临时回去修葺早前被大水冲坏的父亲坟墓。这两位身材壮实的汉子白天忙完坟头的活,晚上就住县城的小旅店。36岁的钟如奎说,家人自焚的场景已经刻在脑子里,对那栋一砖一瓦修筑的家,他现在不愿再见。然而,留守北京的钟家姐妹却无法回避医院病床上的母亲和姐妹。
仅有的希望
虽然病情已得到控制,但重度烧伤的后遗症——从烧伤皮肤下传出的瘙痒,正无休止地折磨着罗志凤和钟如琴。如果没人帮助,她们几乎无法伸手去挠。她们常常光着身子躺在病床上,皮肤跟床单的摩擦能稍微缓解一点痛苦。医院的探视时间里,病房外不时有陌生人走过,但她们已经顾忌不上害羞了。
上个月刚满31岁的钟如琴原是南昌市一家鲜花店的店员,她在几年前外出旅游时曾拍下过一张长发披肩、面带微笑站在湖岸边的照片,那时的她有着年轻秀丽的容颜。不久前,她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现在的模样,之后长时间盯着某个地方一言不发,眼里满是虚无。
钟如九记得,在钟如琴照完镜子后的夜里,姐姐曾躲在病房卫生间里痛哭不止。她后来跟妹妹说,自己已经没有未来了。姐妹们总是不停地跟钟如琴说话,搀扶她在过道里散步,她们都害怕不愿再照镜子的钟如琴从此失去了生存的意念。
时间飞逝,转眼春节已经在即。对钟家姐妹来说,原本象征着合家团聚的春节,她们却只看到了凄凉。
像所有中国家庭一样,钟家原本把春节团聚看成天大的事。年三十之前,无论身在何处,家庭成员都会赶回家里,在酒菜香味和鞭炮声中辞旧迎新。亲人团聚的时刻,是抚慰他们一年辛劳的最好良药。但现在,她们用生命保护的家里空无一人,北京的病房和公寓寄存着她们对春节仅有的希望。
最近,大姐钟如翠正在计划一件大事,她打算春节时做一桌家乡风味的年夜饭,把母亲和妹妹接回公寓里一起过个节。罗志凤非常期待这个计划能够实现,她认为这能为钟如琴排解些许的痛苦。这位不识字的老妇人曾经对那些前来强拆的人发誓说,自己宁愿不要命也要保护房子。她说到做到了,但没想到女儿也把自己烧成了火球。
“我唯一后悔的就是这件事害了女儿。”罗志凤坐在轮椅上,神色黯然。她知道,女儿未来的人生会遭受到无止境的身心折磨。在付出惨痛代价后,这位母亲反而不在乎她曾经拼死捍卫的家了。她说,孩子们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北京冬天里难得的温暖阳光照在罗志凤身上。但没多久,她就让钟如翠把轮椅推到阴暗处。她不能长时间晒太阳,否则烧伤部位就会痒得难以忍受。在给母亲蜷曲的手掌涂抹膏药时,钟如翠说了一串她过年时想做的菜:鸭子汤、红烧鱼、蒸排骨……罗志凤接连说“好,好”。
此时,钟如琴已被扶到楼下一间治疗房治疗,整个身子都涂满了稀泥般的膏药,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药水味。钟如凤和钟如九站在一旁,小声跟姐姐说着话,钟如琴安静地听着妹妹说春节团聚的安排,偶尔会轻微点头回应一下。看得出,她也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不想有人再走我们的老路”
“宜黄自焚案”之前,钟家姐妹只是一个贫寒之家的普通女孩,一家人都没有受过完整教育,学历最高的钟如九,也只有初中文化。提早告别校园后,她们一度在自家菜园种菜、经营夜宵小摊贴补家用。20岁左右,她们陆续到沿海电子工厂打工,在流水线和工厂宿舍里度过数年时光。2005年前后,她们汇聚到了南昌市,成为这座省会城市鲜花店、服装店、瑜伽馆里的普通店员。这些乐观的女孩曾经相信,依靠奋斗她们会越来越接近藏在内心的人生梦想——钟如翠梦想开一家瑜伽馆,钟如琴希望开一家花店,而钟如凤和钟如九则希望一起开家服装店。
逛超市,在街边吃几串烧烤,偶尔去看场电影,是这几位女孩最喜欢的事;每当湖南卫视的娱乐节目播出时,她们都会准时坐在电视前;她们还有一台掉了个按键的笔记本电脑,但几乎只被用于网络聊天和玩“偷菜”游戏;除了《再苦也要笑一笑》这样的励志书外,她们平时几乎不看报纸。城里人关心的那些社会“大事”,她们曾经以为跟自己没多大关系。但强拆事件的发生,在她们的命运中写下了不可或缺的注脚,也彻底改变了她们的内心世界。
