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内地对代孕产子的需求庞大，香港应容许商业“代母”在香港经营，打造“代母港”。

　　中国内地有不少“黑代母公司”暗中提供产子服务

　　香港热议“代孕生子”

　　特约记者 戴平 发自香港

　　香港第二大富豪、地产商恒基兆业集团创办人李兆基，多年来一直以没有男孙为憾。日前，李兆基长子李家杰为圆父亲心愿，特地在美国找人代孕诞下了三名男婴，一时成为全港热话。

　　然而，这种代孕的做法，也在香港社会引起了一场争议。

　　富豪重金求孙

　　“谢谢你们关心，我很快就会公布消息！”2010年10月初，香港恒基地产创办人李兆基突然变成“李四万”，见人就眉开眼笑。原来，早在一个多月前，香港上层社会已开始流传李家添丁的消息，不少富豪朋友纷纷恭贺他终于抱得男孙，而李兆基也一一欣然答谢，还表示稍后会设宴庆祝。

　　不过，引起众人议论纷纷的是，李兆基这次一下子有了三个男孙，不是已结婚的次子李家诚生子，而是未婚的长子李家杰。

　　恒基地产副主席李家杰今年47岁，是全港著名超级“钻石王老五”。据了解，一向孝顺的李家杰见年事已高的父亲一直想有男孙，决定去美国找人代孕，用高科技手段一次诞下三名男婴。

　　李家杰虽然未公开提及代孕的细节，但据可靠消息透露，此次提供卵子的精英代孕妈妈经过精挑细选：她来自中国内地，出生于高干家庭，资质聪颖、体格强健，与李家杰可谓“天作之合”。

　　由于医生多数会摆放多于一粒的胚胎于母体中以确保成孕，李家杰这次索性选择一次生三个，还指定要男婴，以卸除延续香火的压力。

　　李兆基喜抱三胞孙的消息曝光后，在香港社会掀起一股讨论代孕产子的热潮。

　　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数字显示，现在香港每六对夫妇中，就有一对面临不孕问题，人数有逐年递增趋势。于是，代孕产子在现今香港社会已愈见普遍，很多当地名人也坦然承认，希望透过代孕妈妈的帮助，达成延续下一代的心愿。而最为人知的例子，是前立法会议员陆恭蕙。

　　49岁的陆恭蕙曾于1992年～2000年担任香港立法会议员。由于陆恭蕙无法生育，她在2005年与外籍男友何力勤借助一名华裔女性捐出的卵子，与何的精子体外受精，然后聘请一个白人代孕者在美国产下女儿。

　　陆恭蕙后来接受香港传媒访问时忆述，她第一次听到“代孕产子”这件事，便开始去找资料，结果发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这方面最先进。

　　“加州在代孕方面的法例和手续发展完善，法律保护父母及代孕者各方面的利益。从前的代孕妈妈因为同时是卵子的拥有人，在产子后未必愿意交出小孩。但现在，代孕者未必是捐卵者，与孩子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而且事前大家都签了合约，领取了法庭文件，可以避免日后出现争拗。”因此，她和何力勤决定到加州圆梦。目前，陆恭蕙的女儿已经五岁。

　　大陆代孕一条龙服务

　　近年来，中国大陆也有不少“黑代母公司”，暗中提供“一条龙”产子服务。其中的“香火代孕网”就颇具规模。

　　在该公司的网页上明码实价公布出各项收费，其中试管包生男婴的代孕套餐价为60万元人民币，若三次代孕失败，还承诺退款八成；而最便宜的人工体外受孕套餐，也索价20万，但不能选择婴儿性别。

　　曾有香港杂志的记者扮成顾客到这家母公司调查。该名记者形容，他刚一坐下，业务代理张小姐便不停向他推销超值套餐，吹嘘要产男或产女，要双胞、三胞或甚至龙凤胎等，代孕公司都可以做得到。

　　至于代孕者所生婴孩的身份问题，该公司也有各种途径去解决，其中包括直接到香港医院待产，届时婴孩一出世便可正式拿到香港的出世证明，这比在大陆办出生证明更简单，也不受超生法例限制。张小姐透露，港人一般都会安排代孕者到香港产子，而内地顾客则一半选择到香港生，另一半在内地待产。

　　代孕公司员工还介绍说，到香港产子好处多，“全程只花多六七万住院费。虽然出生证明母亲栏目是写代母名字，但父亲一栏可以随便写。而且代母事前会签好一份协议书，说好放弃与婴孩的关系，加上可以验DNA证明谁是真正的父母，所以问题不大。”她强调，一来日后代孕妈妈不知去哪里找寻孩子，二来到大陆找代孕者的客人都属“经济型”，不会有太多遗产等问题，所以不用太担心日后会有纠纷。

　　代孕的伦理争议

　　不过，有媒体质疑，此举可能涉嫌触犯香港的刑事法例，2000年底香港通过《人类生殖科技条例》，不鼓励市民寻找代孕妈妈，如果要找也必须经委托夫妇及代孕者三方同意，并经过至少两名医生辅导。其中也不能涉及商业利益，否则三方面都有可能须要负法律责任。一经定罪，最高罚款10万港元及监禁两年。

　　不过，为李家杰代言的恒基公关虽没有否认“买卵借肚”之说，但由始至终也没有亲口说过三人是由代孕者所生。李家杰更以个人身份向传媒发出一封声明，希望外界留一点私人空间给三胞胎，对谁是母亲只字不提。

　　但仅凭一封公开信无法平息风波。香港立法会议员林健锋建议，由于内地对代孕产子的需求庞大，香港可以将这种服务“发扬光大”，修改法例容许商业代母在香港经营，打造香港成为“代母港”。

　　此言论引起一片哗然。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表示，找代母为家族继后香灯，不单双方争夺婴儿僵持不下是问题，如果双方争相舍弃婴儿，所造成的伤害可能更大。他举了一个真实例子：

　　1983年，美国的马勒可夫先生及太太以1万美元为代价， 委托史迪华太太作为代母，诞下小男孩，但婴儿旋即被发现受到细菌严重感染，可能导致失明、失聪及弱智。孩子顿时成了双方互相推诿的皮球。最后，马勒可夫夫妇以离异收场；代孕一方原本想赚一笔钱，结果不单钱拿不到，还要为自己的家庭添上额外的包袱。

　　蔡子强说，这个案例，或许可以给那些急于要求放宽代母合法化的支持者来一记警钟。

　　香港《明报》发表社评文章指出，按香港法例规定，李家杰不可能成为三胞胎的父亲，但是三胞胎生在美国，香港法例管不到。港政在法例和现实面前，角色显得有些奇怪。

　　有关代母的规例是有实际效用的，可以让有需要者一尝为人父母的乐趣；然而，随着科技发展、社会演进和道德尺度因时而变，有关规例值得作进一步探讨。

　　香港律师梁永鉴也提醒有意代孕产子的人士，即使代母事前签署任何放弃承认身份的文件，若日后要“认子”，与儿子相认后并争取其拥有的财产，法律上也“绝对有讨论的空间”，这会对孩子日后继承的财产带来一定影响。