只有小学文化的钟如翠说,在遭遇到强拆这样的灾难时,人就像野草一样,随时可能会被侮辱践踏。“除了哭喊甚至自焚之外,我们毫无办法。”对于在2011年强拆事件是否还会继续上演,她们的心里都充满了忐忑。
钟如翠最近正在看一本名叫《房屋拆迁纠纷锦囊》的书,她觉得,了解一些法律知识会对自己有用。不过联系到家庭的遭遇,她常常产生疑惑:“书上说的那些道理,怎么现实里都没用呢?”
2010年12月15日,国务院公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稿)》,称将取消现行地方政府自行掌握的强制拆迁制度,改由政府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强拆。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说,如果不改变县级、中级法院脱离地方行政部门在人、财、物上的控制,暴力强拆事件未来依然难以消失。
和于建嵘一样,钟家姐妹也不相信暴力拆迁会消失。“以前就出台过不允许野蛮拆迁的文件,但这样的事现在反而越来越多了。”钟如翠指的文件是在2004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控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严格拆迁管理的通知》,里面明确规定:“严禁野蛮拆迁、违规拆迁,严禁采取停水、停电、停气、停暖、阻断交通等手段,强迫被拆迁居民搬迁。”
六年后,这一纸通知丝毫未能保护到她们的家人。
两个多月前,有网友搜集近年来发生的众多强拆事件后绘制出了一张“中国血房地图”,地图上标注的暴力强拆事件多达82起,地点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就在12月初,又有一位面临强拆之灾的青岛市民在微博上留下了一封打算以死相拼的遗书,这让钟家姐妹揪心不已。
钟如翠在个人微博上多次转发了这位绝望市民的留言,劝他一定要珍惜生命。“真的不想再看到有人再走我们家的老路。”钟如九说,那样的代价太沉重了。
梦想开一家花店
到北京后的两个多月里,不时有各式各样的热心人士来医院探视,这是钟家姐妹们最欣慰的时刻,能暂时吹开笼罩在这个家庭上的层层愁云。但人们离开后,灰暗情绪又会重新聚拢。最近一个月,去探视钟家的人已经日益稀少。
“真的,我们对未来很沮丧。”钟如九认为,她们姐妹未来很难逃离这样的情绪。尽管北京公寓有着足够多的房间,但她和姐姐们每晚都挤在一张大床上入睡,只有这样才能让她们熬过不时哭泣的夜晚。
接触过她们的人都认为,这几个女孩除了伤痛之外,思想上正在发生变化。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每天晚上钟如九都会花上一两个小时呆在电脑前,浏览新闻、上微博和关注者交流。“我很感谢互联网,它让我开阔了眼界。”钟如九觉得,自己跟姐姐们以前一直生活在很小的世界里。现在她在微博上关注的800多位对象中,除了普通人,还有大量的记者、律师和公众人物。她们三姐妹现在跟别人交流时,不时会提到“公民”、“草根”、“法律”这样的字眼。“我们以前认为这些离自己很遥远,但现在明白,不关心它们的话,人就会变得软弱。”钟如九说。
钟如九的微博上现在已不再只有对母亲和姐姐病情的介绍,还频频出现关于强拆、尘肺病农民工等新闻的转帖,并对遭受不幸的人表达安慰之情。她相信,这样做对那些人可能会有帮助。不久前,她在微博上留下了这样的句子:“我相信在草根的不断努力和觉醒中,生活会越来越美好的。”
2010年12月4日早晨,她们三姐妹姐顶着寒风坐车去雍和宫烧了一炷香,之前有位热心人跟她们说在那里祈愿很灵。钟如九用“冥冥中也有神灵在保佑我们”来解释那些她觉得不可思议的遭遇。祈愿时,她希望妈妈和姐姐能少受痛苦的折磨,早日康复。
对于新的一年,除了陪护病人,这三姐妹完全没有头绪。或许在更远的未来,她们会开一间花店——那是钟如琴曾经的梦想。
钟家姐妹
钟如琴、钟如九、钟如翠、钟如凤,2010年9月10日江西宜黄暴力拆迁致自焚事件的受害者和家属。
旭日阳刚:像驾照还没拿到,就被推进了飞机驾驶舱
南都周刊记者_ 周鹏
“现在每天晚上十二点以后睡,早晨六七点钟就得起床,整天都在不停排练、不停接电话,一天就吃一两顿饭。”2010年12月27日早上,电话那头的王旭,声音低沉。这位最近互联网上最受欢迎的44岁歌手,与29岁的搭档刘刚一起,刚接受完一轮媒体的轰炸,正匆匆赶车外出。出发前喝的几口凉水,就是他们这一天的早餐。最近一个多月,他们几乎每天都在这样的忙碌中度过。
三个月前,王旭和刘刚组成的草根歌手组合“旭日阳刚”,因为唱响农民工版《春天里》,摇身变为了网络红人。那时,来自河南的王旭在北京一家医药公司做仓库管理员,而刘旭则是一位街头歌手,依靠一把吉他在北京地下通道里唱歌挣钱。
出名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第一次坐上了飞机、第一次住上了酒店,经常被邀请参加各种活动,有时还能从活动举办方那里得到一些车马费。最近,他们都搬离了曾经的蜗居,与别人合租住进条件更好的公寓。不过,王旭搬家的原因是他原先租住的房子被拆迁了,而刘刚则是为了躲避络绎不绝的媒体记者和陌生朋友。
在外人眼里,“旭日阳刚”成名后最大的变化是衣着变得更有现代气息了,他们穿着印上一长串英文的茄克和有很多口袋的休闲裤,有时还带着深色棒球帽,在各种场合出现。
朋友黎冬说,“旭日阳刚”不再像以往那么自由了。“他们的时间都花在排练节目和接受媒体采访上,跟朋友交往的时间比以前少,酒也没时间喝了。”黎冬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旭日阳刚”经纪人的角色,负责他们的活动接洽、媒体采访等事宜。他甚至已经在构思明年通过网络为“旭日阳刚”征集原创歌曲的计划——总是翻唱别人的歌,被黎冬看成是这个草根乐队最大的危机。“从事商业演出是他们未来的出路,但没有原创歌曲,他们将会面临版权风险。”黎冬说。
现在,“旭日阳刚”甚至对获得的名利有一种本能的恐惧,认为这不属于他们。“就像连汽车驾照都没拿到,就被人推进了飞机驾驶舱。”王旭说,他感觉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推着他们往前走,但不知道这股力量会不会像当初突然涌现一样,也会突然消失。实际上,王旭至今未从公司辞职。他说自己也许有一天还会回去管理仓库,而刘刚也不会无法忍受再次成为街头歌手的落差。
但很明显,这两位草根歌手希望能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为保护嗓子,王旭匆匆结束了与记者的对话。不久后,他要跟刘刚参加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栏目的比赛彩排。如果能在这个栏目里取得好成绩,他们也许就有机会站在2011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这是他们2011年最大的梦想。
2010年12月27日,央视《我要上春晚》栏目年度总冠军网友投票截止,被评为年度网络人气王的“旭日阳刚”直接获得了2011年央视春节晚会的“直通入场券”。对此,王旭难掩激动:“像做梦一样,梦想成真。”
旭日阳刚
由草根歌手组成的音乐组合,吉他手刘刚,主唱王旭。2010年因为唱响“农民工”版《春天里》,受到不少网友和音乐人的追捧,从而摇身变成网络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